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來，在東京神保町和京都、大阪各地舊書店，處處都有中國淘書人的身影。不管是舊書肆還是拍賣場，國人對于早期流失到海外的古籍和古卷都非常熱心回購。那么這些古籍到底是通過哪些渠道出去的呢？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一位日本學者在中國的購書史可以說是個很好的見證。這位名叫高倉正三的年輕漢學學者，在中國生活了不到兩年時間，就因病在蘇州逝世，年僅二十八歲。他的病逝，曾引起日本著名漢學家吉川幸次郎、狩野直喜、平岡武夫等人的哀嘆和痛惜。他們以為，高倉正三對于中國語言學，尤其是吳語的專業研究，已經初見成就，未來可期。欣慰的是，高倉正三在中國近兩年時間，留下了一本《蘇州日記》，先在日本出版，后由蘇州學者翻譯成中文出版。從中可一窺這位日本學者在中國的生活軌跡和淘書心跡。

一

有段時間，日本奈良大學史學系教授、漢學名家森田憲司特地來到蘇州市五卅路同益里三號，舉目觀望，百感交集，像是圓了一個百年的愿望。七十多年前，他的前輩高倉正三作為外交部研究員來到蘇州進行吳語專業的調查研究。當時居住的地方就是同益里三號。在不到兩年的時間，這里成為他暫時的歸宿，也是他人生最后的“家”。

同益里是蘇州古城區一條老弄堂，這里曾經是上海灘聞人的別宅，也是一些舊家族的故居，建筑風格中西合璧。有段時間電視劇《都挺好》在此取景拍攝，一時成為很多游客的熱門“打卡地”。

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六日，高倉正三乘船抵達上海的次日，就去書店購買了一些評彈的唱片，隨后到蘇州定居。在蘇州，他接連游玩了虎丘、寒山寺、楓橋鎮、留園，還去了老字號松鶴樓用餐。此后他又暢游獅子林、滄浪亭、孔廟等，聽昆曲，聽評書，拜訪俞樾故居曲園、章太炎故居和墳墓等，還請了一位蘇州人教他說蘇州話。他致信給北京的友人說：“可惜的是蘇州的學者和讀書人幾乎都逃到上海去了……”他只能獨自去拜訪蘇州的名家居所，如在讀書灣的惠士奇故居（紅豆齋）、十全街的李根源舊居。他在致信給老師吉川幸次郎時提及，他最想見到的學人是陳乃乾和鄭振鐸，因為他二人都是收藏和鑒別古籍的內行人士。可惜初到蘇州，只見到一位東吳大學的教授章賦瀏，曾留學日本，因為曾編著過一本《東洋史》，兩人也算能談點蘇州往事。

高倉正三在蘇州的留影

平時沒事，高倉正三最喜歡的是去護龍街散步，因為那里正是蘇州舊書肆的集中地之一。

從晚明到晚清，蘇州的舊書市場似乎一直是全國收藏家和文人淘書的勝地之一。護龍街上曾留下幾十家老字號書店，如來青閣書莊、文學山房、博古齋、藝蕓閣等。這些舊書店，高倉正三都曾經光顧過，甚至成為他們的熟客。當年十月九日，他在護龍街閭邱巷口的博古齋購得小說彈詞三部，在護龍街吉由巷口覺民書社購得《海上花列傳》。

按照古籍收藏家阿英（錢杏邨）在《蘇州書市》的記載：“蘇州書市有三中心。自察院場至飲馬橋一段護龍街，為舊書肆集中地。自察院場至玄妙觀，為新書市場。自玄妙觀廣場折入牛角浜，為小書攤。護龍街東段，東大街，大華路，間邱坊巷，亦各有一家。”

高倉正三《蘇州日記》中的老蘇州地圖

對于這三處舊書市場，高倉正三可以說是按圖索驥，常常一再光顧。十月二十三日這天，他在護龍街口一家書店看到一本鉛字版《北堂書鈔》，這是唐初書法家虞世南的一部著作，按說也不算是多好的版本，但是高倉正三記錄說太奇怪了，老板不肯賣給他，理由是此書自用。其實至今蘇州還有不少舊書店老板，堅持自備書“非賣品”的原則，并不奇怪。

