日前，美國拜登政府公布了總值約為2.3萬億美元的基建投資計劃，伴隨而來的還有讓市場擔憂的加稅方案。這看似一正一反的兩個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意味著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秩序出現動搖和削弱，我們所熟知的那個自由市場資本主義了已經漸行漸遠了。

一、從凱恩斯主義到新自由主義

40年之前，凱恩斯主義者主導著宏觀經濟的理論研究與政策制定。各國政府發現他們可以通過財政支出和稅收政策輕而易舉地創造充分就業，這一發現源自于在二戰期間采取的經濟試驗，戰爭使得該試驗成為必要，不過這一試驗也有意按照凱恩斯在其1936年出版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勾勒的經濟思路來設計。就像尼古拉斯·卡多爾寫的那樣，“保持穩定的高就業水平這一正式職責的出現是經濟思想方面的凱恩斯革命與二戰共同作用的結果。”

《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凱恩斯 著，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

可以認為，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包括美國在內的諸多發達國家經濟體都可以用凱恩斯主義的增長模式來描述。在這種良性循環的模式中，生產力的增長推動了工資的增長，而工資是需求增長的引擎，這促進了充分就業，并為投資提供了動力，從而推動了生產力的進一步增長。然而，在風光無限，登堂入室的過程中，凱恩斯主義者慢慢放棄了政府對社會不平等和社會開支的關注,凱恩斯學說被當成一個調控短期商業周期以避免經濟衰退和通貨膨脹的政府決策工具包。

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和滯脹擊破了這種信念,各國政府發現很難兼顧充分就業和低通脹，占主導地位的凱恩斯主義失去了信譽。面對嚴重的滯脹問題，80年代里根政府和撒切爾政府開始推行新自由主義( Neoliberalism)政策。作為一種經濟自由主義的回歸與復興形式，新自由主義迅速在西方世界中占據了主流話語權，世界進入了新自由主義增長模式的時代。

與凱恩斯增長模式相比，新自由主義增長模式在經濟政策方面帶來了三個關鍵變化，這些變化逐漸破壞了收入和需求的產生過程，造成了日益擴大的結構性需求不足。

首先，政策制定者放棄了充分就業的承諾，轉而將他們的注意力轉向了通脹。如果將1948-1969年視為凱恩斯充分就業政策的黃金時代，1970-1982年是石油危機引起的通脹肆虐以及勞工關系緊張的危機時期，1983年以后是通脹目標時期。那么可以發現，在危機階段之后，通脹水平持續走低，但失業率從來沒有回到其黃金時代的均值，而是被永久性地被抬高了。

其次，工人階層受到了來自各方面的沖擊，導致工資水平與生產率增長之間的聯系遭到弱化。一方面，在資本、勞動力、商品和服務全球自由流動的情形下，工人階層被裹挾進了國際競爭的洪流。另一方面，“小”政府和對勞動力市場靈活性的迷信削弱了對工會和勞動力市場的支持，最低工資、失業救濟、就業保護和雇員權利等政策不斷地受到沖擊。

最后，經濟金融化趨勢和金融市場的擴張加劇了工資停滯和收入不平等。金融市場通過實施公司股東價值最大化范式來控制公司，公司對把盈利回饋給股東的癡迷導致工資水平遭到擠壓，加上股權分布高度失衡，導致經濟擴張和股市上漲產生的大部分收入增長都被最上層1％的人所獲取，從而加劇了社會的貧富分化。

二、新自由主義神話及其破滅

20世紀80年代中期后，整個世界籠罩在一片高科技和全球化帶來的繁榮之中，進入了所謂的“大緩和”（Great Moderation）時期，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被奉為圭臬。就連公認的凱恩斯主義帶頭人克魯格曼，在2007年為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新版所作的序言中也認為,“要讓經濟再次運行所需要的只是一個相當小范圍的技術修復,因此,發達經濟體的大危機和大蕭條都只屬于過去”。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標志著“大緩和”時代的徹底終結。最初，主流經濟學家的預期是快速實現V型復蘇。當這一點未能實現時，人們的預期被下調至U型復蘇放緩。當這一點也未能實現時，人們開始談論“L”型復蘇，然后談論經濟長期停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說越來越被看成是資本主義增長出現問題的原因, 而非治愈問題的良方。

