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5日，影星克里斯托弗·普盧默（Christopher Plummer）去世，勾起了人們的回憶。在普盧默主演的諸多電影中，改革開放初期國內引進的《音樂之聲》是大家耳熟能詳的。電影中的優美風光令人印象深刻，不少歌曲也膾炙人口（雖然并不是奧地利的音樂，而是好萊塢歌曲）。影片的背景是1938年納粹德國吞并奧地利，而影片中普盧默飾演的上校一家的愛國情懷，特別是抵制希特勒吞并奧地利，拒絕出任納粹官職，最終不惜逃亡國外的過程，可謂感人肺腑。

不過，這畢竟只是一部電影，而且是一部美國電影，這些情節是真實的嗎？我們考察一下歷史，就會發現，情況并非如此。影片中瑪麗亞的原型，亦即實際歷史中的特拉普夫人撰寫的回憶錄多年前已經譯介到了國內，很多人可能已經從不同途徑了解到，影片主人公家庭的原型的確移居美國了，但是這并不是因為他們反對納粹，影片中上校手撕納粹旗幟換上奧地利國旗的情節恐怕只能出自影片編劇的虛構。影片開始的時候通過字幕告訴觀眾，那個時代是奧地利“最后的黃金時代”。然而，當納粹德國和奧地利于1938年合并的時候，也就是影片所涉及的那一年，奧地利已經由法西斯政權執政四年了。

奧匈帝國的解體與“紅色維也納”的興起

和德國相比，奧地利在十九世紀下半葉之后的歷史就不那么引人注目了，曾經盛極一時的奧匈帝國和它的統治者家族哈布斯堡王朝，已經在歐洲的民族解放運動與社會主義運動的沖擊下日薄西山、搖搖欲墜。1866年起，奧匈帝國就變成了一個“二元帝國”，在那之后實際統治匈牙利的馬扎爾貴族們與帝國朝廷日益離心離德，在奧匈帝國統治下的其他民族更是如此：大家都知道，點燃第一次世界大戰導火索的，正是所謂“波斯尼亞問題”。一戰結束后，奧匈帝國也分崩離析了。

在奧匈帝國時代，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在奧地利取得相當程度的發展。奧地利社會民主黨還提出了一套強調文化作用的“奧地利馬克思主義”，援引的是所謂“價值和事實分離”的康德哲學。和第二國際的其他各個社會民主黨一樣，奧地利社民黨也在一戰時為奧匈帝國的戰爭搖旗吶喊。一戰后，工人運動在歐洲風起云涌，奧地利自不能外，工兵代表委員會如雨后春筍一般涌現，奧地利共產黨也頗為活躍。維也納中產階級及其政治代言人則把奧地利工人的斗爭看成“文明”末日及其決戰的前兆。在這個關鍵時刻，奧地利社會民主黨也和他們的歐洲同儕一樣，對工人們的革命行動憂心忡忡，尤其害怕來自俄國布爾什維克及近鄰匈牙利、巴伐利亞的影響。他們通過立憲會議和本國統治階級達成了暫時的妥協，其成果就是奧地利第一共和國。不過，和魏瑪共和國一樣，奧地利第一共和國也是一個“沒有人想要”的共和國：基督教社會黨人（及其背后的奧地利天主教會）繼續忠于君主制并且因為仇恨下述的“紅色維也納”而企圖離開奧地利與德國合并，時為奧地利社民黨領袖的卡爾·倫納（Karl Renner）夢想建立“多瑙河邦聯”（Danubian confederation），社會民主黨人則想和魏瑪德國聯合建立一個改良主義的“德國”。奧地利第一共和國局勢穩定之后，工人委員會就被奧地利社民黨一腳踢開了，匈牙利和巴伐利亞的蘇維埃共和國失利之后，奧地利社民黨擬議中的不少改革措施也就永遠停留在了紙面上。

