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雜志3月23日發表的一篇標題為《打擊炮制偽科學的假論文工廠》的文章引發關注。該文章披露說，《自然》的統計分析表明，2020年1月至今，一些科學期刊撤回了370篇與論文工廠存在關聯的稿件，并預計還會有更多類似撤稿。

果不其然，“大多數問題論文，來自中國，特別是醫院機構”，“《自然》雜志發現，自2020年年初以來，中國醫院又有197篇作者的論文被撤稿”。這里所謂“又有”，其實早可稱為“叒有”，說“叕有”也不為過，其所指正是已經屢次三番被曝光的論文造假丑聞。論文造假，在最近一些年里似乎成了學界頑癥。更可怕的是，一些參與或涉嫌參與論文造假者，在造假丑聞被曝光后，可在“葫蘆案”里脫身而退，毫發不損，甚或聲名益彰，更上層樓。這些案例的示范效應，或許就是論文造假屢有效尤的重要原因之一。

問題還在于，如此數量的論文造假屢屢被曝光于國際期刊，國內類似期刊卻“歲月靜好”。對這種反差，人們不知道是該喜還是該憂。論文造假造到國際上去，造假者所憑借的當然不只是膽量，更有成本—收益的預期：一旦得手，名利雙收乃至“叒收”“叕收”；即使失手，也不過自己抖抖身子，他者幫著撣土，然后大可光鮮依然……這樣的處理方法和處置方式，讓一些人有恃無恐、變本加厲，污染敗壞了學界風氣。

對論文造假者處理不嚴、處置失當甚至為其遮掩開脫的做法，實際上是喪失是非觀念甚至是顛倒是非的結果。從某種意義上講，是非的喪失和顛倒，是價值觀和價值判斷出問題的必然結果，其后果之嚴重遠大于造假個案。或者說，正是由于是非觀出了問題，才有更多后來者如此效法。否則，就沒有辦法解釋論文造假者何以不減，更不要說絕跡。如果早些年被揭露出來的論文造假還可用不熟悉國際期刊的論文通則來說事的話，那么，后來且數量更多的論文造假則沒有任何可辯白的理由，造假者完全是明知故犯。

最近幾個月，《歐洲醫學和藥理學科學評論》雜志曾一次性撤稿163篇來自國內作者的論文。而在2015年，國際科學期刊出版集團的4批因涉嫌造假而撤稿的論文中，涉及國內作者的論文有117篇之多。這么多論文，這么多作者，被真正調查處置的有多少？難道處置論文造假比發明創造還難嗎？

（原題為《處置論文造假比發明創造還難嗎》，作者：龔宜陘，系媒體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