就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內部的觀點來區分，大致可以分為以芝加哥大學、斯坦福大學及共和黨人為核心的鷹派自由主義者和以麻省理工學院、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及奧巴馬-克林頓陣營為核心的鴿派自由主義者。

鷹派新自由主義者認為，危機根源在于美國房地產泡沫。他們聲稱泡沫源于過度延長的寬松貨幣政策加上政府出于政治動機干預住房市場。在貨幣政策方面，美聯儲在2001年經濟衰退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把利率推得太低。在房地產市場方面，政府通過《社區再投資法》以及對房利美和房地美進行干預，鼓勵人們入不敷出地擁有住房。

在貧富不平等問題上，鐵桿的新自由主義者將不平等的加劇解釋為技術進步的結果。因此，不平等加劇本身并不是一個經濟問題，也不反映經濟運行不良。相反，這是一個倫理問題和政治問題。

在解釋經濟停滯的問題上，新自由主義的鐵桿分子要么認為危機后的嚴格監管（如多德-弗蘭克法案）使經濟情況更加惡化，要么認為擴張性財政政策是無效的，而經濟停滯是未能“咬緊牙關”的結果。 

與之不同，鴿派新自由主義的觀點可以被稱為“市場失靈假說”，認為這場危機是由于過度的金融去監管和銀行內部不正當的激勵性薪酬結構造成的。金融機構激進的貸款行為催生了房地產泡沫，當泡沫破裂時，它引發了一場金融危機，加深了一場普通的衰退，將其轉變為“大衰退”，而利率零下限（ZLB）對貨幣政策的約束以及政治分歧對財政刺激政策的阻力等因素導致經濟沒有如預期般強勁反彈。

三、凱恩斯主義的“藥方”

凱恩斯主義者認為，危機根源于新自由主義經濟范式。上世紀80年代初向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轉變啟動了一個雙重過程。一方面，工資停滯不前和不平等加劇，推動了通貨緊縮，并慢慢破壞了總需求的形成過程。另一方面，通貨緊縮降低了利率，而經濟過度金融化則開創了資產價格通脹和長達三十余年的信貸泡沫時代。這增加了財富和寬松信貸的數量，從而解決了正在出現的需求短缺問題。每當經濟陷入困境時，美聯儲就會降低利率，重啟信貸泡沫和資產價格通脹機制，從而延緩了經濟結構調整的時間和固有矛盾的爆發，產生了“大緩和時代”的假象。 

2008年的金融危機使信貸泡沫戛然而止。政策制定者隨后利用紓困政策來解決金融體系的破產問題，并通過大規模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刺激來防止大衰退成為第二次大蕭條。由于沒有采取任何措施來改變新自由主義政策框架，因此無力扭轉工資停滯和收入不平等產生的結構性需求短缺。隨著有利的初始條件開始用盡，債務和資產價格通脹再也無法充分填補結構性需求缺口，使得經濟無法擺脫長期停滯的拖累，因為停滯是新自由主義經濟范式下的必然結局。

如果凱恩斯主義的觀點被接受，那么收入分配和需求短缺就成為中心問題。因此，解決辦法是用結構性的凱恩斯主義政策框架取代新自由主義政策框架。

形象地說，凱恩斯主義者開出的“藥方”是把工人階層從各種“枷鎖”中解放出來，同時把大公司和金融市場關進“監管的籠子”里。具體包括：以有管理的全球化取代無約束的全球化；恢復對充分就業的宏觀經濟政策承諾，改變貨幣政策使充分就業相對于通貨膨脹成為更為重要的政策目標；強化公共服務和金融監管；建立以工會為基礎的勞動力市場，使工人有更大的議價能力并獲得更高的工資份額。

