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9日，洛陽市文物局召開“紀念著名考古學家、洛陽文物事業(yè)的奠基者蔣若是先生誕辰一百周年座談會”。當我得知這一消息后，心中久久難以平靜，不禁回憶起二三十年前與蔣先生交往的情景，腦海中總會浮現(xiàn)出一些聆聽先生教誨的場景片段，觸動我內心深處的歷史記憶，激發(fā)我寫下這些文字，重新回顧蔣先生的學術風采與人格魅力。

蔣若是先生在1992年洛陽考古學術研討會上發(fā)言（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圖）

開啟考古之門

第一次見到蔣若是先生，是在1985年9月。經過殘酷高考的奮力拼殺，我終于考上了洛陽大學文物考古專業(yè)。因為這個專業(yè)是首次招生，學校領導極其重視。開學第一課，校方特意邀請蔣先生來給同學們上課。我記得，上課地點先是在當時洛陽大學新蓋的實驗大樓頂層。因樓下噪音太大，不得不中斷講課，搬到了一樓的一間教室內繼續(xù)進行。

蔣先生講了許多以前我聞所未聞、有關考古方面的新鮮內容，并鼓勵同學們認真學習，將來成為文博考古界的棟梁之材。讓我至今印象最深的有三點。

一是蔣先生談到考古學家夏鼐先生勤奮讀書的故事。無論每天工作有多忙，夏先生都要擠出時間來，堅持閱讀三十頁書，終成大家。對于我這樣一個高中剛畢業(yè)、不了解考古為何物的學生來說，蔣先生的講述真是太重要了。他讓我在第一次考古課堂上就知道了夏鼐先生是誰，他是如何學習、工作的，我們應該向夏先生學習，充分利用在校期間的大好時光，勤奮讀書。蔣先生的一席話提升了我對考古學家的認知，進一步加深了對考古學科的理解，為今后走上考古之路做了較好的鋪墊。值得一提的是，這次講課結束后不久，為了解決學校有關考古學方面圖書匱乏的問題，蔣先生還給我們班捐贈了幾十冊考古發(fā)掘報告與學術著作，專門集中放置于教室講臺旁邊的一個書柜中，供同學們課余時間閱讀。

二是由蔣先生主編的《洛陽燒溝漢墓》發(fā)掘報告書稿，出版之前交由夏鼐先生過目，并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見。這件事被蔣先生在1957年7月記錄于《洛陽燒溝漢墓》“編后記”之中：“這本報告經過夏作銘先生在病中審閱一遍，并進行了多處的修改。”（洛陽區(qū)考古發(fā)掘隊：《洛陽燒溝漢墓》，科學出版社，1959年，第243頁）夏先生病中改稿，令蔣先生十分感動。

三十七歲時的蔣若是先生（1958年與洛陽博物館同事合影，一排左起第一為蔣先生；采自《洛陽博物館50年》）

在以后給我們上課的過程中，蔣先生很少主動談及他的成名作《洛陽燒溝漢墓》。不僅如此，甚至還對該報告有關錢幣部分進行了反思。他曾提到該報告中收錄錢幣的局限性：“1954年余主編《洛陽燒溝漢墓》時，特于考古報告中，專列此‘錢幣’一章，意欲借此系統(tǒng)發(fā)掘之墓葬，與同出之五銖錢相校訂。復得吳榮曾先生之助，排比先后，析其類型，以與同出之墓葬年代相印證，則古錢之類型可征而年代可據也。然此僅限于武帝實行三官專鑄至東漢晚期之墓葬，故其上限不及郡國與赤仄五銖。”（蔣若是：《秦漢錢幣研究·自序》，中華書局，1997年，第7頁）

1988年，中國錢幣學會在陜西臨潼舉辦“西漢上林鑄錢遺址學術討論會”。蔣先生在會上發(fā)言時，談到在洛陽燒溝發(fā)掘西漢墓群時，曾因當時所見資料不多，以致于將西漢五銖錢次序排列欠妥，造成以后研究西漢五銖錢者的困難，殊感遺憾。（姚世鐸：《哭錢幣學大師蔣若是先生》，《陜西金融》1994年第7期）

三是蔣先生特意說到考古工作者自己不能收藏文物，這是考古學界一條不成文的規(guī)定，希望同學們將來從事文物考古工作時也能遵守。蔣先生說到的這一行規(guī)，讓我們這些后來從事文物考古工作的同學受用終生。令人欣慰的是，十六年后，國家文物局于2001年12月10日修訂、頒布的《中國文物、博物館工作者職業(yè)道德準則》第六條規(guī)定：“遵守文物法規(guī)和職業(yè)紀律。不以個人或家屬、子女名義收藏文物，不參與買賣文物。”明確提出了文博工作者自己及家人不能收藏文物。

