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無法想象美國會變成一個像瑞典那樣的“民主社會主義”（Democratic socialism）國家。但我們很快就要面對一個有強烈民主社會主義傾向的美國。

新冠疫情的爆發暴露了各國公共衛生系統存在的不同程度的問題，一旦疫情緩解，所有國家都會把社會保障的改善作為首要工作，并會重點提升醫療和衛生體系，而這些舉措無疑將加大政府的作用。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這將成為全球趨勢，發達國家尤其如此。

美國的調整和變化與其國內的政治風向變化相關，值得關注。

去年4月26日，《華爾街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新冠疫情讓大政府時代歸來”的文章。文章稱，歷史表明全國性的沖擊，如大蕭條、二戰、金融危機，能以一種持久的方式擴大政府的作用。文章斷言，此次疫情會改變美國的政治哲學。

幾周前，美國參眾兩院通過了1.9萬億美元新冠病毒的紓困法案，并開始實施。我的一些年收入在75000美元以下的朋友都收到了一次性的1400美元的支票。

顯然，這一大規模的救濟計劃具有相當程度的全民性，不僅使中下層廣泛受益，還將提升政府在經濟、社保領域的信譽。隨著更多政策的出臺，美國的醫療保險和社會保障制度會更具全民性。當然，增加對大企業和富豪的稅收也勢在必行。

繼此紓困法案之后，拜登政府上周三又推出了一項2萬億美元的“大基建計劃”。雖然能否得到國會的批準尚在未定之數，但其“大政府化”的傾向可謂昭然若揭——通過財政投入而非私人投資、以政府而非市場之力，來重塑美國經濟，緩和社會矛盾，加強國家競爭力。

羅斯福：“新政”與“瑞典道路”

在一些共和黨的支持者喊出“耶穌是我的救世主，特朗普是我的總統”的口號時，一些民主黨人士則把拜登比喻為羅斯福總統（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稱拜登如果按照現在的政策方向走下去，不僅可以連任，而且將創造一個真正“重新偉大”的美國。

羅斯福總統是現代美國福利保障體系的奠基人，也是引領美國在二戰后成為全球最強之國的領袖人物，他提出的“新政”（the New Deal）的思想基礎中就有很強的民主社會主義的色彩。

早在在20世紀30年代初，美國就開始關注歐洲出現的社會改革動向，其中就有瑞典。一位名叫馬克維斯·查爾德斯（Marquis W.Childs）的美國記者通過深入調查采訪，寫了一本書《瑞典：中間道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建設性妥協的故事》（Sweden: the Middle Way――The Story of A Constructive Compromise Between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

《瑞典：中間道路》1936年在美國出版。

此書于1936年出版，在美國引起不小的轟動，第一版重印九次，第二版重印五次，當年就成為政治類讀物的暢銷書。“中間道路”一詞隨之成為一個國際流行的政治詞匯，瑞典的路徑選擇也由此被視為一種發展模式。

當時，美國正困于“大蕭條”的泥沼，“瑞典道路”的出現適逢其時，《紐約先驅論壇報》的書評將此喻為“多少年來從未讀到過的最振奮人心的政治新聞”。很多美國記者注意到，當年民主黨在費城舉行全國代表大會時，羅斯福總統參加新聞發布會，桌上就放著一本《瑞典：中間道路》。

1939年的羅斯福“新政”一改胡佛政府“自由放任”的做法，加強和擴張了聯邦政府的權力及功能，尤其是在社會保障和救濟領域。

此后，隨著美國經濟的恢復，“新政”也逐漸退出，但美國的福利政策始終帶著“瑞典色彩”。比如，每月發放給低收入者作為生活補貼的食品券制度——數據顯示，2018年全美大約有4000多萬低收入和無收入者獲得食品券的支持，就是以瑞典1938年的一項社會救濟計劃作藍本的。

桑德斯：一個民主社會主義者的崛起

我不認為美國很快就會成為像歐洲國家那樣的福利國家。但所有跡象表明，聯邦政府的政策會轉向這一方向。新冠疫情的蔓延加速了政策調整的速度，延續和擴展下去，就有可能給美國的福利體制帶來結構性的變化。

