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911年，馬勒去世。110年后的今天，世界各大劇院、樂團紛紛推出不同形式的紀念活動，詮釋馬勒，致敬馬勒。我們應該怎樣理解馬勒，聆聽馬勒？不妨追根溯源，先認識馬勒。

馬勒 人民視覺 資料圖

古斯塔夫·馬勒是個充滿矛盾的作曲家。其中有一點似是而非：音樂學家普遍認為馬勒的作品非常艱深，但自上世紀60年代“馬勒復興”以來，馬勒就從未跌出最受大眾歡迎作曲家的排行榜。英國唱片工業（BPI）2015年的一份調查中，馬勒排在巴赫、莫扎特、貝多芬之后，列第四位；而美國明尼蘇達公共電臺的一份調查中，馬勒直接排到了第一。十年前的“馬勒年”（2010年為他誕辰150周年，2011年是逝世100周年）演出轟轟烈烈；十年后的今天，大家又在忙著紀念。

馬勒的音樂何以穿透艱深的表象直抵人心？他的音樂繞不開悲劇和死亡的主題，大家又在這悲愴、失落的音樂中尋求什么？

許多人喜歡從馬勒的生平故事中尋找答案。作曲家其人、其人生和其作品這三者的確在馬勒身上有著罕見的互證。

馬勒作品的唱片。

馬勒的出生地是個小村莊，名為卡利什特，今屬捷克，人口僅330人，當時歸屬奧匈帝國。馬勒家說德語，在捷克語地區屬少數民族，而捷克人在帝國中又是少數。此外，他還是猶太人——當時，猶太人是帝國里的二等公民，才剛剛開始獲得平等地位。多重的少數身份導致他有一種根深蒂固的不安，他本人自稱“三重無家可歸者：在奧地利的波西米亞人，混跡德國人中的奧地利人，流浪全世界的猶太人——無論在哪，都是個入侵者，從不受歡迎”。這成了他的音樂的情緒基調。

此外，馬勒可能是他那一代的頂流音樂家中唯一出身卑微的。我們所熟知的作曲家大多生在音樂家庭，如貝多芬、莫扎特、巴赫、勃拉姆斯，以及馬勒的同事理查·施特勞斯和同學胡戈·沃爾夫；另有不少出生在書香家庭，如舒伯特、肖邦、門德爾松、舒曼，以及馬勒的學長漢斯·羅特。德沃夏克的父親雖是個屠戶，但也是職業齊特琴演奏家。只有農民出身的李斯特是個顯著的例外。

馬勒的祖母做過街頭小販，父親勤奮經營，將全家搬遷到有著2萬人口的伊格勞鎮，靠釀酒和小酒館的生意晉升小資產階級。因此，馬勒的童年和大多數作曲家不一樣，充斥的不是樂譜上得來的聲音，而是街頭巷尾的舞曲、民歌和軍樂，和父親酒館里的酩酊大醉。這奠定了他的音樂的素材基礎，也是他的交響曲如此富有爭議卻又如此吸引人的根本原因。

然而，盡管經濟上經營得小有成功（馬勒的父親曾驕傲地炫耀他獲得了自由民地位），馬勒的家庭卻充滿不幸。14個兄弟姐妹只有7個存活，身為第二個孩子、也是幸存的長子，馬勒自幼目睹死神不斷造訪。14歲時，弟弟恩斯特夭亡，更令他以一部歌劇創作來表達悲傷。馬勒父母的婚姻沒有感情，父親上進卻頑固，母親則十分溫柔，這讓他形容他們“勢同水火”。就讀維也納音樂學院后，馬勒才真正接觸到我們如今在音樂史中讀到的那些音樂——最時興的當然是瓦格納，以及它背后的哲學。他所要繼承的是一個不斷勇攀高峰的音樂傳統。自貝多芬完善了交響曲的敘事、為這個體裁注入哲學性以來，在馬勒之前，無論是門德爾松和舒曼略顯保守的真誠試筆，還是柏遼茲和李斯特把特定素材當成人物來寫“音樂小說”，或是勃拉姆斯和布魯克納恪守傳統形式、邏輯嚴明卻更為深廣的巨作，這些大作曲家無一例外地在文學、歷史、傳統、宗教等形而上領域的傳統中尋求更進一步的崇高（舒伯特的通俗和真切可能是唯一的例外）。