蔣先生給我們上課，講述內容信手拈來，生動有趣，且不乏幽默。他所講授的考古第一課，讓我對考古發(fā)掘與學術研究心馳神往，也在年輕的心中烙下了對考古學的深深印記，立志在未來成為像蔣若是先生那樣的考古學家。

在接下來的幾年中，作為特聘教師，蔣先生先后給我們講授了《博物館學概論》《秦漢考古》兩門課程。他上課不是照本宣科，而是有其獨特的教學方式，時常給同學們講他已經發(fā)表的科研成果或者正在做的一些研究課題。諸如有關歷史地理方面的《春秋“崤之戰(zhàn)”戰(zhàn)地考實》（《史學月刊》1987年第1期）《“垓下”方位新探》（《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83年第3期）。古錢學方面如《關于四川青川戰(zhàn)國墓的年代》（《中國錢幣》1990年第1期）、《秦錢論》（《洛陽錢幣》，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

他依據大量出土實物資料，得出先秦半兩錢的發(fā)現(xiàn)大多集中于秦對外戰(zhàn)爭戰(zhàn)略要地的重要結論；以考古發(fā)掘出土品作為標尺，來判斷秦國半兩與秦朝半兩的差別。在課上，尤其被蔣先生稱道的是“青川七錢”的出土，由于在50號墓中與秦昭王元年（前306年）木牘同出，從而將秦半兩的鑄行時間上推到秦昭王元年。不僅可以確定秦鑄半兩錢遠在秦統(tǒng)一之前，而且可以使我們對秦半兩的鑄行時間從秦統(tǒng)一之后這個老觀點的框框中解脫出來。蔣先生的上述觀點極具創(chuàng)新性，由小見大，將小錢與秦統(tǒng)一的歷史大背景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把實物資料作為史料靈活運用，從史料升華到史學，若干年后我才真正領悟到蔣先生研泉高妙之所在，應將這一方法上升到錢幣研究方法論的高度來看待。

青川七錢拓本（采自《秦漢錢幣研究》）

經過蔣先生等諸位老師的辛勤培養(yǎng)，大學畢業(yè)之時，我感到收獲頗豐，可以用三個字來概括：“道”，意即規(guī)律、法則，做人做事的基本準則；“法”，就是研究方法，解決問題的辦法；“術”，即知識技術。信心滿滿，踏上征途。畢業(yè)后，我有幸被分配到洛陽市文物工作隊發(fā)掘股，從事田野發(fā)掘與研究工作。蔣先生的考古第一課，確是一個鮮活有趣的起點。他為我打開了一扇神奇的考古之門，激發(fā)了強烈的好奇心，引導我一步步探尋古代中國物質文化的遙遠與悠長。在漫長的歲月中，我愈發(fā)感到，蔣先生仿佛是一部經典厚書，常讀常新。品味著他著作中的研究方法與學術智慧，總給今人以新的啟發(fā)。

恪守職業(yè)準則

蔣若是先生在洛大考古第一課上強調考古工作者不能收藏文物的行規(guī)。他不僅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真正做到了言行一致。

1993年，我在洛陽市文物工作隊圖書資料室書庫內，發(fā)現(xiàn)了清代書法家王鐸手稿冊頁。其中有《隱君連太華墓志銘》草稿，未見著錄，隨即對其來源及基本信息進行調查。根據同事提供的相關線索，了解到這一珍貴藏品與蔣先生有關。有一天晚上，我登門拜訪了住在洛陽博物館家屬樓的蔣先生。雖然他的身體較為虛弱，躺在床上，但是仍然耐心細致地給我講述了征集王鐸手稿冊頁的前后經過。

20世紀60年代初，時任洛陽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副主任的蔣先生，在洛陽老城西大街購買到六冊《王鐸詩文稿》書法墨跡冊頁。賣家是一位年紀約四十多歲的中年婦女，她稱其為家傳，還說祖上與王鐸有親戚關系。蔣先生未對《詩文稿》進行考證，就將其存入洛陽市文管會資料室。

王鐸手稿冊頁共計六冊，包括五冊詩稿，一冊為王鐸為他人撰寫的墓志銘手稿。冊頁裝裱考究，每冊封面為木質板材，左上角為縱幅空白題簽。內頁手稿用紙為草紙，呈深褐色。縱長方形，高28.1、寬20.3厘米；其外用白綾子裝璜，高35.8、寬24.1厘米。1979年，《王鐸詩稿》參加了河南省古代書畫展，部分內容收入《王鐸書法選》。后來，其中一冊收藏于洛陽博物館，其余五冊由洛陽市文物工作隊圖書資料室收藏。1985年，資料室劉世英老師等人合作整理、出版了《王鐸詩稿》。（霍宏偉、張靈威：《〈王鐸詩稿〉考辨》，《中國書畫》2011年第2期）

