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ivil War of 1812: American Citizens, British Subjects, Irish Rebels, Indian Allies

2021年1月6日，特朗普支持者沖破警戒線，闖入國會山，迫使正在開會的參眾兩院休會，議員四下避難。事發之后，不少媒體指出，這是1814年英軍縱火焚燒國會后，該建筑第一次被攻占。在此情況下，1812年戰爭這場近乎被美國人遺忘的沖突又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

筆者2014年8月剛到美國時，恰逢火焚華盛頓事件200周年紀念日，各大媒體都有所報道。次年游覽國會時，觀看的介紹影片也提及此事。在主流敘事中，這場戰爭成功挫敗了英國重新控制美國的企圖，戰后重建的國會與戰火中誕生的《星條旗之歌》預示著美國的光輝前景。然而，2017年筆者在加拿大多倫多的約克堡卻看到了截然不同的故事。在加拿大人眼中，1812年戰爭異常重要：由歐洲人、獨立戰爭時期的效忠派及原住民組成的軍隊抵擋住了美國的入侵，捍衛了加拿大的獨立，成為加拿大的立國之始。火焚華盛頓固然不幸，但這不過是對美軍焚毀約克的報復而已。

以上從民族國家視角出發的敘事都創造出一組“自我”與“他者”，用以解釋1812年戰爭及它對國家構建的意義，這在強調跨國史的當代學界已顯得不合時宜。隨著公民權（citizenship）研究的深化，一些學者指出，英國和美國對公民權與臣民的不同理解是導致1812年戰爭的重要原因，這在英國強征美國水手入伍一事上尤其明顯。此外，西部史學者很早便注意到印第安部落在沖突中扮演的角色。再者，聯邦黨人和民主共和黨人關于1812年戰爭的不同態度更是廣為人知。在上述研究基礎上，阿蘭·泰勒又將獨立戰爭時期的效忠派與愛爾蘭移民納入考察，進而認定1812年戰爭可被稱為一場具有四個維度的“內戰”（civil war）——效忠派對抗美國人、聯邦黨人對抗民主共和黨人、不同印第安部落拔刀相向、愛爾蘭移民對陣英軍中的愛爾蘭人。

泰勒對1812年戰爭性質的界定可謂別具一格。在美國史語境下，“內戰”一詞通常指1861至1865年間南北雙方圍繞奴隸制問題展開的沖突。不少學者固然注意到獨立戰爭期間愛國者與效忠派之間的對立，但還是不愿將其稱為內戰。針對印第安部落間沖突以及美國國內黨爭的研究也是如此。而獨立戰爭后國界已定，愛國者與效忠派分居兩側，更不存在內戰一說。但通過使用內戰一詞，泰勒想強調的是當時歷史情境下邊界兩側人員的往來以及公民身份的流動性與可變性，這種情況直到1812年戰爭結束后才漸趨消失。

本書以新任上加拿大總督約翰·格里菲斯·西姆科的赴任旅程開篇，引出獨立戰爭結束后的形勢：西姆科在獨立戰爭期間便曾與效忠派并肩作戰，戰后約三萬八千名效忠派定居加拿大，英帝國為他們提供土地、物資援助和低稅收等種種優惠條件，既是回報他們的忠誠，更是顯示英帝國相對于美國的優越性，以期吸引更多的美國移民。果不其然，1780年代后期至1812年戰爭前又有數萬人前來，主要以中大西洋州的貧窮農民和宗教少數派團體為主。與此同時，英帝國還不時插手美國事務，暗中支持謝斯起義及佛蒙特和肯塔基這兩個邊疆州的分離運動。再者，意識到先前拋棄盟友的錯誤的英帝國也注意修復與易洛魁印第安部落的同盟，并推動印第安部落的整合，以遏制美國的向西擴張和可能的北犯，但這些成果隨著1794年《杰伊條約》中對美國的讓步付諸東流，西姆科決心去職，以免去需將邊境堡壘交付美國的恥辱。

此外，英帝國還在帝國范圍內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以防止其它殖民地效仿美國要求獨立，這其中便包括加拿大和愛爾蘭。然而，英帝國官員關于改革方向問題有所分歧，一方呼吁加強控制，另一方則主張擴展權利。在加拿大，新憲法所設置的立法機構與原北美十三殖民地相比更具貴族色彩。殖民地政府強調英國國教相比于福音派在婚姻儀式等方面的獨尊地位，注意審查移民的政治傾向，防范美國共和思想的滲透和美國的顛覆活動，對集會和辦報多加限制，并警惕法國煽動加拿大法語區居民叛亂，盡管后者更愿意留在英帝國內以防御新教徒占多數的美國。但與此同時，西姆科也下令廢除奴隸制。