高倉正三在蘇州還遇到一個問題，就是他看上的書，如果老板不在，伙計不敢擅自做主。一九四〇年一月八日，他在蘇州府前街書店發現道光本《漢學師承記》，雖然其中缺少一冊，但伙計說了，老板不在不能出售。使得高倉正三很是遺憾。

二

一九三九年十月二十一日，他在玄妙觀的書店收到了一本《張氏音括》，這是一本成書于一九二一年的方言音韻論述工具書，作者是山東濟陽人張文煒，當時是由“民國江蘇省立第二中學校友會印行”，此書現在已進入“善本”行列。當時高倉正三只花了兩角錢（法幣），其中還包含評彈唱本十余冊，可謂便宜。

但是當時昆曲抄本仍然價格不菲。十月二十七日，高倉正三在觀前街東購得一本昆曲抄本，花費三元錢。他還一再惦記之前拒售的《北堂書鈔》，特委托這里的店主幫忙留意。

高倉正三《蘇州日記》的中文版，古吳軒出版社出版

有段時間，高倉正三囊中羞澀，深感處在書市卻不敢問津的尷尬。但最終還是無法抵御誘惑，硬著頭皮去買。十一月四日他在玄妙觀牛角浜書市買了《花影集》《古史辨》《義妖傳》等書，就是因為架不住店主的推介。有時也會有蘇州名家贈書給這位年輕學者。如蘇州的藏書家趙詒琛就贈給他吳中名家曹元弼（叔彥）的《顏氏家訓義記》和《孫淵如（孫星衍）文補遺》。即使是房東家的書，高倉正三也是處處留心，“房東家有一套重印本的《四部叢書》，我又起了無論如何請他轉賣給我的念頭……如果能便宜到一百日元左右賣給我的話就好了”（1940年11月10日致高倉克己的信文）。

花八角錢得了《國學季刊》第一卷《樂府古辭考》，花八角錢買了一本歷史演義小說《天寶圖》，高倉正三就會高興得像個孩子似的自述心情，盡管口袋里已經空空如也。

有時候為了尋書，高倉正三也會到蘇州外圍去兜兜，如在閶門路上一個廟后人家就花八元錢買了一部《辭海》。

四部叢刊中的原本《呂氏春秋》花了三元五角美元、《蘇州府志》一冊十二元、《中原音韻》一部三元六角錢、《古音叢目》四元兩角、《文學論集》一冊兩角錢、《徐乃昌之印》十元錢、《六也曲譜初集》五角錢、《小詩研究》一角錢、《十經齋文集》石印本七角錢；《吳郡金石目》加上《湘子全傳》和《馬如飛開篇》，一共二元五角；《寄小讀者》《女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塵影》《漢代學術史略》《癡人日記》《漢詩研究》《白雪遺音續選》等書一共一元一角。當時兌換十元（日元）錢得法幣十二元七角。從這些零碎的記錄中，可見當時蘇州的書價歷史和物價情況。高倉正三一邊喊著書貴，可是真正想要的書卻沒有得到，但還是一邊繼續從容淘書。十二月十八日這天他出去取新做的鞋子時還不忘順便買下《中國民間傳說集》《中國民進文學概說》《曹植和洛神傳說》等書，一共一元一角。

清代晚期蘇州護龍街出版的佛經

十二月二十一日，高倉正三在致吉川幸次郎的信中提及：“經常有來自北京和上海的書商來到這里（蘇州）的不起眼的書店，以銳利的目光搜尋各種圖書，然后把其中半數以上的好書囊括而去，對我而言，真可以用‘嘸不辦法（蘇州話）’四字來形容。”

除了淘書外，高倉正三在蘇州基本弄清了蘇州的一些藏書名家的去向，如過云樓顧氏家族，也是蘇州道和曲社的主要曲友之一的顧公可已經“逃往上海”。版本名家王大隆在振華女子中學教學。從事古書買賣的屈伯剛（在蘇州護龍街開設“百雙樓書店”）也去了上海，藏書都寄存在了蘇州大井巷趙詒琛家中。

