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知名文博學者徐森玉誕辰140周年、汪慶正誕辰90周年的紀念之年。問起百歲高齡的謝辰生老是否還記得兩位先生，他很暢快地回答：“當然記得，那可是老熟人了！”再問他大概是什么時候認識來往的？他回答：“那可早了。得有好幾十年了！”

中國文物學會名譽會長謝辰生先生近期回憶了與徐森玉和汪慶正先生的交集，包括謝辰生協助辦理為北方大學購買圖書的相關事宜，在徐森玉的引薦下幫鄭振鐸處理日常事務工作，幫忙編纂《中國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錄》以及在與汪慶正相識后的故事及書信往來。

徐森玉是中國文博、圖書館事業的奠基人之一，京滬兩地的文物布局，乃至海峽兩岸的文物分布，都有他的努力與謀劃。謝辰生能夠結識這位前輩，源于自己的堂兄謝國楨。

徐森玉

謝國楨（1901～1982），字剛主，別署瓜蒂庵等，出生于河南安陽，歷史學家、文獻學家、版本目錄學家、金石學家、藏書家，嗜詩詞書法。曾參加五四運動，成為愛國團體“敬業樂群會”的會員。隨桐城派末代代表人物吳北江（闿生）學習詩古文辭，1925年夏以榜首成績考入清華學校研究院（國學門），師從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孟森、李濟、趙元任等名家學習古代歷史文化，同期學友包括吳其昌、王庸、馮國瑞、劉盼遂、陳守實等。1926年，清華國學研究院結業后，隨梁啟超前往天津，協編《中國圖書大辭典》，同時擔任梁思達、梁思懿的家庭教師。1932年起任教于中央大學、河南大學、云南大學等，1949年任南開大學教授，1957年調至北京，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1981年被聘為國務院古籍整理小組顧問。

謝國楨的父親宦游安徽碭山、山東濟南等地，沾染舊習頗重，只想吃喝玩樂，有了外室之后，對安陽家中的妻小不管不顧。謝國楨的成長、學習資用，常得叔父謝宗陶照拂。成年之后，謝國楨對叔父謝宗陶的子女照顧有加，對幼年失母的謝辰生尤為關照，后來更是直接擔起了養育謝辰生的責任。

20世紀30年代，受惠于梁任公的交情，謝國楨到北平圖書館任編纂兼金石部收掌之事，整理館藏金石碑版及明清史的研究。謝國楨在北平圖書館供職10年之久，時任北平圖書館館長的徐森玉對他很是關照。“平館之年輕館員，多得森玉先生教誨，如謝國楨曾于平館任職編纂兼金石部收掌。森玉先生于公暇，每攜其出游，且于其著作多指導之功。”徐森玉常攜謝國楨外出赴宴，謝國楨也常于家中宴請師友，常隨謝國楨生活的謝辰生很自然地得以結識前輩徐森玉，時常可以聽其教誨。

1946年春，謝辰生的大伯父謝宗夏在安陽病危，謝國楨從北平經解放區到安陽省親。謝國楨路經解放區是通過周揚介紹的，因為獨生女兒謝瑩參加了共產黨領導的藝術組織“軍委會政治部抗敵演劇宣傳第二隊”，光復以后，謝瑩隨劇宣二隊的人回到了北平，他們的人經常會住到謝國楨小水車胡同的家里，周揚也曾來過家里，受到過謝國楨的熱情招待。謝國楨經過邯鄲時，遇到舊識范文瀾（時任北方大學校長），得識晉冀魯豫邊區政府主席楊秀峰，受到他們的殷勤招待，還為他醫好了病，謝國楨感戴不已。北方大學圖書緊缺，受范文瀾校長和楊秀峰主席的委托，謝國楨答應到上海為北方大學購置一批圖書。

