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多年之前剛開始接觸電視媒體，幾次有機會參加一個類似公開辯論式的國際時評節目。由于要在數十位觀眾的注視下上臺，那時還更年輕些的我不由自主地選擇了小跑。不過，在錄制過程當中，我在偶然間發現剛才邁過的臺階并不算矮，就多少有了些心有余悸。現如今，這個小經歷的回憶竟然讓我有一些理解最近在空軍一號舷梯上屢次跌倒的美國總統喬·拜登。面對著全美乃至全球媒體的高度關注，再加上社交網絡的無孔不入，上了年紀的拜登當然有壓力在細節上盡可能表現出某些“年輕態”，但小跑而上的做法自然易有閃失，更何況是一位78歲的老人。

3月19日拜登所謂“三連跌”的視頻很快被傳遍全網，加劇了原本就存在的對拜登執政能力的各路質疑。于是，1977年出生的白宮副發言人卡琳·讓-皮埃爾（Karine Jean-Pierre）不得不公開解釋：那天安德魯機場的風的確太大，她自己上飛機時也差點摔倒。這個解釋善意卻牽強，不禁讓外界對整個拜登團隊成員的身體狀況多了幾分好奇。

就在6天之后，拜登在白宮舉行了其上任后的首場總統記者會。這場不到一個小時的記者會原本就因為安排得太晚（上臺后第64天）而被解讀為總統需要更多時間準備，而拜登在記者會上的表現也難言理想，沉悶與冗繁的表達似乎在提醒人們，相比于過去四年的喧囂，什么才是華盛頓的常態。雖然看似更像是事先周密安排，并按圖索驥地點名提問，但在面對一些挑戰性問題時，拜登還是表現出了情緒上的易怒，最后回答了十個問題就草草收場。

2017年70歲的特朗普入主白宮，刷新了首次新當選總統的年齡紀錄，但其隨后四年中的“生猛”做派很容易讓人忽視美國正在步入的“老人政治”。相比之下，如今的拜登正好提醒了這個既成事實或新常態的悄然而至。

到底是誰的政府？

在這波關于拜登高齡、身體狀況與執政能力的討論之中，美國保守派陣營注定不甘寂寞。福克斯新聞網等保守派媒體以及一些社交媒體上的賬號開始抓住一個有趣的細節加以“深挖”。那就是白宮官方網站上目前明確使用了“拜登-哈里斯政府”的說法，而且有消息稱拜登政府已通知其各行政機構都要統一采取正副總統并列的名稱。

白宮網站上的“拜登-哈里斯政府”

按照保守派的“創造性”解讀，這個用法背后是拜登因為身體等原因而無法正常履職的政府危機，甚至副總統卡瑪拉·哈里斯被猜測已經實際掌權、并將隨時接任扶正。

如此陰謀論的低聲細語當然有所暗示：比如，拜登的當選原本就是“偷來的”，自然無福消受，這是特朗普的支持者很喜歡的說法；比如，白人總統拜登已成“傀儡”，而真正控制國家的是身為非洲裔的哈里斯，這個暗示一定是某些白人群體所不能忍的，進而會刺激出某些力量。由此可見，針對該細節的議程操作其實是在企圖塑造出一個類似于所謂“滿洲候選人”的政治敘事（編注：《滿洲候選人》原是美國作家李察·康頓1959年出版的政治驚悚小說，后來“滿洲候選人”一詞成為美國政治詞匯，意思是“傀儡”、“受人操縱”、“被洗腦”的候選人）。

客觀而言，“拜登-哈里斯政府”這種并列的說法在白宮網站等官方平臺上得到如此高調的正式使用，的確有些不同以往，但也未必就意味著上述這些戲劇性過強的臆想。一方面，如果仔細去搜索前任幾屆美國政府的有關信息，正副總統聯立以命名當屆政府的用法并不算反常。特別是至少從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副總統在實際政治中不斷擴權的情況下，正副總統聯立的用法反而看上去更為正式。另一方面，這種用法顯然隱含著一些符合正常預期范圍內的政治考量。比如，今年1月19日，也就是特朗普政府卸任的前一天，國會眾議院共和黨領袖凱文·麥卡錫在官方網站上貼出一篇題為“特朗普-彭斯政府的五大成就”的總結性文章，其使用這種說法的意圖是為了強調共和黨建制派邁克·彭斯的重要作用，突顯特朗普政府的成就是共和黨的成就。而今，拜登在白宮網站上使用的“拜登-哈里斯政府”也可以理解為本屆政府分享權力的特性所致。

事實上，在去年大選塵埃落定之后，拜登陣營開啟的所謂“權力過渡”官網就明確被命名為“拜登-哈里斯過渡團隊”。以《時代周刊》封面為例，無論是大選日之后確定選舉結果的一期還是2020年的年度人物封面，都是拜登和哈里斯兩人同框分享的。這在一定程度上也說明，拜登團隊自身與相關輿論都認為這是一次合作的選舉，開啟的是分享的權力。換言之，拜登與哈里斯在2020年的當選，如果不出意外的話，其效力不僅僅局限于未來四年，而是預先設定了2024年乃至2028年的民主黨初選提名。為了強化乃至固化這種可能的延續性，拜登從一開始就堅持使用“拜登-哈里斯政府”也可突出民主黨政策的可持續性，對抗2024年如果再現政黨輪替并導致政策逆轉的耳語與焦慮。