前面提到，“奧地利馬克思主義”特別重視文化領域。公允地說，奧地利社會民主黨在文化建設方面是下了很大工夫的，因此，一戰后長期由奧地利社民黨執政的維也納也一度被稱為“紅色維也納”。這些措施主要有：建設公共住宅、提供公共醫療和其他社會福利，通過奧地利社民黨的黨組織對工人進行文化教育，建立黨的學校、工人圖書館等，設立音樂廳、劇院等設施，組織工人運動會乃至工人奧運會以展現工人的力量等。奧地利社民黨也組織了一些休閑娛樂活動，例如劇院、廣播、度假。在工人的家庭生活方面，奧地利社民黨采取了一些減輕家庭婦女家務勞動負擔、設立公共育兒機構甚至進行生育方面的教育等措施。但是，總的來說，奧地利社民黨上層并不真正了解奧地利工人們的實際需求，他們推行的一些措施十分脫離實際情況，采取的自上而下命令式方法收效也不好。1926年，奧地利社民黨設立了名為“紅鷹”（Rote Falken）的青少年組織，對十至十四歲的少年進行教育。從理論上說，奧地利社民黨想通過這些措施對工人進行社會主義文化教育，為他們推遲到遙遠的將來的社會主義政治做準備，而實際上，奧地利的國家機器仍然掌握在右翼手里，奧地利社民黨的文化活動也受到了極大阻礙。例如，奧地利社民黨一直無法廢除學校教育中的宗教內容。1927年之后，隨著奧地利政治的不斷右翼化，奧地利社民黨在政治上不斷退卻，上述文化活動也越來越變成他們逃避政治壓力的場所。一戰前，上述文化領域是奧地利天主教會的傳統“勢力范圍”，他們及其支持的基督教社會黨對社民黨采取的改革措施頗為不滿，盡其所能地加以阻撓。

“黑色維也納”

“紅色維也納”似乎繁榮興旺，然而一戰前奧地利的社會結構，尤其是包括奧地利天主教會在內的老權貴組成的“黑色維也納”并沒有受到“紅色維也納”的觸動，就此偃旗息鼓，而是在緊鑼密鼓地活動。在文化領域，這個時期的奧地利右翼和歐洲的老式右翼一樣，鼓吹的是天主教、傳統帝國等老式價值觀。早在一戰前，甚至十九世紀末，奧地利右翼特別是奧地利天主教勢力就提出了一整套政治主張。呂格（Lueger）和沃格爾桑（Vogelsang）是這個時期奧地利右翼知識分子的主要代表。1892年建立的利奧協會（Leo-Gesellschaft）是一戰前后奧地利右翼的主要組織。這個組織是以教皇利奧十三世（Leo XIII）命名的，以推廣天主教價值觀為己任：他們甚至要求用天主教世界觀指導科學研究，從而為科學賦予所謂的“倫理”基礎。一戰前，利奧協會成了奧地利最大的學術組織，并一度控制了奧地利學術界和文化界。它也不僅僅是一個宗教組織，這個組織的不少成員是德意志民族主義者。在一戰期間，利奧協會的成員和歐洲其他地區的老式右翼保守主義一樣，經歷了一個政治化、激進化的過程。在德國，正是這樣一個過程大大縮短了普魯士老權貴和納粹等新興右翼組織之間的距離，并為兩者之間的合作鋪平了道路。到了一戰之后，和歐洲其他國家的老式右翼，特別是戰敗各國的老式右翼一樣，奧地利老式右翼也受到了沉重打擊，這恰恰進一步刺激了奧地利老式右翼的激進化。這個協會也和奧地利基督教社會黨密切結合，該協會的創始人之一弗蘭茨·辛德勒（Franz Schindler）也是奧地利基督教社會黨內的頭面人物。利奧協會的德意志民族主義的具體主張之一正是要求奧地利和德國合并，在中歐建立一個泛德意志帝國。這也是日后奧地利和德國的“合并”在奧地利內部的一個重要支持來源。此外，這個協會的人還極力撇清奧地利乃至普魯士德國（也就是所有中歐國家）和一戰的關系，把一戰說成其他歐美國家的單方面責任。熟悉歷史的人們都知道，奧地利右翼和他們的德國同儕是持有相同政見的。

