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2月5日，上海大學全球問題研究院和上海大學全球治理中心邀請三位土耳其學者就新近出版的《懷念帝國：土耳其的新奧斯曼主義政治》（Nostalgia for the Empire: The Politics of Neo-Ottomanism）展開研討，借此機會向國內引介國際學界的研究成果和學者觀點。本文系座談整理稿。

主講人信息：

哈坎·雅烏茲（Hakan Yavuz）：美國猶他大學政治學系教授，代表作《土耳其伊斯蘭政治身份認同》（2003）、《戰爭和崩潰：一戰與奧斯曼帝國》（2016）、《土耳其7·15政變的緣由》（2018）、《懷念帝國：土耳其的新奧斯曼主義政治》（2020）；

烏穆特·烏澤爾（Umut Uzer）：土耳其伊斯坦布爾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部副教授，代表作《土耳其民族主義知識分子史》（2016）；

麥赫麥特·阿熱桑（Mehmet Arisan）：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大學政治學系教授，代表作《現代世界牛津百科全書：凱末爾主義》（2008）；

《懷念帝國：土耳其的新奧斯曼主義政治》

嚴天欽：歡迎大家齊聚一堂，對哈坎·雅烏茲（Hakan Yavuz）教授的新書《懷念帝國：土耳其的新奧斯曼主義政治》(Nostalgia for the Empire: The Politics of Neo-Ottomanism)展開討論。非常感謝上海大學全球問題研究院和上海大學全球治理中心對此次活動的支持，本次講座屬于上海大學愛德華·賽義德系列講座之一。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嚴天欽，來自四川大學外國語學院歐洲研究中心。

今天來參加新書研討的學者有土耳其伊斯坦布爾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部副教授烏穆特·烏澤爾（Umut Uzer）和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大學政治科學系教授麥赫麥特·阿熱桑（Mehmet Arisan），以及該書的作者哈坎·雅烏茲教授，雅烏茲教授在美國猶他大學政治學系任職，是國際知名的土耳其研究專家，他的研究方向主要涉及晚期奧斯曼帝國史、伊斯蘭運動、種族-宗教沖突等。

在土耳其當局日益強調帝國文化遺產的今天，《懷念帝國：土耳其新奧斯曼主義政治》一書對奧斯曼主義的歷史演變和土耳其民族身份認同的影響都做了細致的研究，是一部具有非常有學術價值的著作。現在，就讓我們開始討論這本著作！

烏穆特·烏澤爾：盡管奧斯曼帝國和現代土耳其共和國在文化層面存在較大分歧，但土耳其共和國是建立在奧斯曼帝國的社會機制和個人觀念基礎之上的。二者在意識形態層面有相似之處，如伊斯蘭主義和突厥主義在帝國時期和共和國建立之后均得以延續。然而，有一種思潮似乎消失了，那就是奧斯曼主義，它看似在現代土耳其已經毫無用武之地，尤其是在無法恢復奧斯曼帝國和君主制的背景下，但是為何變革后的奧斯曼主義觀念會在當下再次盛行呢？這也是這本書的主題為何如此有趣且重要的原因。

雅烏茲指出，現代土耳其共和國對奧斯曼帝國的情感依附是同對社會和國家的身份認同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這種依附是伊斯蘭身份認同的替代品，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奧斯曼主義就是伊斯蘭主義。實際上，在缺乏歷史真實的背景下，世俗主義者關于伊斯蘭主義的歷史敘事是與宗教復興主義者截然不同的，他們再造了一種觀點，即蘇丹阿卜杜拉·哈米德二世是與阿塔圖克相對立的英雄，這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后人對土耳其歷史的誤讀。

雅烏茲在書中不僅關注親伊斯蘭主義的正發黨，還關注土耳其的社會民主人士、左翼小說家、阿爾巴尼亞的希臘人，以及出生于塞爾維亞的知識分子等，并關注這些群體對奧斯曼帝國的看法，試圖從不同視角來理解現代土耳其人依舊著迷于奧斯曼帝國的原因。美國的土耳其研究多將土耳其置于中東背景之下來觀察，但雅烏茲從巴爾干的視角來理解奧斯曼帝國和現代土耳其，這是其獨到之處。這本書能使我們加深對土耳其保守的知識分子和保守大眾的了解，體味他們對帝國過往的惆悵和懷念。

該書的重要貢獻之一是引介了第一位女性宗教運動領導人——薩米哈·阿伊薇爾迪（Samiha Ayverdi），并深刻剖析了奧斯曼女性在傳統和現代之間的矛盾之處。阿伊薇爾迪不僅在私人讀書沙龍里推行有關保守主義的閱讀，也經常通過公共閱讀展開有關奧斯曼帝國事物的討論。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的伊斯坦布爾，阿伊薇爾迪表現得相當活躍，但當下熟知她的人并不多。