事實上，在疫情爆發之前，這一趨勢就已經趨向明朗。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美國步入低增長時期，與此同時貧富差距和社會矛盾不斷激化，要求國家干預的政治氛圍已經形成。

在這個意義上，佛蒙特州參議員伯尼·桑德斯的崛起，可謂應運而生，而不是相反。當然，如果不是桑德斯——一個自稱的“民主社會主義者”，重洋之外的我們可能還不會察覺，在崇尚自由競爭和個人奮斗的美國，居然會有那么多人希望過上瑞典、丹麥等北歐國家的平等而舒適的生活，或者說是一種“小確幸”的生活。

在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的排行榜上，北歐五國一直位列前十。經合組織（OECD）的調查就顯示，如果去除社會保障體系，瑞典的貧困率為26.7%，甚至比美國（26.3%）還要高，但是加上通過稅收而實現的社會保障，瑞典的貧困率就只有5.3%了，美國的貧困率是17.1%，在發達國家中算是最高的。這一數據表明了社會保障體系對消除貧困，并維護中產階層的穩定生活的重要作用。

桑德斯與支持者

早在2015年11月，桑德斯就在喬治敦大學發表了一個關于民主社會主義的長期計劃的演講，其中提到使更廣泛的中低層受益的福利計劃，并主張對華爾街加大征稅。桑德斯以其政策宣示，尤其是“三免倡議”——免費醫療、免費上大學、免費獲得住房，成功吸引了包括許多千禧一代、Z世代在內的大量年輕選民。

而由于疫情的原因，這些政策正在得到越來越多的老百姓的支持。例如有關最低工資的討論，根據 Quinnipiac poll的調查，在新冠疫情出現之前，三分之二的美國人支持提高聯邦最低工資，截止去年8月，這個數字已經上升到72%。

值得關注的是，共和黨內部支持“福利國家”的聲音也日益強烈，一些共和黨人提出的福利方案更為激進，和民主黨的方案形成了競爭。可以說，疫情促使兩黨在如何提升福利體系的問題上出現一定程度的彌和，這給了拜登政府更大的運作空間。

比如，美國參議員羅姆尼(Mitt Romney)2月提出的一項家庭現金福利提案，要為每個家庭提供現金福利，每個幼兒每月可以得到350美元，每個學齡兒童每月可得到250元。

這讓我想起30年前我在瑞典工作時，媒體討論的一個案例——一位來自中東某國的移民因為有六個孩子，全家都可以靠政府給孩子的福利金生活，還可享受住房等其他補貼。當時瑞典已經實施類似家庭福利的政策，而且更為慷慨。

脫美國化：美國人會“脫光”嗎？

十多年前，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中國面臨“脫美國化” 。隨著經濟的發展，幾乎所有處于上升期的新興經濟體都面臨這一挑戰。

簡單地說，在市場經濟和全球化的作用下，資本力量對像中國這樣的新興經濟體，在社會的各個方面，包括管理體制、民眾的價值觀、傳統文化以及分配體系產生強烈沖擊，隨之而來的是消費主義、拜金主義和迅速拉大的貧富、城鄉差距和環境惡化。

新興經濟體必須從經濟發展的初期就高度重視社會公平，通過加強對資本壟斷的調控，尤其是建立公平的社會保障、就業保險和其他相關福利分配制度，以實現可持續發展。

現在，美國本身也面臨“脫美國化”的挑戰了。

建立更公平、更普遍的社會福利體系，提升政府在社保領域的管理權力與能力，其實已成為21世紀美國的國家治理必須考慮的重大問題。

美國學者Steven Klein 在發表于外交政策網站上的文章中說，上述羅姆尼的提議本質上是一種按照歐洲基督教民主的路線重塑美國福利國家，并將之延伸到重塑共和黨。這里的重回基督教民主，可以視作美國向其本源，亦即傳統歐洲價值觀的某種回歸。

美國人有一則笑話。美國人進澡堂，進去前是美國人，出來后還是美國人。那么在澡堂里面他是哪里的人呢？答案是：歐洲人。美國人“脫光”了就是歐洲人。這則笑話想說的是，資本的發展、經濟的發展、技術的進步，其實并沒有使那些原本從歐洲而來的美國人“脫胎換骨”。