這份當時未見著錄的墓志銘手稿冊頁，為紙本行書，6頁，每頁字2至10行不等，共計約1200余字。手稿涂抹、增刪之處較多，還有朱筆圈點痕跡。1998年，由洛陽市文物工作隊調撥至河南博物院，并重新對其進行了裝裱。

清代王鐸手稿冊頁

這份手稿是王鐸為山西臨汾縣知縣連訥珍之父連峰撰寫的墓志銘草稿。主要記述了連氏家世、淵源與籍貫等內容，還寫到連訥珍幼承家教、長大之后考中進士等事跡。（霍宏偉：《王鐸手稿〈隱君連太華墓志銘〉簡介》，《文物》1995年第4期）通篇文稿寫得張馳有度，隨意有法，或斷或連，自然天成，具有較高的歷史與藝術價值。

試想一下，如果不是蔣先生慧眼識珠及時將六冊王鐸詩文手稿購回、入藏洛陽文博部門的話，在三年自然災害期間以及 “破四舊”運動中，這些流落民間的王鐸書法墨跡命運難以預料。以上僅舉一件筆者實地調查的事例，由此可見，蔣先生不僅是保護文物的功臣，而且是一位知行合一的前賢。他在考古第一課上所講考古工作者不收藏文物的行規(guī)，在實際工作中，他自己以身作則，表里如一，用行動證明了這一點。

啟迪學術人生

在考古第一課上，蔣若是先生談到夏鼐先生嚴謹?shù)闹螌W態(tài)度、樂于助人的良好品行，帶病為其修改書稿，蔣先生也是這樣一位學者。他是我認識的第一位考古學家、錢幣學家，其學術理念與研究思路、做學問全身心投入的忘我精神，均對我的奮斗之路產生了潛移默化的深刻影響。

第一，蔣先生學術研究方法論對我的啟發(fā)。1993年9月，他自己坦言編書過程中遇到的問題以及解決問題的方法：“編寫《中國錢幣大辭典·秦漢編》遇到兩個較大的困難，一是前人沒有秦漢錢幣的專著，無從借鑒。二是各家《錢譜》錯誤頗多，沒有可靠的類型和斷代標準。……這次編寫《秦漢編》本著‘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的精神，以地下發(fā)掘材料為基礎，以紀年墓葬與錢范為依據，經過‘交換、比較、反復’，得出有關結論。……本編所用的資料，絕大部分是建國以后各地考古發(fā)掘的第一手資料，有些是從未發(fā)表的材料。”（《中國錢幣大辭典·秦漢編·后記》，中華書局，1998年，第757頁）可見他對于秦漢錢幣的研究，是考古學視野下的古錢探討，采用實證的方法，而非傳統(tǒng)金石學的研究路數(shù)。蔣先生認為，對于唯物辯證法的理解和運用，是他“在學術研究中能夠取得一點成就最重要的理論基礎”。（蔣若是：《七十自述》，《西工文史資料》第六輯，1993年）

錢幣學家戴志強對蔣先生的錢幣研究成果做了恰如其分的評價：蔣先生運用考古學手段，依據科學發(fā)掘資料，在墓葬斷代的前提下，借助紀年錢范和其它具有確鑿斷代依據的錢范或資料，對半兩錢、五銖錢的斷代作了新的探索，在研究方法上走出了一條自己的道路。蔣先生發(fā)揮了他作為考古學家的特長，為錢幣研究創(chuàng)造了一個治學的范例。

考古學家陳公柔對蔣先生錢幣研究方法也進行了細致評述：“更為重要的，是其研究方法有新的突破。從研究方法上講，是以墓葬、遺址的年代，包括墓葬結構、其出遺物及出土情況為標準，來考察并確定隨葬古錢的年代，而不是將傳統(tǒng)的古錢斷代，按習慣籠統(tǒng)地來斷定墓葬、遺址的年代。重點在于以墓斷錢，而不是簡單地‘以錢斷墓’。”（《秦漢錢幣研究·序》第1、4頁）兩位不同學科領域的專家均對蔣先生的研究方法給予了充分肯定。

2012-2016年，我在撰寫《古錢極品》《鑒若長河》兩本小書的過程中，認真研讀蔣先生的錢幣學著作，努力學習其精妙的研究方法，并將其精髓運用于寫作之中。根據所用實物資料來源的不同，將其分為考古發(fā)掘品、出土品及傳世品三類，并首選發(fā)掘品資料，以確保使用材料的科學性，以小見大，微顯闡幽，取到了較好效果。