薩米哈·阿伊薇爾迪

另外，雅烏茲對亞赫亞·凱末爾·貝亞勒（Yahya Kemal Beyatli）和艾哈邁德·哈姆迪·唐伯納爾（Ahmad Hamdi Tanpinar）這兩位作家文學作品中的奧斯曼主義進行了探討，這確實能很好地說明問題，但我對他將現代作家奧爾罕·帕慕克與之放在一起進行討論表示質疑。貝亞勒和唐伯納爾經常在保守主義者之間搖擺，被視為保守的民族主義者，而帕慕克是將奧斯曼帝國作為小說的戲劇性背景的自由知識分子，況且他主張反對民族主義。

我還有一些看法和雅烏茲不太相同。首先，雅烏茲將凱末爾的統治描述為民族建構工程，認為土耳其不止是簡單模仿西方，土耳其的國家統治靈感也源于西方。我們理應認識到，阿塔圖克的目的是為了完成土耳其人的西化，而絕非是將他們徹底轉變成歐洲人。當然，這兩者之間的差異可忽略不計，但阿塔圖克希望通過科技進步走向現代文明，這并不是簡單的模仿或復制。其次，我認為土耳其并不存在“泥腿子土耳其人”（black Turk）和“白領土耳其人”（white Turk）對立的現象。除了總統自己稱自己為“泥腿子土耳其人”外，沒有任何一個群體這樣自稱。雖然有人將世俗化的、接受更高教育的人稱為“白領土耳其人”，但這一群體自身也沒有采用或接受這一稱謂。我認為這兩個稱謂更多是作為過去常用的一種標簽而存在，多為政治家或某一特定群體所采用。

這本書運用了建構主義理論對涉及土耳其國家身份認同和社會認同的問題進行分析。在國際關系理論中，建構主義意味著隨著外交決策者對國家認同、國家定位的轉變，外交行為也會隨之轉變，故而該書對土耳其的中東外交政策具有重要意義。盡管凱末爾主義依然是土耳其的國家觀念，但實際上當我們審視現代土耳其決策者的政治話語時，我們可以從中看到，政府外交政策發生了一個重大的轉變，尤其是針對中東國家的政治話語，逐漸具有伊斯蘭話語傾向。對此，可以通過建構主義對土耳其外交政策進行分析。

如雅烏茲所言，新奧斯曼主義不是回到帝國時期或者重建奧斯曼帝國，重要的是我們如何將這一觀念為我所用，將新奧斯曼主義作為社會伊斯蘭化的一種道德層面的存在，而不與國家政治世俗化的大方向相沖突，甚至可與其相輔相成，我認為這是新奧斯曼主義的主要目標。新奧斯曼主義具有一定功能，例如情感功能。對于眾多知識分子和大多數普通人而言，現代土耳其是一個領土面積不大的國家，當然和其鄰國保加利亞相比還是很大的，不過這都無法同15、16、17世紀奧斯曼帝國的鼎盛時期相提并論。在很多人眼中，領土狹小的現代土耳其是極其無聊乏味的，不如滿足個別人的大男子主義來得興趣盎然，也就是對奧斯曼帝國往日繁榮的向往使得個體能夠得到某種情感滿足，這正是奧斯曼主義的情感功能。此外，奧斯曼主義還有很多其他功能，例如它還超越了保守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甚至是左翼和右翼的劃分，所有人都可以認同奧斯曼帝國的歷史或采取奧斯曼主義身份認同，不過這并不意味著他們就是新奧斯曼主義者。

總體上，這本著作非常有助于理解土耳其的保守主義，是目前為止針對這一主題最為權威的一本書，提出了許多土耳其獨有的政治觀念，對理解當代土耳其政治和深化土耳其研究均具有重要意義。

嚴天欽：好的，非常感謝烏穆特·烏澤爾的評論，雅烏茲教授可以對其中的不同意見做出回應嗎？謝謝。

哈坎·雅烏茲：是的，我認為凱末爾主義并非是模仿或復制，而是嘗試對過去進行創造，尤其是針對伊斯蘭機制、伊斯蘭實踐和伊斯蘭身份認同，但這些新的嘗試是在倉促情形下進行的，難免會出現問題。因此，我認為凱末爾對土耳其的全盤改造實際上帶來了更多的問題，尤其是在文化層面上，這一點可以在喬納森·里爾《激進的希望：文化破滅下的道德準則》一書中找到很多相似的案例。里爾講述了美國聯邦政府是如何引導印第安人擺脫傳統生活方式，而建立自己的生活方式。但結果正如書中所提到的，“我們不只是失去了自己的生活，最糟糕的是我不再能理解自己和世界，我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么……”我相信類似文化改革的后果在很多國家和社會中都有出現，中國和土耳其也不例外。