在愛爾蘭，占人口多數的天主教徒并未享受完全的政治權利，美國和法國革命的雙重影響及隨之而來的愛爾蘭獨立要求更是使英國憂心不已。1798年3月，英國逮捕了大部分愛爾蘭獨立運動的領導人，該舉動觸發了小規模的起義，進而引來英國更嚴酷的鎮壓，至少2萬人遇害，另有3千人被流放至普魯士或西印度群島做苦役。這導致越來越多愛爾蘭人選擇移民美國，以改善自身的政治與經濟狀況。在美國，他們更認同民主共和黨人的理念，這遭致聯邦黨人對他們的蔑視與排斥。聯邦黨人動用手中權力延長移民歸化申請者的最低居住年限，并驅逐具有危險政治思想者，這其中便包括費城民主共和黨報紙《曙光報》的編輯、愛爾蘭移民威廉·杜安。但這一切都為1800年選舉后掌權的民主共和黨所推翻，1801年大不列顛聯合王國成立后洶涌而來的愛爾蘭移民迅速確立了民主共和黨在美國的統治地位。而在國境另一側的加拿大，占據重要政府機構職位的蘇格蘭移民也借此排擠愛爾蘭裔官員，指控他們與美國來往密切。

介紹完英帝國的形勢后，泰勒轉而講述英美兩國圍繞著逃兵問題的糾紛，這在1807年的“切薩皮克”號事件中尤為明顯。該艦在弗吉尼亞州外海被皇家海軍軍艦襲擊并截停，上面有四名海員被認定屬于皇家海軍逃兵，其中一人被吊死。英國如此行事的根據是英屬民身份貫徹終生，移民并不能改變該身份。美國對此提出強烈抗議：在共和國體制下，人能通過歸化選擇公民身份。不少民主共和黨人還將被強征和鞭打的水手比作奴隸，抑或是遭受印第安人毀容的白人。而在公民理念分歧外，關于水手的糾紛還與當時拿破侖戰爭背景下海軍對人手的需求及美國商船隊的競爭聯系在一起。此外，兩國陸軍的逃兵及他們的追捕者也不時越過美加邊境。

這一系列糾紛導致英國與美國在1807年便已走到戰爭邊緣，只是因為英國擔心加拿大防務薄弱，又不想從拿破侖戰爭中分心，美國不愿因戰爭擴展聯邦政府權力而作罷。但由于英國繼續截停搜查美國船只，美國國會通過《禁運法》，停止與外國進行商貿往來作為回應，試圖迫使依賴美國物資的英國讓步。然而，英國不但輕易找到替代性的物資來源，還樂于消除來自美國商船的競爭，加拿大農林業也趁機搶占出口市場。與此同時，美加邊境的走私者活躍起來，擁有武裝的他們甚至敢于和緝私的民兵組織交火，聯邦黨人也借機在主要以外貿為生的美國東北部地區重獲新生。在此情況下，英國自然不會做出讓步，美國國會被迫于1809年3月廢除該法案。

但戰爭還是在1812年來臨了，而印第安人和愛爾蘭裔扮演了一定角色。1807年后，面對隨時可能爆發的戰爭，尤其是美國對加拿大的入侵，英國開始重新修好與印第安部落的同盟關系，增加對他們的物資輸送。對印第安部落的恐懼成為美國社會同仇敵愾的基礎，新當選的國會眾議院議長、來自邊疆州肯塔基的亨利·克萊便積極主戰。為了進一步為戰爭制造氛圍，麥迪遜總統于1812年3月向國會展示英國通過一名愛爾蘭移民拉攏聯邦黨人、進而實現新英格蘭地區分離的證據。3個月后，美國正式向英國宣戰，每一位聯邦黨國會議員都投票反對開戰，而81%的民主共和黨國會議員贊成。

憑借著壓倒性的人口優勢和對加拿大人立場的判斷，美國決心迅速占領加拿大。愛爾蘭移民參戰情緒尤其高漲，他們看到了為英國在愛爾蘭所做所為報仇的機會，以及通過占領加拿大推動包括愛爾蘭在內的英帝國解體的可能。美國還認定加拿大的美國和愛爾蘭移民將歡迎美國軍隊的到來。對于那些在英國治下過得不如意、無法實現政治或經濟上抱負的人來說，美國的入侵確實提供了新的可能，加拿大法語區居民反對征兵的活動以及部分加拿大人的南逃也給了美國人以錯覺。