第二，蔣先生對于學術研究的執(zhí)著精神，令人動容。蔣先生在給一位友人的信中說：因為幾個五銖錢學術問題，悶心其久，如鯁在喉，不得已就在天熱氣悶中，揮汗力書，文成后雖如釋重負，人卻因而病倒。（姚世鐸：《哭錢幣學大師蔣若是先生》，《陜西金融》1994年第7期）為了解決古錢幣方面的學術問題，蔣先生克服重重困難，全身心投入，達到了物我兩忘的境界，由此可見一斑。

為了保證《中國錢幣大辭典·秦漢編》（以下簡稱《秦漢編》）的出版質量，他作為主編，北上南下，東來西往，實地調查、廣泛收集全國各地有代表性的秦漢墓發(fā)掘出土或者窖藏發(fā)現(xiàn)錢幣資料，僅于《秦漢編·后記》附表中列舉出來、表示感謝的就有52家文博考古單位及錢幣學會，共計85人。后記落款為1993年9月9日，八個月之后的1994年5月2日，先生駕鶴西歸。

《秦漢錢幣研究》收錄了蔣先生的16篇錢幣論文。其中所寫大多數(shù)論文，目的是為編纂《秦漢編》打下一個堅實的學術基礎。他在《秦漢錢幣研究·自序》中不勝感慨：“此已集全國五十余家珍貴發(fā)掘之藏品，與四十年各地同行辛勤工作之勞，自非余一人之力所能濟也……而全國各地舊友同好援手相助者，又多多矣。此所以深感于衷也。”（《秦漢錢幣研究》第8頁）為了在秦漢錢幣研究方面有所突破，發(fā)前人之所未發(fā)，努力揭示歷史本真，蔣先生事無巨細，親歷親為，殫精竭慮，鞠躬盡瘁。

第三，蔣先生的學術貢獻與深遠影響，需要我們認真總結。從中國錢幣學術史的角度切入，把蔣先生的錢幣研究成果放在中國考古學誕生百年的大背景下來重新進行審視，他的某些研究結論可以被后人修正，但他關于古錢探索的方法值得借鑒。古錢學研究由金石學視角轉向運用考古學方法，并納入到考古學體系當中，蔣先生具有開創(chuàng)之功，以其《洛陽燒溝漢墓》為標志，堪稱錢幣學研究的里程碑。作為中國考古學一個分支的古錢學，蔣先生不愧為其分支學科的奠基人與踐行者。

為什么蔣先生能夠靈活自如地運用這一研究方法？因為他有著得天獨厚的考古優(yōu)勢，得益于他扎實的田野發(fā)掘功底，全面、系統(tǒng)整理考古材料的能力。在與他同輩的錢幣學者群體中，蔣先生是將考古學與錢幣學有機結合在一起進行研究最為突出的一位學者。在古錢學這個古老學科中，蔣先生于研究理論與方法上均有所突破，開創(chuàng)了一條新的研究之路。我們應該繼承其優(yōu)良的學術傳統(tǒng)，并使之發(fā)揚光大。

1992年洛陽考古學術研討會代表合影（一排左起第六為蔣先生，第九為鄒衡先生，第十為張政烺先生，第十一為宿白先生；末排右起第三為本文作者；采自《洛陽考古四十年》）

蔣先生的一生如同一面鏡子，他走過的路給我們以啟迪。紀念先賢，反思自己。蔣先生講授的考古第一課，激發(fā)了我心中對于考古學的美好憧憬。大學畢業(yè)后就職于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成為一名考古隊員，在工地上摸爬滾打十余年，經歷各種環(huán)境磨煉，卻仍未泯滅年輕時的理想，胸藏錦繡，含而不露，寬緩闊達，執(zhí)著前行。2004-2009年，當我義無反顧地從家鄉(xiāng)走出來，南下天府，攻讀碩博；北上京華，全家團圓。站在國博的平臺，回望中原故土，驀然發(fā)現(xiàn)古都洛陽，這一塊生于斯、長于斯的故鄉(xiāng)，才是我賴以生存的學術沃土與精神家園，根在河洛，用之不竭。在這個家園中，蔣若是先生無疑是一棵參天大樹，一尊崇高的學術雕像，我心中永遠的老師。

我期盼著，在未來時機成熟之際，洛陽文博考古界同仁能夠齊心協(xié)力，編纂、出版一套多卷本的《蔣若是學術全集》，也許這才是紀念先生百年誕辰、告慰先生在天之靈的最佳方式。

2021年4月6日于北京紫竹院京洛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