如果想要更好地了解過去二十年正發黨的執政經歷，我們不得不試著理解凱末爾主義，而且正發黨也試圖引導我們要重新認識凱末爾主義。我認為，正是凱末爾主義導致了現今社會中的仇恨和憤懣，這一負面情緒尤其存在于保守機構和保守知識分子群體中。針對當下的矛盾和緊張局勢，這些保守人士只能試圖通過重構奧斯曼帝國的過去來改變現狀。

我的書不是單純的奧斯曼帝國史研究，而是針對現在的研究，即過去如何賦權給邊緣因素或某一特定選擇的話語，從而用于反對凱末爾主義的西化改革。在這一情形下，當前的奧斯曼主義對歷史的重構希望實現三個目標，一是重新想象國家、社會和個人的身份認同；二是在公共道德準則和個人道德準則中創建新的意識形態；三是重新調整國家和社會之間的關系。

哈坎·雅烏茲

嚴天欽：好的，謝謝。接下來有請麥赫麥特·阿熱桑教授進行闡述，謝謝！

麥赫麥特·阿熱桑：雅烏茲主要的論點在于，凱末爾的共和主義沒能成功引入一種新的道德和精神，而懷念奧斯曼帝國正是對這一失敗的回應。他還考察了“懷念帝國”的不同表達方式，這對于如何重新定義現代土耳其社會與帝國過去之間的聯系起著相當關鍵的作用。這本書將凱末爾主義和對帝國的懷舊置于對立，認為凱末爾主義粗暴地切斷了土耳其共和國與帝國的歷史聯系，實行現代化改革，重建了政治和社會體制，同時還創建了維持政權和體制的意識形態。但我認為凱末爾主義既不是奧斯曼主義形成的原因，也不是對奧斯曼主義的一種回應。

雅烏茲認為，由于凱末爾的共和主義沒能創造出新的、令人信服的思想觀念，這導致了對帝國的懷舊，土耳其的現代化進程標志著某種“失去”的出現，失去的不是某些具體的或習以為常的東西，而是難以抓住的東西，也就是發展道路，此時正處于西方政治現代化時期。因此，土耳其現代化進程中的“失去”就出現了兩面性，一方面是對以往發展道路的信賴，渴望重新采用傳統體制和政治觀念；但另一方面是對以往的歷史和傳統總是呈現負面的聯想，如擁有無限權力、狂熱的蘇丹形象，或者用阿拉伯意識形態來丑化奧斯曼帝國事物。后者負面的聯想肯定屬于共和國的建國觀念——凱末爾主義，凱末爾主義過去一直是土耳其處理國內外問題的政治回應。

凱末爾主義蘊含著對過去的否定，但對過去的否定并不能解決西化改革中的顯著問題，這不是伊斯蘭主義、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派系之間的政治敵對導致而成，而是凱末爾主義者們內部的矛盾沖突。這一內部矛盾反復無常的原因有三點。首先，很難在一個過去差點成為西方一部分的安納托利亞地區，將西方現代主義作為改革的最大目標，這一情形下很難接受的不只是政府體制機制，還有凱末爾主義引進的西方生活方式及后期為加強西化所采取的其他措施。其次，有關日常生活方式的西化改革，并不是經過不同社會群體抗爭的結果，改革是自上而下進行的，具有強制性。從這一點出發，土耳其的西化通常呈現出匆忙套用的樣子，并與日常生活方式聯系在一起，而非在政治層面上強調自由、道德和正義。最后，凱末爾主義者們為了凝聚社會，建構了一個致力于社會團結的意識形態。事實上獨立戰爭獲勝后，社會彌漫的驕傲和熱情，不是因為人民大眾創建了一個多民族國家，而是他們逃離了敵人的魔爪。