畢竟做過八年副總統，拜登本身也會換位思考、希望盡可能充分發揮哈里斯作為副總統的能量。雖然兩人的私人互動交集其實有限，能夠提起的也就是哈里斯在多個場合反復回憶她與拜登大兒子博·拜登的合作，但這位曾以副總統身份主持了哈里斯宣誓就職國會參議員的現任總統也的確正在賦予哈里斯更大角色。從過去60多天，哈里斯在內外政策上的一些參與度上已初見端倪：本屆政府第一通對外溝通的電話就是哈里斯與世衛組織總干事的通話，后續哈里斯也直接與法國、加拿大等盟友國家的正職首腦進行了電話溝通；最近哈里斯被授權負責關乎未來且極度重大的移民事務，特別是解決當前的美墨邊境危機。從這個角度看，“拜登-哈里斯政府”的用法不但符合近年來副總統角色的持續提升，也與民主黨未來的代際更新重任完全合拍。

退一萬步講，假設目前白宮內部真的正在上演著“宮斗大戲”，目前仍臨時住在布萊爾宮的哈里斯已距離橢圓辦公室僅一步之遙的話，反而應該對外界避諱使用“拜登-哈里斯政府”以盡量減少猜測吧？

艾森豪威爾能告訴拜登什么？

對“拜登-哈里斯政府”未來各種意外可能的猜測，不僅因為拜登的高齡，也是出于拜登與哈里斯的年齡差：1964年出生的哈里斯僅比拜登已故的大兒子博年長5歲，正副總統相差22歲，這顯然是一個具有長遠影響的“父女檔”組合。

值得注意的是，22歲并不是美國歷史上正副總統的最大年齡差。在1856年大選中，當時65歲的民主黨人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所要面對的本黨副手就是不到35歲的約翰·布雷肯里奇（John Breckinridge）。其時，這個組合顯然不是總統候選人自身所能決定的，但年輕一代的布雷肯里奇無疑代表著政黨所需要的梯隊。1860年，這位目前仍是美國歷史上最年輕的副總統代表分裂出的南方民主黨角逐白宮，最終負于林肯。

“布坎南-布雷肯里奇”組合之后，還有兩組“父子檔”的情況，即艾森豪威爾（1890年生）與尼克松（1913年生）、老布什（1924年生）與奎爾（1947年生），兩個組合中的總統都年長于副總統23歲左右，與如今的“拜登-哈里斯”組合更為接近。就初選制度給予總統候選人的授權而言，拜登當然與當年的老布什一樣，自己有權決定副手人選。但就政黨內部派系生態而言，拜登為了平衡黨內訴求而選擇哈里斯，其實更像是當年艾森豪威爾接受尼克松。

1952年的共和黨最期待實現的就是終結民主黨長達20年的執政，他們找來了二戰名將艾森豪威爾作為救兵。不過，最為支持艾氏的還是黨內的自由派，黨內保守派支持的羅伯特·塔夫脫（Robert Taft）以及溫和派支持的厄爾·沃倫（Earl Warren）等人仍堅持參與提名競爭。于是，雖然62歲的艾森豪威爾順利戰勝了黨內保守派，但最終還是接受了能同時得到黨內保守派支持以及溫和派接受的副手人選，即39歲的尼克松。

1952年總統大選后，《時代周刊》封面上是大選的贏家艾森豪威爾和尼克松。

當年共和黨某些精英這種為未來投資的做法，像極了去年民主黨某些人要求拜登選擇一位女性非洲裔副手（幾乎就是在暗示選擇哈里斯）的迫切呼聲。相比而言，老布什對奎爾的遴選完全是主動營造一些代際感，是主導而非妥協，而后者在1992年敗選之后也就再無任何政治企圖心。

有趣的是，還以《時代周刊》封面為例，在拜登和哈里斯之前，上次當選的正副總統共同登上選后最新一期封面的情況恰恰就是1952年和1956年，即艾森豪威爾和尼克松組合的兩次勝選，其中1956年并肩頭像設計，與2020年作為“年度人物”拜登與哈里斯的并肩側臉像如出一轍。

1956年《時代周刊》封面上的艾森豪威爾和尼克松。

2020年《時代周刊》封面上的拜登和哈里斯。

既然情況相似，兩位總統都面對著黨內派系平衡產生的、且被認為代表著本黨未來的副總統，那么艾森豪威爾的實踐能告訴拜登什么呢？對于被很多人擔心高齡甚至身體健康堪憂的拜登而言，艾森豪威爾的心臟病突發應該是一個值得思考與借鑒的接入點。