在利奧協會之外，約瑟夫·埃伯勒（Joseph Eberle）編輯了一份名為《新帝國》（Das Neue Reich）的刊物，這份刊物成了奧地利乃至整個中歐右翼的喉舌。其他右翼活動家們則提出德意志民族主義與保守派結盟，以阻止奧地利社會民主黨統治的方案。理夏德·克拉利克（Richard Kralik）主張奧地利天主教力量和德國民族主義者們建立同盟，攜手反對猶太人、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民主。這些主張最終呈現為一戰之后的奧地利共和國。奧地利天主教會的一些人士直接把奧地利第一共和國稱為“撒旦的統治”，把現代大學稱為“道德敗壞中心”。“奧地利行動”（Oesterreich Aktion）組織則呼吁復辟哈布斯堡君主制。奧地利右翼的主張結合了民粹性的民族主義和對威權統治的懷念，試圖運用某種政治威權對付他們所認為的“社會解體”。這不僅與德國及歐洲老式右翼在當時的主張十分一致，事實上也是世界所有地區老式保守主義的共同主張。毫無疑問，在政治上，奧地利右翼對死敵社會民主黨在議會選舉中的表現，以及席卷歐洲特別是中東歐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都是警惕的，他們也使用反猶主義的陰謀論加以解釋。不難發現，這也是當時歐洲右翼的共同特質。

雖然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奧地利右翼就在奧地利知識界建立了相當的影響，當然，他們并不會把活動限定在學術和思想文化領域，也積極期待能夠實現他們的主張的政治人物。這個時候，希特勒還沒有在德國政壇登堂入室，于是已經執政多年的匈牙利的霍爾蒂（Horthy）和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就成了奧地利右翼的政治偶像。這兩名政治人物追求的是一種結合了反猶主義、民粹性民族主義、威權主義和基督教的政治。因此，當意大利法西斯政權和梵蒂岡達成和解之后，即使是一度觀望的“溫和”右翼分子們也聚集在了意大利法西斯周圍。很明顯，奧地利右翼的主張離納粹只有一步之遙。這個時期，他們在德國的儕輩正是德國國家人民黨（DNVP），以及施賓格勒、海德格爾等右翼知識分子。希特勒在德國開始成為右翼明星之后，奧地利右翼自然趨之若鶩：到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奧地利右翼的奧特馬爾·施潘（Othmar Spann）就在拼命地論證，他的哲學是如何與納粹相兼容的。事實上，施潘和納粹一樣信奉“種族科學”，推崇所謂“劣等民族”的觀念。這位先生支持包括納粹在內的歐洲幾乎所有的右翼運動，甚至嫌奧地利的多爾弗斯-舒士尼格政權在右翼化方面不徹底。奧地利的右翼分子也和幾乎全歐洲的天主教政治勢力結合起來了。到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前述的埃伯勒也成了納粹擁躉，他復述施米特（Carl Schmitt）的觀點，強調納粹是必然的發展結果。奧地利的右翼分子也被納粹的奪權激勵，盡力鼓吹他們的觀點，并力圖付諸實施。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正是這個時期活躍的奧地利右翼知識分子之一。在政治領域，奧地利右翼的政治組織基督教社會黨早在1926年就提出了一份傾向于威權主義的綱領，這個黨也是一切反對奧地利社民黨的右翼團體的聯合。

奧地利右翼們并不止步于“批判的武器”，他們組織了一個準軍事組織還鄉團（Heimwehr），和他們的德國同儕、右翼軍事組織“自由軍團”（Freikorp）一樣，奧地利還鄉團也是從一戰結束之后就開始活動的。這個組織主要由民族主義派學生、小資產階級和原軍官組成，他們也和這個時期歐洲的所有右翼準軍事組織一樣，明確地以鎮壓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革命為其目的，并從一戰后一開始就和基督教社會黨互相支持。例如，1922年奧地利政府就是依靠還鄉團迫使奧地利工會做出讓步。1927年7月，也正是還鄉團鎮壓了維也納正義宮慘案之后的抗議罷工。1927年之后，奧地利的基督教社會黨當局大力支持還鄉團通過游行、進軍等手段攻擊奧地利社民黨，后者忍無可忍的“防御性暴力”則遭到了奧地利當局的鎮壓。曾經擔任奧地利總理的塞佩爾（Seipel，此人也是前述利奧協會的積極分子）甚至組織奧地利銀行家和工業資本家們為還鄉團籌款，他還抵制了英法要求同時解除還鄉團和奧地利社民黨武裝的提議。這個時期奧地利政府軍和還鄉團共同襲擊奧地利社民黨武裝護衛團（Schutzbund），并把搶來的武器交給還鄉團。這個時候，還鄉團已經登堂入室，幾乎成了奧地利當局的合法武裝力量。時任奧地利總理的瓦古因（Vaugoin）干脆邀請了兩名還鄉團頭目入閣。1932年多爾弗斯政府依靠的就是還鄉團和農業聯盟（Agrarian League）議員的支持而維持的。從1927年起，意大利法西斯政府也開始向還鄉團提供資金和武器。該組織也和納粹眉來眼去。