馬勒并非不追求崇高，但他的出發點并不是見諸史書的、高雅的音樂和文化傳統，而是更接近樸素人性、卻為傳統史家所忽略的風俗和生活。

1870年古斯塔夫·馬勒首次在伊赫拉瓦舉行公演的地方。

自古以來，作曲家面對通俗素材，無論是巴赫《哥德堡變奏曲》第30變奏中引用的民歌，還是莫扎特、海頓的小步舞曲和土耳其風，或是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都需要先將其“藝術化”，再擺上大雅之堂；帕格尼尼在協奏曲中用上大鼓和镲來加強氣勢都被指為低俗。因此，當馬勒把自幼聽到的舞曲、民歌、軍樂不加修飾地寫進崇高的交響曲體裁時，音樂界感受到的是“聽覺污染”。

例如，勃拉姆斯和理查·施特勞斯設計的主題素材，幾乎有著古典雕塑的立體感、美感和張力；相比之下，馬勒《第一交響曲》第一樂章的第一主題直接移自他自己的一首民歌風藝術歌曲，音型簡單，節奏單一；第二、三、五、六交響曲都以簡單粗糙的進行曲開頭；《第四交響曲》第一樂章的第一主題更幾乎輕佻。

更糟糕的是，馬勒在前一半作品中似乎并不尋求形式上的精煉與嚴整。他聲稱“交響曲要包容整個世界”，于是在作品中塞進各種各樣的具體形象（春天、揚帆起航、葬禮進行曲、向魚兒布道的圣徒、未開化的大自然、花草、鳥獸、人類、天使、田園、牛鈴……），似乎想在萬花筒般的畫面、形象、風格、素材中不疾不徐地完成遠古史詩般龐雜的敘事。對此，以追求形式美著稱的樂評人漢斯立克評道：“我們兩人中一定有一個瘋了，而且不是我。”

如果說交響曲是呈現對比、并化解對比的藝術，那馬勒的音樂在很大程度上只呈現，不化解。馬勒帶領我們在形形色色的事物之間游歷，任憑它們在我們心中留下印跡，不加解釋，不去調和，不賦之以邏輯。他讓我們觀賞森林里的動物假模假式地為獵人送葬（《第一交響曲》），體驗童真曲調不動聲色地滑入黑洞的恐懼（《第四交響曲》），聆聽激情澎湃的宣言失控成抓狂的掙扎（《第五交響曲》第一樂章），也在同一部交響曲中請我們沉醉于情書的溫柔（第四樂章），投身于狂歡節般的熱鬧節奏（第五樂章）。如何面對這些矛盾成了聽者的任務：是試圖合理化，還是讓它駐留心中直至忘卻？馬勒的擁護者往往沉醉在這矛盾之中不可自拔，而反對者所反對的，往往就是他的音樂無法完全地合理化。

雙方其實殊途同歸。聆聽馬勒的音樂，我們會感到，它所指向的，或者說，它所產生的一種心理映象——無論是不是他的本意——就是我們在經驗深處所感受到的巨大的、深遠的、難以化解的矛盾感。如果說，對對比的化解成就了交響樂藝術中對人性理想的抽象而高雅的表達，那么，不試圖化解成就了馬勒音樂中獨特的“真實”感。而這種真實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我們所經歷和目睹的光怪陸離的世界中，有了實實在在的現實參照。馬勒的聽眾所尋求的，是具體的映照，而不是抽象的救贖。

【上海文藝評論專項基金特約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