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5日，以色列中央選舉委員會宣布，據選票統計結果，在23日舉行的第24屆議會選舉中沒有陣營獲得組閣所需的61個席位。自2019年至今，以色列兩年間已經反復舉行了四次大選。上周的第四次大選結果依然膠著，但是已經擔任總理12年之久的內塔尼亞胡依舊處于優勢地位。

3月23日，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前右)在耶路撒冷的一個投票站參加投票。  新華社 圖

據以色列中選委25日公布的計票結果顯示，內塔尼亞胡領導的利庫德集團獲得30個議會席位，席位數遠高于其他黨派，是議會第一大黨。利庫德集團和與其形成結盟關系的右翼宗教政治聯盟此次在議會120個席位中共獲得52席。盡管反內塔尼亞胡陣營獲得57席，離組閣所需的61席距離更近，但內塔尼亞胡陣營若能爭取到聯合右翼黨和拉姆黨（兩黨共獲得11席）的支持，仍有可能組建聯合政府。

換言之，內塔尼亞胡雖然沒能在此次大選中獲得絕對優勢，但依舊有希望繼續擔任以色列總理。

自2018年那屆內塔尼亞胡政府解散以來，過去70年國內政治大都穩定的以色列便走入了“選舉怪圈”。因為內塔尼亞胡長期擔任總理及其與家人的貪腐丑聞，自2019年至今四次大選的主旋律都圍繞著內塔尼亞胡個人的去留問題進行。

2019至2020一年的三次選舉中，以色列的政治人物們寄希望于通過國內的左右之爭推翻內塔尼亞胡的右翼政治宗教聯盟，然結果均以失敗告終。直至第四次選舉，各黨派索性超越左右路線之爭，把競選的目標直接指向扳倒內塔尼亞胡本人。然而無論反內塔尼亞胡的陣營如何合縱連橫，內塔尼亞胡貌似依舊屹立不倒，勝利在望。像內塔尼亞胡這樣一個非強權式的政治人物能夠長期立于不敗之地的現象，也成為西方民主政治研究當中的一個重要課題。

筆者認為內塔尼亞胡屹立不倒的根本原因并非內塔尼亞胡本人的政治謀略，也非受疫情的影響，而是源于以色列近二十年來的政治右傾化。

在以色列的政治光譜中，有兩條主軸影響著各政黨和選民的意識形態分布（如下圖所示）。一條是以巴沖突與國土安全，在這條主軸上主張以巴和談與阿（拉伯）猶（太）共存的一方屬于左派，而反對和談、主張以色列軍事占領與高壓政策的屬于右派。另一條線是猶太人內部宗教與主義與世俗主義之間的矛盾。在這條軸上，主張越世俗越靠近左翼，反之則更接近右翼。

圖中圓圈所代表的便是內塔尼亞胡及其所屬的利庫德集團所處的政治立場，即中間偏右。筆者將在上圖所示邏輯的基礎上分析以色列政治的右傾化如何使得內塔尼亞胡成為受益者。

宗教人口攀升

作為以色列國的主體民族，以色列內部的猶太人并非一個高度同質化的族群，猶太人因為歷史上長期在世界各地的大流散，變成了一個非常多元化的民族。在眾多多元文化的矛盾當中，最突出的則是世俗猶太人與宗教猶太人的對立。

在以色列建國七十多年的歷史中，世俗猶太人一直構成以色列人口結構的多數，而宗教猶太人則相對人數較少。這當中正統派與極端正統派宗教猶太人所占比例更小。然而由于社會經濟的發展，進入發達社會的世俗派猶太人生育率大大下降，另一方面由于猶太教鼓勵生育，宗教猶太人則得益于先進醫療水平生育率大大提高。在極端正統派猶太人當中一對夫妻養育五六個甚至更多個小孩是相當普遍的現象。據統計，極端正統派猶太人在當下以色列社會的人口占比已經超過20%，且這一比例仍會繼續快速上升。

正統派與極端正統派猶太人人口占比攀升，使得兩個猶太宗教政黨——沙斯黨（Shas）與聯合妥拉猶太教黨（United Torah Judaism）獲得了充足的票源，在近年來的數次大選中，這兩個政黨在議會中占有的席位維持在15個左右。這兩個宗教政黨無論在以巴沖突還是宗教問題上都屬于極右派。其意識形態相較于內塔尼亞胡的利庫德集團更加極端，但是偏右的共同基礎使得他們成為內塔尼亞胡的左膀右臂。如今內塔尼亞胡一直依仗的右翼執政聯盟正是建立在利庫德集團與宗教政黨的結盟關系之上。內塔尼亞胡為了贏得宗教政黨對他的忠誠，更是允許沙斯黨長期把持以色列內政部，極大地影響著近十年來以色列人的社會生活。