奧地利社會民主黨的無力抗爭

公平地說，這個時期的奧地利社會民主黨確實也沒有對奧地利右翼的這些活動完全視而不見，他們也試圖把奧地利的官僚、醫生、律師等組織成工會，但是他們采取的辦法仍然主要是文化層面的，并采取自上而下的俯視態度。奧地利社會民主黨試圖爭取奧地利知識分子。早在一戰之前，奧地利社民黨就和奧地利知識界過從甚密。大家都知道，這個時期也是世界哲學史上著名的實證主義派別維也納學派活躍的時期。這個學派提倡邏輯實證主義、推崇“科學世界觀”，自然與宗奉天主教的奧地利右翼自然水火不容。奧地利社會民主黨試圖與維也納小組結成同盟，共同反對奧地利右翼。例如維也納小組的成員之一奧托·諾伊拉特（Otto Neurath）就參與了經濟“社會化”問題的討論，并提出了一個系統的理論。諾伊拉特也是奧地利進步知識界和奧地利社民黨互動的中心人物，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維也納小組的卡爾納普（Carnap）等人及其理論都受到了他的影響。除此之外，奧地利社會民主黨人試圖使用熊彼特與凱恩斯的理論反駁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和新古典理論。比較有趣的是，這個時期和奧地利社民黨走得最近的是弗洛伊德一系的精神分析學說——雙方的聯系也是從一戰之前就開始的，《法西斯主義群眾心理學》的作者威廉·賴希（Wilhelm Reich）是其中的代表之一。這個時期受到左翼影響的比較著名的奧地利知識分子還有埃利亞斯·卡內提（Elias Canetti）。

當然，奧地利國內的進步力量對奧地利社會民主黨的消極退讓態度并不滿意。1933年3月，也就是在多爾弗斯政府轉向法西斯的時刻，一批奧地利和美國的社會科學工作者聯合發表了他們對奧地利紡織工業城鎮馬林塔爾（Marienthal）的研究。這些學者不僅批判了奧地利右翼，也對奧地利社會民主黨的被動與消極無為提出了批評，同時還不斷呼吁奧地利社會民主黨進行他們擬議中的社會經濟改革。但是，奧地利社會民主黨的精力集中在維持黨內紀律和安撫反對派。這樣一來，工會、青年組織以及其他組織對奧地利社民黨的不滿和疏離日益加劇，大量知識分子和奧地利左翼人士對該黨感到失望。1929年起，奧地利的進步知識分子及社民黨左翼日益與社民黨主流決裂。也正是在這個時候，諾伊拉特日益脫離政治。

奧地利社會民主黨與右翼對抗的措施是相當無力的，效果也十分有限。奧地利社會民主黨努力的最大成果出現在1923年，從那之后，維也納的知識界就不斷轉向右翼。這實際上也是因為奧地利社會民主黨把自己和當時的奧地利政府捆綁，對當時的奧地利政府的不滿從而被導向右翼，并進一步導致了兩次大戰之間奧地利整體文化的右翼化甚至法西斯化。最后，奧地利社會民主黨也承認了自己的失敗，放棄了吸納知識分子的努力。維也納小組的領袖石里克（Moritz Schlick）被奧地利右翼組織暗殺就是這個策略失敗的標志。而正是埃伯勒編輯的另一份刊物《美麗的未來》（Die Schoenere Zukunft）上刊登了約翰·紹特（Johann Sauter）顛倒黑白的文章，把殺害石里克的兇手說成是石里克（以及整個維也納小組）的異端邪說的受害者。