料理完喪事，謝國楨即帶著投奔延安未果滯留在安陽的謝辰生由鄭州迂道上海，讓謝辰生協助辦理為北方大學購買圖書的相關事宜。

上海博物館給謝辰生的邀請信

到上海的第三天，徐森玉請兄弟二人吃飯。此時，徐森玉為國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京滬區的代表。徐森玉約請鄭振鐸作陪，因謝國楨與鄭振鐸也相識，且長時間未曾見面。席間，鄭振鐸談到自己近來實在是太忙了，除了要幫助國民政府接收文物，辦《民主》周刊等進步雜志和參加一些社會上的民主活動之外，還要編輯一些文物方面的書籍，很需要一個人幫他處理日常事務工作，但又苦于沒有資金雇用。徐森玉老就說：“這不是有個年輕人嘛，他可以給你幫幫忙，也不必非要給什么薪金。”還問謝辰生的意見，謝辰生當即回答：“太愿意，太好了！”鄭振鐸當時已是名聲在外的大學者，高中還未畢業的謝辰生，對大名鼎鼎的鄭振鐸自是很崇敬與向往。鄭振鐸看謝辰生是謝剛主的弟弟，家學淵源，想來應是有一些文史功底的，便欣然同意，讓謝辰生第二天就去他家里報到。徐森玉老說：“我也有工作需要這個年輕人幫忙，不能都到你那兒去。”最后商定，謝辰生半天在鄭振鐸那兒幫忙，半天兒在徐森玉那里幫忙。

20世紀50年代，上海文物管理委員會會議

1945年，抗戰勝利前的幾個月，國民政府教育部就成立了“戰區文物保存委員會”，12月奉蔣介石和行政院的指令，改名為“教育部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簡稱“清損會”。時任教育部次長的杭立武為主任，著名學者陳訓慈、馬衡、李濟、梁思成為副主任，各界知名人士朱家驊、王世杰、俞大維、張道藩、顧樹森、蔣復璁、袁同禮、徐森玉、張繼、李書華、傅斯年、沈兼士、劉敦楨、張鳳舉、賀昌群、張政烺等26人為委員，下設京滬、平津、粵港、武漢、東北五個區辦事處，后來曾到日本調查交涉歸還文物事宜的王世襄為平津區辦事處的助理代表。“清損會”除負責接收敵偽圖書文物外，還承擔清查各地文物損失的任務，統計1937年至1945年間被日寇破壞和巧取豪奪的文物情況，以備中國政府向日本開展戰爭賠償時索回或以等價實物賠償。經過調查，“清損會”分類編制了《戰時文物損失目錄》，為使通過外交部向遠東顧問委員會及盟軍駐日總部提出的《追償我國文物意見書》的交涉依據更為確鑿，急需編制《中國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錄》。而“清損會”京滬區代表徐森玉，正是編目工作的主持者。謝辰生到徐森玉處，就是幫忙編纂《中國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錄》，這也是謝辰生與文物結緣的第一項工作，從此目錄編制開始，除了抗美援朝的三年，他始終沒有離開過文物工作。

《中國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錄》 

謝辰生為《中國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錄》所作前言 （一） 

徐森玉當時還任職故宮博物院古物館館長，工作很是繁忙，他請上海私立合眾圖書館館長、古籍版本目錄學家顧廷龍具體組織實施編目工作，吳靜安、程天賦（女）、謝辰生三個年輕人參加編纂，辦公地點就在古柏路的合眾圖書館。當時徐森玉的辦公地點在富民路的裕華新村，離合眾圖書館很近，也就百米左右，可以經常過到合眾圖書館來指導工作。

謝辰生為《中國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錄》所作前言（二）

謝辰生為《中國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錄》所作前言（三）

經過九個多月的辛苦努力，終于完成了1400多頁、180萬字的煌煌九卷本《中國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錄》。全書收錄了甲午以后至1945年抗戰勝利前夕被日本劫奪的，日本公、私博物館所藏中國甲骨、石器、銅器、刻石、陶瓷、古玉、絲繡、書畫、寫經、拓本、雜物、古籍等類中國文物15245件，大部分器物標出了高度、重量、口徑尺寸、藏處以及所載錄圖書的書名簡稱、頁碼等，還編制了詳細的索引，以便于使用者查找。

謝辰生為《中國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錄》所作前言（四）

據顧廷龍在1981年國家文物局油印的《中國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錄》所作跋中回憶：“參考書既備，先生（徐森玉）乃延聘吳靜安、程天賦、謝辰生諸君草擬體例，從事編纂，九閱月而蕆事。吳、程二君因事先去，編錄校訂則以謝君之力為多……此目成，目錄復寫九份，森玉先生攜往南京，計送教育部二份、張道藩一份、傅斯年一份、李濟二份、森老自留一份、合眾圖書館留一份、余亦留一份。余所留者，即刻印此書之底本……傅斯年盛贊此目不僅在外交上可供依據，而在學術價值上亦為重要貢獻。后李濟與盟軍接洽，而盟軍則以需要提供時間地點卻之。”

依據清晰、考訂詳盡的《中國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錄》辛苦完成，謝辰生自己感覺對文物知識熟悉多了，將編制好的目錄交到教育部以后，謝辰生就到鄭振鐸那里，全天幫忙做事了。