蘇州一些書店不只是賣書，還幫人裝訂散冊，并送書上門。江南才子錢謙益的名著《初學集初版》（四部叢刊底本）的鉛字版已經到手二十四卷，其他的還需要裝訂成冊。十一月十八日這天，高倉正三花了四元錢委托“來青閣書莊”幫忙裝訂書鈔，可見那時書店業務頗為活絡。他要寄回日本的書也委托時在護龍街大井巷口的文學山房幫忙代理。他在文學山房購書，只要給出書目，店里人就會送上門來。十一月二十七日，文學山房就給他送來了定購木刻版《小腆紀年》。對于此事，現在文學山房的掌門人江澄波先生說，那時店里日本顧客不少，主要都是由父親應付他們，他還在上小學。

早期位于蘇州護龍街的文學山房箋紙，江澄波供圖

高倉正三在蘇州除了購書和游覽外，就是看展覽。有一次蘇州中山堂舉辦文物展，除了倪云林、唐寅、文徵明和董其昌的書畫外，還有金石、古籍收藏名家吳大澂的部分著作，更重要的是明代蘇州袁氏嘉趣堂刻板的《文選》，還有乾隆時期名家張惠言的《儀禮圖手稿》，聽說是一個叫莊江秋的蘇州人出品的。高倉正三在參觀展覽時，還收到清代大臣林則徐的書法卷軸，據說持有者要調去上海工作，因此托他請人估價，請暫為保存（當時應該是一批作品，高倉正三選擇購買一些寄回日本）。

為了買書，高倉正三還放棄買相機的念頭，“忍痛割愛”買了明清古籍和近代出版的全套《戲考》，以及未知真假的徐乃昌出品金石拓片集。

一九四〇年六月三十日，高倉正三致信哥哥匯報他的一天買書記錄：“昨天，一個偶然的機會給我發現了《東坡七集》（仿成化本）、《本印齋所刻詞》和《石印宋元十名家詞》，趕緊花七十元錢把這三部書全都買了下來。在四印齋里，好像是吳文英的《夢窗甲乙丙丁稿二冊》較多，還買了《萬歷本韻府群玉》（五元）等書。”

也就是同日，高倉正三又致信給國內好友倉田淳之助報告自己的近日購書書單：

《編珠》上海來青閣，毛邊紙，三冊，四元五角；《事類賦》乾隆，附廣或類賦本，四元左右；《韻府群玉》，康熙復萬歷，五元左右；《分類字錦》，康熙刊，白紙六十四本，六十元（上海）；《子史精華》，蘇州復刻（雍正刊？），十四至十六元；《格致鏡原》，二十四冊，十元，書較好；《天中記》，萬歷刊，竹紙，卅本，六十元（上海）。

當然，高倉正三在購書時也有一些“遺憾書單”，如明代珍稀版本《天中計》、明代無錫華錫麟出品的《事類賦》，清黃丕烈撰的《士禮居題跋》、近代《王國維遺書》等書都沒有買到。而且有些書款因為先取書后付款，直到他重病時還在委托償還書款。而在他病逝后，不少好書都捐贈給了日本的相關研究機構。

三

《蘇州府志》《清嘉錄》《吳縣志》《蘇州寶卷（說唱藝術）》，以及蘇州拓片、蘇州年畫、蘇州碑刻等，但凡具有地方史料價值的，高倉正三都會去認真讀一讀、學一學，或是寄回日本給一些漢學同道。他對于蘇州名家的著作，如顧頡剛的《古史辨》，吳梅的曲學、葉圣陶的小說散文、俞粟廬的昆曲都是非常熟悉。