歐洲福利國家的社保體系是從基督教的慈善救濟演變過來的，一些國家的政府從19世紀開始逐漸從教會手中接過社會福利的責任。這個變化有兩大背景因素：一是工業化發展造成大批農村人口涌向城市，貧富差距拉大，窮人迅速增多；二是政教分離，教會的職權被大大削弱。

其思想背景是在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政治思潮的影響下，形成了對早期盲目發展的資本主義（也被一些人稱為“原教旨資本主義”）的較正。

當然，自“五月花”號啟程那天起，美國與歐洲就不在同一個路線圖上前行了。福利在歐洲通過多種多樣的立法而成為每個公民都可以享有的基本權利，北歐國家的福利體制都包含著“一個都不能少”的普惠原則；而在美國，福利仍然在一些方面被視為是一種對窮人或中下層的救濟，是在經濟困難時的臨時補助。接受政府救濟與享受公民權利的感覺不會是一樣的。

之所以有此差異，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美國人崇尚自由甚于平等。美國人最看重的，是個人、家庭能否有充分的自由發展的機會，美國社會因此要遠比歐洲更能忍耐貧富之間的差距。特別是根基堅實的保守派一直都堅決反對任何歐洲式的全民福利政策，每一次趨向于全民福利的改革都要經歷反復的折騰而最終要么夭折，要么被大打折扣。

上世紀70年代由于石油危機造成嚴重衰退，尼克松總統曾提出一項家庭援助計劃，該方案設定家庭或個人收入標準線，一旦低于標準線，政府將向其補貼差額部分，并對有能力工作而不工作的人不發放補助。該方案顯然與北歐國家的一些全民福利政策有相似之處。但最終它在引發了全國性的大辯論之后，在參院遭遇強烈阻擊而流產。當時人們提出的一個問題就是，這會不會使貧困者產生福利依賴？

奧巴馬總統的醫改也是一個例子。因此，最近又有媒體提醒人們不要忘記里根總統的名言：“英語中最可怕的九個單詞是‘我來自政府，我是來幫忙的。’”。

更難的是，與歐洲一些福利國家相比較，美國的社會保障體制起步晚，是在經濟已經有了較快發展和積累之后才不得不逐步改革提升的。而北歐國家則是在更早的階段就確定了以公平為核心的全民或普惠型的社保體制，這既保障了民眾在經濟衰退時期的基本福利，同時也能在經濟發展之后繼續按照公平的原則來劃分“蛋糕”。

從某種程度上講，現在的美國是在蛋糕已經做的比較大的基礎上來修改原來的劃分規則，或者是通過增加稅收來彌補原來在社會福利分配領域的差距，這勢必牽扯到不同社會階層的利益分配。

保守派和自由派對于“平等”的不同理解

最近爆出的一則新聞是，奧克蘭市市長被當地輿論稱作是“種族主義分子”，因為市政府打算給年收入低于59000美元的有色人種的家庭，每個月發放500美元，而且沒有任何花費這筆錢的限制。與此同時，貧窮的白人家庭卻沒有得到一分錢的幫助。

這就是為什么在前不久的總統選舉中，人們把美國的分裂稱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兩條道路之爭”。

德國學者考夫曼的話或許更有助于我們理解為什么美國的回歸是有相當大難度的。在《社會福利國家面臨的挑戰》一書中，考夫曼說：“一個基于自由、權利平等，以及借助市場經濟和社會福利國家實現其公民團結互助的政治共同體的理想，只能在深受基督教和啟蒙運動文化影響的西歐社會中產生。”

接下來，在一個已經被撕裂的美國，不同“部落”的人們能否就社保體制改革達成共識，也就成了決定美國人能不能，或者說愿不愿“脫光”的關鍵所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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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美國脫美國化”系列的第二篇。作者丁剛，原為《人民日報》國際部副主任，曾駐歐洲、美國、拉美以及東南亞。有《脫美國化——尋找中國現代化的定位》、《中國方向》等著作。現為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