新冠疫情暴發以來，全球經濟遭受巨大沖擊，世界進入了一個具有明顯凱恩斯主義特征的時代。許多經濟體正遭受總需求短缺，或者至少有需求短缺的傾向。“經濟長期停滯”這一概念的復興也體現了這一點，這一概念在上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很受歡迎，但在20世紀50年代隨著戰后的繁榮和類似蕭條的狀況不再出現而逐漸消失。

凱恩斯主義的另一個時代特征是宏觀經濟政策的輪回。相機抉擇的反周期財政政策又回來了，這一點在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中再次得到廣泛認同，他們認為財政刺激措施在應對衰退方面的價值至關重要，盡管何時、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有效仍存在爭議。這與先前的情況形成了鮮明對比，當時主流的共識是，相機抉擇的反周期財政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無效的。

四、拜登基建和稅改計劃雙管齊下

“生活在現實中的人，通常自認為能夠完全免除于知識的影響，其實往往都還是某些已故經濟學家的奴隸。”凱恩斯的這段話，用在當下國際社會高度關注的拜登政府刺激政策上，真是再恰當不過了。

北京時間4月1日，美國總統拜登在其競選的起始地匹茲堡發表演講，正式宣布了《美國就業計劃》和《美國制造公司稅收計劃》。拜登提出將在未來8年時間完成總額逾2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投資，并將通過提高公司稅率的方式在未來15年內增加聯邦政府收入約2萬億美元，這部分稅收基本覆蓋了基建的支出規模。拜登還表示將在未來繼續推出《美國家庭計劃》，預計將側重于在教育和兒童護理等領域加大支出規模，該部分將通過個人所得稅改革為其提供融資支持，主要側重于對富人進行征稅。

不難看出，拜登政府出臺的刺激政策帶有濃厚的凱恩斯主義色彩。

從政策力度來看，拜登此輪刺激計劃是1933年羅斯福新政和1956年《聯邦援助高速公路法案》以來美國最大的財政刺激計劃，表明拜登政府的財政思維已發生改變，“寬財政”成為經濟政策主基調，這將完整地詮釋通過政府支出解決經濟蕭條的凱恩斯主義思想。

從政策取向來看，除了旨在改善美國的基礎設施水平、提高潛在生產率外，提升勞動力市場和創造高質量、平等的工作機會成為政策重點。根據計劃，拜登政府將動用1000 億美元投資于勞動力發展，包括：為無故失業的工人提供全面職業服務；確保所有工人都有自由和公平的選擇加入工會，提升其與雇主集體談判的能力；提高最低時薪至15美元，同時加強勞工執法機構的能力，保護工資和福利等。

在政府稅收方面，拜登政府的就業計劃和稅改中多處著眼縮小貧富差距，促進社會公平。參考稅收公平組織（Tax justice now）基于拜登競選提案的計算，拜登未來可能把美國最富有0.1%的人的個人所得稅平均稅率從當前的21.3%提高至25.9%，最富有0.01%的人的個稅稅率從當前的22%提高至29.1%。拜登這樣做的目標不僅僅是為了幫助基建融資，更重要的是旨在解決美國貧富分化的深層次矛盾問題。

在歷史進程中來看，1926年，凱恩斯發表了《自由放任主義的終結》一文，指出政府有責任維持充分就業，并進行增長所必需的投資。50年后，絕大多數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在遺棄凱恩斯學說的同時,也放棄了對積極干預型政府的需要,他們以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自我調節能自動實現均衡。百年之后，拜登政府出臺了規模空前的刺激政策，凱恩斯主義和國家干預主義的需求經濟學卷土重來。處于當前這樣一個社會激蕩的歷史時期，再次回顧喬姆斯基曾經對市場經濟做出的論斷無疑是非常有益的：“只有那些肆意違反公認的自由市場原則的國家才能真正建立起市場經濟。自18世紀以來，政府干預……一直是一個慣例而不是……偶爾行為。”

（作者施東輝為復旦大學泛海國際金融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