尤其是對于葉圣陶的著作，他是一再追逐，希望能夠收全新舊書本。《稻草人》《未厭集》《隔膜》《葉紹鈞（圣陶）代表作選》等，只要見到葉圣陶的新作，高倉正三都會及時購買，并寄回日本給需要的友人。他在一九四〇年一月十八日的日記中寫道：“走到玄妙觀，倒給我花一元錢買到了葉紹鈞的《未厭集》和梁氏的《元明散曲史》。從下午一直看到晚上，這兩本書都相當有意思。葉紹鈞的筆法寫得這樣，可謂已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了，有些像布爾熱（法國作家）式的運筆用詞。”

二月一日，高倉正三致信吉川幸次郎說：“因現在還沒有完全收集到葉紹鈞的作品而感到十分慚愧。他的作品相當難翻譯，感到十分棘手。”

為了能夠早日集齊葉圣陶的作品，高倉正三決定到上海去淘淘看。盡管他在信中一再對日本友人提及蘇州的書價貴，而上海的書價更是上漲得快。但他還是義無反顧地去了上海。當年五月，他在上海書市收獲了葉圣陶的不少新作品。吉川幸次郎多次督促和勉勵高倉正三翻譯葉圣陶的作品，并對他多有指導。高倉正三在上海購得《倪煥之》《火炎》《城中》《腳步集》《雪朝》詩集等，但是他希望再把《三四集》《劍鞘》《線下》等收全。為此他還向吉川老師請教，翻譯葉圣陶作品應該如何取舍，散文與小說的比例又該如何平衡？為了能早日獲得其他缺書，他還向國內的哥哥高倉克己求助，希望能夠得到葉圣陶的傳記史料，如在日本有《三四集》《線下》等小說集也請及時代購。后來高倉正三跑到杭州買到了《三四集》，短篇小說集《線下》則由吉川幸次郎先期借給高倉正三。

從一九四〇年七月下旬開始，高倉正三的身體健康陸續出現了問題，可能與水土不服以及工作勞累有關。但他已經開始著手對葉圣陶作品的翻譯工作。他對日本國內學者翻譯顧頡剛的《古史辨自序》表示了極大的不滿，對于民俗歌謠的翻譯簡直是相反的意思，文體不統一，語法也不對，讓他作為日本學者感到“害臊和遺憾”，從而也更堅定了他繼續學習中國吳語以及翻譯中國文學作品的決心。

愛屋及烏。高倉正三對于葉圣陶當時的游蹤也顯露出很大的興趣，他在《文學集林》中偶然看到了葉圣陶已在四川武漢大學執教，大為欣慰。從刊物中讀到了葉圣陶當時發表的《樂山通信》，更是感到驚喜。同時高倉正三還從阿英、鄭振鐸的文章中及時了解葉圣陶的生活狀況。

到了十月四日，高倉正三致信吉川幸次郎說，老師一直所關心的葉圣陶作品翻譯工作已完成一半，“到本月底可完成全部的初稿，請原諒我一拖再拖”。當時高倉正三還在蘇州積極研究吳歌、吳語歌謠、吳語小說（《海上花列傳》《海天鴻雪記》），以及趕赴浙江、上海和蘇州郊區多方調查吳方言發音，著手編纂《蘇州語發音字典》。

同日，高倉正三還致信給資助他的單位東方文化研究所所長松本文三郎：“學完了上海語會話，就把葉紹鈞著的《古代英雄的石像》以及《稻草人》兩本寓言集譯成蘇州話。這樣，既可用作會話和講解，還可作方言語匯的搜集。”

十月五日，高倉正三致信給哥哥高倉克己提到了自己的腹痛病癥，但還是開足馬力搞翻譯，一天大概可以翻譯十張紙（內容）的樣子。但此后他的病情繼續惡化，甚至要住院、轉院。到了年底時，吉川幸次郎還督促他早日回國治療，似乎對西醫能否治好他的病感到懷疑。

就在高倉正三還有一個月就要回國治療的時候，他的病突然急劇惡化，終于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三日在蘇州盤門內新橋巷蘇州醫院去世，去世前在病床上還在閱讀葉圣陶的作品。葉圣陶作品翻譯應該沒有完全完成，但那些已被譯成蘇州話的作品很是值得搜索閱讀。