謝辰生為《中國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錄》所作前言（五）

在上海為北方大學購置的圖書，轉交給解放區救濟總會上海辦事處主任伍云甫運回解放區后，謝國楨滯留上海，供職于上海大中銀行，兼為開明書店編寫書稿，常與徐森玉、鄭振鐸、馮貞群等文化名人來往。謝國楨在上海的住所距靜安寺廟弄不遠，謝辰生每天往來鄭振鐸家里很方便。在鄭振鐸家里除整理資料外，也做一些瑣事，如下廠印書、借取款、送信等等。當時也沒有什么薪金，就在鄭振鐸家里吃飯，每月鄭振鐸給他些零花錢。

東廟弄居所中，一樓有個房間，是鄭振鐸會客的地方，也是他的書房。謝辰生每天來，就是在這個客廳辦公，所以鄭家來來往往的人謝辰生都見過。鄭振鐸會客時，謝辰生大都在一邊旁聽。鄭振鐸也常派謝辰生去給徐森玉、馬敘倫、葉圣陶、周建人、郭沫若、翦伯贊、趙樸初等人送信。

徐森玉年長鄭振鐸17歲，但二人可謂忘年之交，來往密切。鄭振鐸稱徐森玉為“徐森老”“森老”，他們二人和商務印書館的張元濟等都是秘密發起的“文獻保存同志會”成員。“文獻保存同志會”的工作是多方尋訪、購置散落在淪陷區的珍籍善本，避免流失海外。徐森玉曾致信蔣復璁，建議重慶當局對在古籍搶救工作中表現卓越的鄭振鐸予以適當獎勵和補貼。鄭振鐸在給蔣復璁的婉拒獎金信中寫道：“森公在此，每事請益，獲裨良多，至感愉快！幾于無日不聚，聚無不長談。奇書共賞，疑難共析，書林掌故，所獲尤多，誠勝讀十年書矣。”

鄭振鐸家中常備豐盛的酒菜，席面就設在客廳里，郭沫若、茅盾、王伯祥、徐森玉、葉圣陶、巴金、曹禺、王辛迪、李健吾、錢鐘書、夏丏尊、王統照、翦伯贊、唐弢、靳以、艾蕪、柯靈等人都是家宴上的常客。謝辰生的午飯、晚飯都是在鄭振鐸家里吃，經常隨他們一起吃飯，和這些文人都熟稔。

后來，鄭振鐸出任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首任局長，徐森玉參與籌備上海博物館、上海圖書館，全力以赴開展文物征集工作，兩人的交往依然密切，書信往來頗多。在文物局的人事安排上，鄭振鐸曾一度寫信邀請徐森玉北上擔任文物處處長職務，但未能如愿。隨鄭振鐸到文物局工作的謝辰生，一直見證著他們之間的密集往來。

謝辰生寫給汪慶正的書信（一）

謝辰生和汪慶正的相識，則源自于徐森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徐森玉負責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的工作，汪慶正20世紀50年代即進入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工作，之后成為徐森玉的學生，作為鄭振鐸和徐森玉各自的業務秘書，謝辰生和汪慶正的來往自然較多。20世紀80年代，汪慶正就擔任了上海博物館副館長，20世紀90年代又兼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副主任，謝辰生則一直就職于國家文物局，二人的業務往來不斷，私下里也會經常有書信來往。

謝辰生寫給汪慶正的書信（二）

1985年春季，謝辰生組織、協調的中國古代書畫巡回鑒定組前往上海開始鑒定書畫，至1986年上海的書畫鑒定工作基本結束，在此期間，謝辰生與啟功、徐邦達、楊仁凱、傅熹年等常駐上海，與馬承源、汪慶正二位館長的來往尤多。

汪慶正

謝辰生寫給汪慶正的書信（三）

1991年的往來書信，可以見證謝辰生和汪慶正的情誼。信中言及的是謝辰生為《中國大百科全書·文物卷》撰寫的前言一文。謝辰生一直從事的是文物行政管理工作，很遺憾未能從事研究工作，這篇文章他自己很重視，所以才在信中寫道“是我四十年來第一次用自己的名義寫的文章”。他寫信請馬承源、汪慶正二位好友提出修改意見，二位館長也分別回信提出了懇切意見。

謝辰生一直很欽佩富有能力的學者，徐森玉和汪慶正師生二位都是學養深厚的學者，一位是學界享有盛譽的前輩，一位是享有聲譽的好友，至今無忘。

謝辰生先生

（本文刊登于《文物天地》202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