1933年3月4日，也就是納粹在德國上臺一個多月之后，隨著多爾弗斯政府拒絕進行新的議會選舉，而是通過發布命令進行統治，也就是不再維持形式上的民主，奧地利的紅與黑再也不能能夠和平并存下去了。奧地利右翼分子們則把多爾弗斯看成奧地利的墨索里尼與希特勒，認為多爾弗斯能夠恢復奧地利的偉大。即使是“反納粹”的諸如迪特里希·希爾德布蘭（Dietrich Hildebrand）支持的也是政教合一的威權主義。換言之，奧地利右翼們要求的是一個“溫和”的納粹，類似德國的施萊歇爾（Kurt von Schleicher）和巴本（Franz Papen）那樣的統治。1934年2月12日到17日，一部分奧地利工人無視奧地利社會民主黨和工會官僚們的約束，自發發動了武裝起義。他們的起義失敗了，奧地利社會民主黨的“防御性暴力”遇到實際問題就只剩下了紙面意義。

多爾弗斯-舒士尼格政權牌號的法西斯主義強調的是“傳統”也就是奧地利的天主教傳統。這個政權采取的各項措施也直奔中世紀，例如在歐洲現代化進程中消失了的行會又出現了。這些過時的措施自然對奧地利經濟沒有任何促進作用，奧地利的金融機構也接二連三地發生危機。不過，多爾弗斯本人倒是以奧地利小農的保護者自居——熟悉歷史的人們很容易想到，他的模板就是十九世紀中期的路易·波拿巴。掙扎了幾年之后，奧地利還是在內外危機中被納粹德國于1938年吞并了。

反納粹“愛國主義”芳蹤難覓

如前所述，納粹德國吞并奧地利是《音樂之聲》電影的背景，這部電影也特別強調了奧地利的“反納粹愛國主義”。然而，奧地利右翼雖然和納粹確有齟齬，畢竟還是一根繩上的螞蚱，自然同氣相求。多爾弗斯-舒士尼格政權的支柱奧地利天主教會雖然對納粹也有些微詞，也仍然把納粹視為他們的反猶主義與反馬克思主義的伙伴。奧地利天主教會當時的首腦英尼策（Innitzer）就對奧地利的納粹代理人塞斯-英夸特（Seyss-Inquart）內閣中充斥著天主教人士十分滿意，并且贊同，在希特勒去維也納的路上，各個教堂鳴鐘慶祝（E.B. Bukey, Hitler’s Austira, The Universti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 p.97）。奧地利的天主教徒自然追隨其教會，贊成“合并”。和整個歐洲的天主教會一樣，奧地利天主教會自身就持有強烈的反猶主義立場，他們對納粹的排猶甚至屠猶行動自然也裝聾作啞，視而不見。雖然納粹對奧地利天主教會的一片癡心報之以攻擊，但是當納粹入侵蘇聯的時候，奧地利天主教會還是認為，納粹是在對付“西方文明的敵人”，并給予了支持（Bukey, Ibid. p.171）。看過《音樂之聲》電影的人都知道，影片女主人公瑪麗亞就是奧地利天主教會的修女，如前所述，她也的確不是因為反納粹而移居國外的。由此觀之，影片末尾天主教修道院掩護上校一家逃離納粹控制的情節，很難在真實的歷史中發生。

和納粹德國一樣，奧地利也發生了大規模迫害猶太人的行動，在這些行動中，奧地利“中產階級”一馬當先、沖鋒在前（Bukey, Ibid. p.137）。倒是一直支持奧地利右翼的奧地利小農繼續著他們的忠誠，對納粹不怎么感冒，當然，也沒有激烈反抗。納粹德國的侵略戰爭開始以后，不少奧地利人也加入了納粹德軍作戰。因此，《音樂之聲》電影末尾那段全場觀眾齊唱《雪絨花》表達反納粹的愛國情懷的情節盡管讓不少觀眾產生共鳴，恐怕也只是好萊塢的藝術虛構。奧地利的反納粹“愛國主義”，在歷史上是芳蹤難覓的。奧地利就這樣進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參考文獻

“紅色維也納”部分來自 Helmut Gruber: Red Vienna, Experiment in Working Class Culture 1919-1934,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黑色維也納”部分來自Janek Wasserman: Black Vienna, The Radical Right in the Red City, 1918-1938,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4; Martin Blinkhorn ed.: Fascists and Conservatives, The Radical Right and the Establishment in Twentieth-Century Europe, Routledge, 1990

多爾弗斯-舒士尼格執政時期的奧地利部分來自Guenter Bischof et al. ed.: The Dollfuss/Schuschnigg Era in Austria, A Reassessment,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3

奧匈帝國部分來自A.J.P. Taylor: The Habsburg Monarchy, 1809-1918, Hamish Hamilton, 19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