從吉川幸次郎對高倉正三的紀念文章中可以看出，高倉的其他譯文還有不少：“作者留學時還著有《蘇州話譯稿》三十二篇。他還把民國作家用標準話寫的童話、書簡和戲曲等改寫成了蘇州方言，其中一部分將在《東方學報（京都）》第十三冊第一分冊以及《中國及中國語》第四卷第十一號以后連載。”其他的還有《王子安年譜》《蘇州語辭典》等著作在陸續排印中。相信在這些內容中肯定還有涉及沈從文作品的譯作。

四

除了葉圣陶的作品外，高倉正三還對冰心、周作人、胡適、阿英、豐子愷、巴金、沈從文等人的作品大為喜愛，常常搜購研讀。尤其是沈從文的作品，他先后購買了《八駿圖》《從文小說習作選》《新與舊》《廢郵存底》《昆明冬景》《阿麗思中國游記》等，還為找不到沈從文的當時蹤跡感到遺憾。他把這些書有些寄給在日本的哥哥，還致信給哥哥說：“新文學大系里除了有關沈從文的小傳以外，其他值得一看的內容幾乎什么也沒有。”只是時間不允許他有更多精力去研究沈從文作品了。

除了沈從文，高倉正三最想見到的是鄭振鐸和陳乃乾。根據高倉正三的日記記錄，他初到中國蘇州后，就想著什么時候能去上海拜見幾位熟諳古籍版本的名家，尤其是鄭振鐸和陳乃乾。

高倉正三在來之前可謂做足了“功課”，深知要買到好的古籍，一定要先找到相關的人士。陳乃乾早期在上海進步書店擔任編輯，后來與人在上海合辦中國書店，經營古舊書業。抗戰期間，也就是高倉正三來到上海找他時，陳乃乾一邊為了生計，幫忙經營朋友的書店，一邊則是勤于寫作，發表了一批版本目錄學和校勘學方面的文章。陳乃乾與江蘇、上海、浙江等地的舊書店都很熟悉，因此幫助鄭振鐸收集了不少古籍善本、珍本。高倉正三第一次見到陳乃乾時，北京琉璃廠老字號來薰閣實際掌門人陳濟川就在場，當時來薰閣已在上海開出分號。

陳乃乾給蘇州護龍街文學山房店主江靜瀾的信件，江澄波供圖

經過吉川幸次郎的介紹，高倉正三在中國書店見到了陳乃乾和陳濟川，并去致美樓一起吃了晚餐。但是問及古籍的事情，陳乃乾回答說“現在公署里藏書甚少，南洋中學倒還是有些”。可是他們去了南洋中學卻因為門口大水，無功而返。

高倉正三在日記中提及在陳乃乾處打聽了不少關于書的情況，但到底是什么內容卻沒有提。而陳乃乾的日記因為缺失了那幾年的內容也無法查詢。高倉正三說他想急切得到鄭振鐸收集的一些俗文學資料。同時對于鄭振鐸的著作《西諦書目》中的一些古籍也渴望購得。如明崇禎六年出版的二十冊《柳枝集》和《酹江集》。為此，他還多方搜集《西諦書目》這本書，希望能寄回日本給吉川幸次郎看看。

由于受經費有限的困擾，高倉正三也不能隨時前往上海淘書或是尋訪鄭振鐸。此后他雖然多次前往，只是見了陳乃乾（陳乃乾還經常爽約）多次似乎也沒談到什么實際內容。反倒不如自己在中國書店淘書實在。有一次趁著等候陳乃乾，高倉正三就買了《毛詩正韻》《康南海傳》《閑風集》《書古文訓》和《吳越文化論叢》等書，一共花了十五元九角。還有一次中國書店的掌柜正巧要出手一本章太炎的著作，賣主是著名版本學家潘景鄭。恰恰潘先生也是高倉正三要尋找的專家之一，可是書買了，潘先生卻一直未能謀面。