1955年8月中旬，艾森豪威爾一家飛往其夫人年輕時曾久居的科羅拉多州丹佛市，開啟大概為期兩個月的所謂“工作休假”。9月23日晚，艾森豪威爾突發心臟病，并于次日被送醫。隨后的七周，艾森豪威爾一直在科羅拉多州奧羅拉的費茲西蒙斯陸軍醫院治療與恢復。巧合的是，事發12年前，一個名叫約翰·福布斯·克里的新生兒（編注：即奧巴馬第二任期內的國務卿）就降生于該醫院。1955年10月初，艾森豪威爾病情得到一定控制，時任副總統尼克松和國務卿杜勒斯先后于10月8日和11日來看望了總統。

直到11月11日，艾森豪威爾才出院，但卻并未返回白宮，而是回到了他擔任哥倫比亞大學校長期間在賓夕法尼亞州葛底斯堡購置的莊園。很多資料披露，此時的艾森豪威爾非常沮喪，不但相信自己已絕無可能謀求連任，更是對自己能否繼續正常履職產生了高度懷疑。甚至，定于1956年1月5日的總統到國會兩院發表國情咨文的日程也被迫擱淺，艾森豪威爾決定將其改為以書面形式向國會提交。

艾森豪威爾的退意很快引發了共和黨精英層的不安與躁動。從當時共和黨可能替代人選看，包括副總統尼克松在內無一能如艾氏那樣確保勝出。1956年2月中旬，醫生團隊確認艾森豪威爾全面康復。2月29日，在共和黨大佬們的勸進之下，艾森豪威爾公開表示愿意繼續代表共和黨參選。

值得注意的是，在1955年9月底到1956年2月期間，即在總統無法完全履職或者只能部分履職的時間段內，艾森豪威爾政府的運作可謂極不順暢。雖然副總統尼克松獲得了代理主持召開內閣會議以及國安會會議的授權，但其卻根本無法主導決策。當時的國務卿杜勒斯、財長喬治·漢弗瑞（George Humphrey）、農業部長伊茲拉·本森（Ezra Benson）等在分管政策上不同程度地抵制尼克松，認為其無法代理艾森豪威爾決策，進而也就出現了不同部門主官自行決策的亂象。

按照美國東北大學政治系教授羅伯特·吉爾伯特（Robert Gilbert）等學者的說法，由于艾森豪威爾因病而導致的決策真空，杜勒斯在1955年底和1956年的一段時間內單方面駕馭了美國的對外政策，直接導致了取消資助阿斯旺大壩的決定以及后來的蘇伊士危機。

艾森豪威爾的心臟病導致其政府各自為政，除了因為艾氏的親信對尼克松不買賬之外，還有一個關鍵背景就是1956年的大選。至少尼克松與杜勒斯，或者尼克松與漢弗瑞之間的某些矛盾都能折射出共和黨內部不同派系在面對大選時的提前卡位。頗令人玩味的是，雖然艾森豪威爾在抱病期間由于看到了尼克松并不理想的民調表現而親自告誡其不要參選，甚至在宣布謀求連任之后艾森豪威爾一度希望更換副手人選，但最終他還是接受了共和黨派系的安排。當然，也正因為1956年的共和黨連任，尼克松才能以壓倒性優勢成為代表共和黨在1960年大選中出戰的不二人選。又過了八年，當尼克松再度參選并最終如愿之后，他的二女兒朱莉與艾森豪威爾唯一的孫子戴維喜結連理。

艾森豪威爾在1955年到1956年的這段經歷，無形中增加了拜登堅持使用“拜登-哈里斯政府”這一用法的必要性。必須承認，雖然此前私人醫生提供的健康報告顯示拜登總體上健康，但當時報告所列出的心率不齊、房顫、高血脂等問題還是存在某些隱患的。如果一旦出現中風、心臟問題等突發情況，類似的“艾森豪威爾時刻”就會上演。

雖然艾森豪威爾的心臟病突發直接刺激并最終在1967年確定了聯邦憲法第二十五修正案，即關于副總統代理總統履職的憲法規定，但相對資歷較淺的哈里斯是否可以充分享有憲法權力，能否駕馭更為資深的閣員、對總統寶座躍躍欲試者或者是跟隨拜登數十年的總統親信，這些都有變數。特別是，如果拜登可能的身體狀況也發生在選舉前夕（比如2023年下半年），面對屆時已然開始醞釀的黨內初選，作為最具希望人選的哈里斯就更易遭遇政府內部其他競爭者的激烈挑戰。換言之，如果出現問題，如今的拜登未必能如當年艾森豪威爾那樣快速重裝上陣，哈里斯也就不得不面對比當年尼克松更加艱難的處境，而屆時的民主黨則要再度陷入內部廝殺，錯失原本相對于共和黨陣營以靜制動的優勢。

預見到了這些潛在問題，從一開始就特別強調哈里斯在政府中第二順位的關鍵角色，旨在盡可能確保在拜登無法（完全）履職的情形下在政府決策和政黨整合的雙重意義上的穩定性，這可能才是拜登真正想要通過“拜登-哈里斯政府”而實現的目標。

“聯邦明察局”是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美國研究中心秘書長刁大明的專欄，對“聯邦”（United States，即美國）之事洞明察鑒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