凱末爾主義者的共和革命精神和具體的政治實踐不是完全成功的，當然這不代表凱末爾的共和主義沒有產生特定的“超級民族”（supernation），國家作為“超級民族”這一范疇的最常見提法，被認為是永恒的。凱末爾主義也排除了很多傳統和宗教因素，尤其體現在文化領域里，其在很大程度上疏遠了安納托利亞人民。凱末爾主義是一種激進的割裂，它不是向人民介紹新傳統或者特定的革命精神，而是要取代人民與過去的傳統和宗教層面的連接。相反，凱末爾主義借助“帝國的無所不能”和“永恒的國家”模糊了對傳統和宗教的參考，以威權國家的形式創建了自身有關帝國的說法。凱末爾主義沒能引進可以廣泛地轉變土耳其人民思想的智識，它只是通過不同方式呈現一個難以被企及的帝國正在等待復興的場景。上世紀五十年代，正值土耳其保守主義政治氛圍濃厚時期，保守主義與凱末爾主義的唯一差異就在于對帝國的公開表達，而非與帝國保持距離或者試圖進行模糊呈現。這一時期，對一個無所不能的政權的渴望仍然是鮮活的，這是源于一黨制時期凱末爾主義者們較完整地保護了這一渴望。

凱末爾

總而言之，這本書的精華在于聯系現實，雅烏茲在書中提供了當下與帝國之間的特定聯系，這一聯系既是事實，但又與我們相隔甚遠。雅烏茲認為選擇帝國道路，既要接受帝國的“失去”，也要接受時代的限制，也就是脫離對帝國過去沉重的情感負擔。雅烏茲反對遮蔽傳統的參考意義，而且在揭示模糊政治模式的意識形態層面，他的措辭總是兼具歷史性和傳統。這就是我對這本書的觀點。謝謝。

哈坎·雅烏茲：非常感謝麥赫麥特·阿熱桑教授！是的，新奧斯曼主義是一個關于過去的討論，不只是關于重新想象，這是一種試圖使政權存活的嘗試。我非常認同您所說的，國家非常重要，我常說土耳其人對國家的崇拜勝于上帝。該書是通過描述過去的觀念，為社會提供在國家中心與邊緣群體之間的閱讀的一種嘗試，但該書不是關于奧斯曼帝國過去的研究，它更多的是利用過去一直被建構出的觀念，來討論現代議題。

我認為當下的土耳其有三個基本問題，第一個問題是關于民族身份認同問題，土耳其究竟是東方的，還是西方的？這一身份認同問題既是社會層面的，也是國家層面的，甚至在兩個層面之間的連接也是存在問題的。新奧斯曼主義不得不在過去與現在之間、國家與社會之間創造出某種身份認同間的聯系，這就是新奧斯曼主義想要做出的嘗試。第二個問題是土耳其的合法性問題，國家合法性和政治語言的合法性在社會層面上被破壞，宗教則在一定程度上轉變了凱末爾主義和國家，要在宗教吸引力和宗教觀念的基礎上理解合法性。我們今天嘗試討論的就是創建新的社會合法性，提供新的語言，同時以伊斯蘭實體重新定義國家，這也是伊斯蘭主義和奧斯曼主義在共和國不同歷史時期中對身份認同所起到的相似作用。第三個問題便是關于意識形態問題，這一問題與前面兩個問題相聯系。凱末爾主義試圖將土耳其人的意識形態變成歐洲或西方的意識形態，但在此過程中卻產生了一系列新問題。凱末爾主義過去是一個非常具有革命性、進步的思想觀念，現在卻是一個較為保守的觀念，這是最為明顯的一個變化。

這本書探討了土耳其社會如何利用帝國的過去來解決當下的三個危機，即身份認同危機、合法性危機和意識形態危機。然而，帝國的過去不是指一個統一的國家，某種程度上其是碎片化的和分層的，不同的群體通過過去選擇他們所需要的，從而建構出未來的模樣，并結合土耳其當下的情形獲得話語權和政治影響力。

我試圖在書中以不同的方式呈現過去被邊緣化的群體，他們對奧斯曼帝國的記憶和身份認同是什么樣子的，以及與當下三個危機之間的聯系。為什么奧斯曼帝國的記憶對某一特定社會群體如此具有吸引力？他們如何使用這一可能性去建構政治語言？我認為部分保守主義者精英和文化倡導者及世俗化的凱末爾主義者都在運用對帝國的懷舊創造一種新語言，從而將大眾訴求和公共話語融合在一起。換句話說，新奧斯曼主義非常具有包容力，它不排斥伊斯蘭主義者、民族主義者、政治家或者知識分子等任何一個群體。

由于身份認同危機、合法性危機及意識形態危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得到不斷生產，我們通過對奧斯曼帝國的想象、一系列象征符號及意識形態等方式去理解日常生活，呈現出日常生活的意義，從而可以在功能性層面解決這三個基本問題。但在知識分子看來，他們對奧斯曼主義也有一個基于自身的功能性定義。我認為最重要的是，新奧斯曼主義再次成為了國家和社會、過去和現在、東方和西方之間的某種連接，這是一種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