然而，占加拿大人口大多數的是效忠派及對政治不甚感興趣的移民，前者對美國充滿仇恨，后者則對戰事漠不關心。英軍的強征補給及人手固然使一部分人心懷不滿，進而與入侵的美軍合作，但隨之而來的一連串美軍失利及英軍的打擊促使他們重新選擇自己的立場。英軍刻意安排的戰俘游街示眾更堅定了他們的觀點。效忠派則成了加拿大地區呼吁抵抗美國入侵的中堅力量，他們將美軍士兵描繪成社會渣滓，并稱美國將沒收私人財產進行重新拍賣與分配。甚至部分愛爾蘭移民都加入到英軍隊伍中，他們的綠色制服尤為顯現，英軍中出現愛爾蘭移民令美軍大感意外。愛爾蘭人甚至利用美軍的這種思維定式偽裝成逃兵，出奇不意地襲擊美軍。

此外，作為加拿大防務的另一條支柱，許多印第安部落也站在英國一邊。依靠著他們制造的聲勢，英國軍隊在開戰之初便不傷一人地攻占了位于密歇根湖與休倫湖交界處的堡壘，打通了印第安部落與加拿大聯系與貿易往來的通道。該情況更堅定了印第安部落的站隊選擇，這在密歇根領地長官威廉·赫爾以保護部落土地完整的承諾誘惑他們保持中立的背景下尤為重要。受此消息影響，赫爾匆匆從加拿大撤軍，并在隨后面臨包括印第安戰士和美國移民在內的英軍進攻時獻出底特律堡投降。此后，仰仗著印第安部落的威懾力，英軍得以牽制住人數兩倍于己的美軍。

但是，對印第安部落的依賴也給英國造成了困擾。相比于謹慎防守的英軍，印第安部落更具攻擊性。英軍無法有效約束印第安部落的作戰方式，尤其是屠殺婦女、兒童和戰俘的作法，并且也刻意利用印第安人恐嚇三心二意的加拿大人，這給了美國輿論以口實。所謂的印第安人對待戰俘的暴行成為美軍1813年劫掠和焚毀約克及紐瓦克的借口。不過，英國方面也指出，肯塔基人同樣采取割人頭皮的作戰方式，并且殘酷對待與印第安人并肩作戰的白人戰俘，因此美國毫無道德制高點可言。

與此同時，初戰失利也給了聯邦黨人抨擊民主共和黨宣戰決定的理由。此外，為戰爭熱情所煽動的暴民則沖進巴爾的摩一家聯邦黨報社，打死打傷多人，這更令聯邦黨人憤怒不已，而民主共和黨人則指責聯邦黨人勾結英國。后方的政治斗爭也影響到前線不同黨派軍官間的關系，民主共和黨軍官指責聯邦黨軍官畏敵不前，甚至有投降主義思想，而聯邦黨軍官則反感對方的魯莽冒進。在前線城鎮占多數地位的聯邦黨人則憎恨來自紐約、奧爾巴尼和巴爾的摩的以愛爾蘭裔為主的志愿兵，認為他們和后方的暴民是一丘之貉，雙方甚至為此大打出手。此外，鑒于加拿大是新英格蘭及北紐約州地區農產品重要的出口市場，跨邊境的走私開始發展起來。聯邦黨人既參與該活動，又利用掌握的法庭打壓邊境執法人員，他們覺得這是對民主共和黨人無腦發動的戰爭的回應。一些邊境城市的地方士紳甚至與英國軍官把酒言歡，并提供關于美軍動向的情報，以換取他們不襲擾城市的保證。美國憲法對于叛國罪的嚴格界定及證人數量要求導致這些身為美國公民的間諜幾乎無法被定罪。1814與1815年之交，聯邦黨人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開會，呼吁新英格蘭各州將稅收自用而非上交聯邦政府，并要求增加對歸化公民擔任公職的限制。

面對不利的戰事局面，美軍一改開戰以來不動用印第安戰士的作法，利用不同印第安部落間圍繞獵場的爭奪，組織起野牛溪印第安人作為盟友。這在之后的小規模沖突中收到奇效，也令英軍震驚不已。正如美軍認為愛爾蘭移民都是自己的天然盟友那樣，英軍將自身視為印第安部落的戰爭伙伴。然而，印第安部落對加拿大農田的劫掠也疏遠了美軍原本極力爭取的當地居民，將他們送入英軍懷抱。更具諷刺意味的是，他們摧毀的第一個村莊正是當年傳教士為皈依印第安人所建的。當美軍指揮官、愛爾蘭移民喬治·麥克盧爾在1813年夏的一次進攻行動中要求本方的印第安人將掠奪的私人財產送還原主時，印第安部落選擇離開。而在接下來的冬天，占領部分加拿大地區的美軍也不得不通過強征糧食以維持補給，并且不斷襲擾附近地區，試圖切斷英軍補給。在此情況下，加拿大人主動向英軍提供情報，這進一步招致了美軍的憤怒，將他們通通視作美國革命后北逃的效忠派，決心摧毀他們的農場作為懲罰。