《陳乃乾日記》

為此，高倉正三只能從當時的文獻中去尋找一些蛛絲馬跡。他通過舊書刊《文學集林》查找到鄭振鐸寫作的《跋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劫中得書記》，了解相關文獻古籍。從《劫中得書記》中可以窺見鄭振鐸于戰火亂世之中搜集保護古籍的現實，使他大為感慨，因為這是前不久發生在上海的真人真事，使得高倉正三覺得很是有趣。但同時他也很清楚，以他日本學者的身份，是很難見到鄭振鐸了。

此時的鄭振鐸正冒著危險，同時以拮據的經濟窘況沖鋒在搜購中華古籍前線，高倉正三曾經多次光顧過的蘇州來青閣書莊、上海中國書店、來薰閣等書店掌柜都曾與鄭振鐸交往密切。就在高倉正三因為個人原因不愿意摻和南潯嘉業堂藏書樓藏書情況調查時，鄭振鐸正好在聯合出版家張元濟傾其所有搶購劉氏嘉業堂私藏善本。

五

一九四一年二月十七日，蘇州的天氣依舊是冰凍的，殘雪尚未完全融化，躺在冷水盤門附近病床上的高倉正三高燒不下。他致信給哥哥說，醫院考慮到他的病情不能就此放他出院回國。但他還是渴望著一個月后能夠離開蘇州，回到故鄉去。“想到還有一個月就要離開蘇州，真是感慨萬千。與其說醫院生活不自由，倒還不如說對醫院的一層薄薄的悠閑自在、無拘無束、無任何緊迫感的氣氛懷有好感。在中國的這種感情，猶如救世主一般在幫助我，沒有多大痛楚的這種病也沒把它當成一回事，因此在精神上一直很充實的，無憂無慮的，從無不眠之夜便是個很好的例證。”

在信中，高倉正三表示因哥哥一直從經濟上補貼他而感到不安，同時對于照顧他的中國保姆給予多倍工資而感到欣慰。一個多月后，高倉正三病逝于蘇州醫院。他的哥哥前來中國辦理后事時發現了這本日記，便帶回國整理。一九四三年這本名為《蘇州日記》的日記書在日本被弘文堂出版，高倉正三的老師吉川幸次郎在《跋》中寫道：“（高倉）克己學士聽到弟弟病危的消息后趕緊乘船西渡。（三月）十三日那天，船還在東中國海的海上航行，另據說在他離開人世時，照顧他的護士也正巧不在病房，正可用‘天涯孤獨’四字來形容了。”

蘇州古舊書店現在的經營場景

吉川幸次郎對于這本日記的內容大為褒揚：“作者把頗具魅力的蘇州語的發音帶給了我們學術界，以此為契機，在我國的中國語學以及中國語言史上開辟出諸多的新的領域。”此書的書名為吉川幸次郎的老師狩野直喜題寫，狩野教授是一位研究中國文學、中國哲學和敦煌學的著名漢學家。

北京語言大學教授錢婉約曾致力于日本學者在中國購書史料的研究，她的祖父則是著名歷史學者錢穆，她稱高倉正三是“吳語研究的開拓者”。

此書日本版曾于一九八六年由日本演劇教育聯盟資料館富田博之先生贈予跟隨江蘇昆劇院人員赴日演出的朱喜先生，朱喜后又把書贈給在葉圣陶故居辦公的蘇州雜志社，雜志社委托蘇州國旅辦的孫來慶先生幫忙翻譯，并在雜志上連載多期，引起較好的反響。著名作家、雜志社社長陸文夫先生“認為此書（《蘇州日記》）的角度較為特別，對淪陷后的蘇州文化情狀起了‘補白’作用，便拍板于《蘇州雜志》一九九五年第二期起連載”。

二〇一四年，此書中文版由古吳軒出版社根據孫來慶先生的譯本出版，孫先生在《后記》中提及：“在那個特殊的年代，一個日本人所記錄的中國城市民情，所追尋的中國語言文化、民俗文化、古典文化等，對中日兩國人民來說，都是難能可貴的記憶。”

本文首發于《書城》（2021年4月號），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