而在戰線的另一端，圍繞著個人忠誠度的爭議同樣存在。出生于美國的羅杰·謝弗將軍不為其同僚所接受，成為丟失約克的替罪羊而被調職。同樣出生于美國的喬治·普雷沃斯特將軍后來步其后塵，除出生地外，他對法國裔加拿大人的寬厚政策也是原因之一。出生于愛爾蘭的議會代表約瑟夫·威爾克斯則被指控與美軍勾結，為他們充當向導。威爾克斯無奈逃往美軍陣線，并從逃離加拿大的定居者中招募到130多名志愿兵，為美軍效力。這些人往往充當美軍先鋒，劫掠加拿大效忠派。然而，當美軍屢戰不利時，他們也成為被懷疑的對象，甚至差點被解散。但他們最終還是贏得了美軍的信任與稱贊，威爾克斯更是在戰場上陣亡，為美國媒體所大書特書，而英國媒體則強調殺死他的是一名加拿大人，體現出殖民地對帝國的忠誠。此外，缺乏新的南逃者也導致該部隊難以為繼。

戰俘問題再次凸顯公民身份認同在1812年戰爭中的關鍵角色。英軍對從愛爾蘭征召的士兵充滿疑慮，擔心他們隨時可能叛逃，因此通過絞刑威脅和千里迢迢運回英國懲罰俘虜的愛爾蘭裔美軍士兵及英軍逃兵，以儆效尤。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英軍同時以較差的戰俘營條件誘使其他族裔的美軍戰俘加入英軍。而對英軍看守的同仇敵愾則讓大多數美軍戰俘放下族裔之見擰成一股繩，共同慶祝7月4日國慶節，重申他們對共和國理念的信仰，盡管這是以他們對黑人戰俘的排斥為前提的。在戰線另一邊，美軍也扣押英軍戰俘作為人質，以防英軍以叛國罪處決愛爾蘭裔戰俘。美軍同樣引誘英軍戰俘叛逃，這再次激怒了旨在控制屬民流動的英國政府。此外，由于英軍戰俘數量少于美軍，普通美國民眾不愿因叛逃英軍戰俘而減少同胞被交換的機會。1813年11月，70名英軍戰俘挾持交換戰俘的船只，要求留在美國，結果被當地民眾強行奪船，扭送回加拿大。這與戰前美國民眾對英軍逃兵的維護形成了鮮明對比，體現出在一般民眾心目中，公民的范圍在不斷縮小和被框定。

戰爭的結局進一步強化了不同公民身份間的區隔。隨著戰事拖延日久、精疲力竭的雙方最終坐到談判桌前。始終將歐洲事務作為第一要務的英國不愿為北美戰事花費過多，因此對美國作了不少讓步，其中便包括印第安人的權利問題。盡管強征水手一事尚未得到解決，征服加拿大更是遙遙無期，但民主共和黨人巧妙地將保障美國獨立烘托成戰爭的主要目的。加上聯邦黨人在戰爭期間的可疑行為，民主共和黨人在接下來的幾次選舉中大獲全勝。在與印第安人交往中，美國代表也以新近擊敗英國自許，強調英國的背叛與無力，試圖逼迫印第安部落接受美國的土地要求。與此同時，國會也立法禁止外國人與印第安人進行貿易往來，并授權在邊境地區修筑一系列堡壘，以進一步孤立印第安部落。英國能聊以自慰的只是兩國抵制住了激進愛爾蘭人的挑唆，重新言歸于好。1837年加拿大爆發內亂，抗議組織者威廉·麥肯齊逃往美國尋求支持，并組織起隊伍不時過湖襲擾加拿大，結果被美國政府和輿論一致譴責。加拿大效忠派強調1812年戰爭將忠誠者與叛徒區分開來，從而得勢，開始排斥接納新近來自美國的移民，不再給予他們土地。英國法庭也裁定，新近移民需經過一系列法庭手續方能歸化，而非像之前那樣簡單地宣誓效忠即可。此外，英國同樣逼迫印第安人放棄自己的土地及漁獵的生活方式，接受基督教信仰。

與其他學者筆下的1812年戰爭相比，本書更多地呈現出戰爭對具體個人與族群的影響。加拿大人、美國人、印第安人與愛爾蘭人內部都因該戰爭發生撕裂，拔刀相向，原本頗具流動性的公民身份及認同也因戰爭結局而變得壁壘森嚴，“自我”與“他者”的區隔越發清晰。盡管如此，這場“內戰”的某些方面卻在今后的美國史得以延續，尤其是印第安部落間的廝殺，以及不同政黨間的斗爭。國會山事件發生之后，不少新聞強調美國社會的撕裂程度已經達到1861年內戰以來的最高點。但讀過此書后會發現，“內戰”一直是這個國家的常態。此外，對待移民的不同態度也成了區分兩黨的重要標志，只不過爭議的焦點已經從北境移至南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