巴勒斯坦問題的邊緣化

在1992年第一次巴勒斯坦人大起義（the First Intifada）結束與1993年的奧斯陸協議之后，主張和平與以巴對話成為以色列社會的主流聲音。在這之后，主張以巴和談的以色列工黨在國內奪得了主導地位。然而不幸的是，2003年爆發的第二次巴勒斯坦人大起義（the Second Intifada）中巴勒斯坦人使用恐怖襲擊的手段傷害無辜猶太平民，使得在猶太人當中艱難建立起來的對巴勒斯坦人的同情與理解瞬間消失。再加上2006年奉行伊斯蘭極端主義的哈馬斯占據了加沙地帶，以色列社會內部也因此走向保守主義。右翼保守派的利庫德集團從工黨手中重新奪回政權，內塔尼亞胡也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于2009年開始擔任總理。以巴和談與中東和平進程也隨之陷入停滯。

另一個令人悲觀的事實是，2010年中東地區陷入一場更大的政治風波——阿拉伯之春。阿拉伯之春使得中東地區的地緣政治格局發生重大變化，阿拉伯各國自顧不暇，巴以問題不再是中東沖突的焦點，取而代之的則是敘利亞內戰，以及遜尼派阿拉伯國家與什葉派伊朗的伊斯蘭教派沖突。巴勒斯坦問題在國際上被淡化，使得內塔尼亞胡對巴勒斯坦人的高壓政策取得了顯著成效，以色列因此獲得了相對和平與穩定的十年。以巴和談已不再是以色列選民關注的焦點，更多的人相信相較于和談，內塔尼亞胡的高壓國安戰略更加有效。

另外，由于阿拉伯各國與伊朗矛盾不斷升級，為得到更多幫助，海灣阿拉伯各國主動尋求與以色列和解，在過去一年中多個阿拉伯國家與內塔尼亞胡領導的以色列實現了關系正常化。這使得更多以色列選民相信，實現地區和平可以跳過以巴和談不用顧忌巴勒斯坦人，鷹派的內塔尼亞胡一樣可以實現以色列與阿拉伯世界的和解。

以色列左派的衰落

如上文所述，巴勒斯坦問題的邊緣化使得強硬派右翼勢力在以色列國內政治中受到歡迎，而主張和談與共存的左派則相對受到冷落。另一方面，宗教人口占比上升，也使得左派選民占比下降。但筆者認為，除此之外導致左派一蹶不振有另一個重要原因，即工黨的隕落。

工黨作為曾經的第一大黨，締造了現代以色列，貢獻了8位總理。工黨曾是典型的集合型政黨（catch-all Party）即代表社會不同族群訴求的大黨，自以色列建國到新世紀一直是以色列內部政治穩定的重要根基。但在如今的幾次大選中，工黨衰落到在議會中僅占5席左右，成為了一個邊緣小黨。

工黨的衰落源自以色列于1996年至2001年實行的總理直選制度。在這樣的選舉中，選民一方面在總理選舉中選擇了自己中意的工黨總理候選人，另一方面在議會選舉中則選擇了更加能夠代表自身種族與宗教歸屬的其他小黨。如此一來，原本的集合型工黨便在議會中失去了代表各不同族群的公約數，其選票被分散至其他更加多元而又極端的小黨，例如原本支持工黨的阿拉伯選民就選擇了阿拉伯政黨作為他們在議會中的代表。

以色列工黨在議會中的勢力便從此開始斷崖式下跌，直至淪落到今天這步田地。而取代工黨地位與利庫德集團抗衡的則是一些由知名政客分化組合出來的中間派非主流政黨，例如2006與2009年的前進黨（Kadima），2015年的“我們”黨（Kulanu），2019-2020年的藍白黨（Blue & White），以及此次選舉的“擁有未來”黨（Yesh Atid）。這些中間派政黨雖然一時可以在議會中斬獲多席，但由于他們領導人之間立場不協調，以及完全居中的政治立場不能提出鮮明的政治綱領，使得他們難以取得大多數選民的信任，他們的結局基本都是在大選中可以聚集一時的政治力量，但在選后面臨著解散或者邊緣化的風險，屬于波動性政黨（seasonal parties），而無法取得左派與中間派選民的信賴。

在工黨衰落而又后繼無人的情況下，內塔尼亞胡在議會中便缺少了一個可對其進行有效制約與抗衡的強大反對黨，他的利庫德集團則成為了維持以色列政局穩定的唯一大黨，使得占人口最多的中間派選民別無選擇。

阿拉伯政黨的崛起

如上所述，工黨衰落的另一個原因便是其他小黨瓜分了原本屬于工黨的地盤。其中之一便是阿拉伯政黨。因為與巴勒斯坦的親緣關系，以及作為以色列內部的少數族群，占以色列人口20%的以色列阿拉伯人在以色列政治光譜中屬于極左派。如同極端正統猶太人支持猶太宗教政黨一樣，阿拉伯人則集體轉向了阿拉伯政黨，于是近年來阿拉伯聯合名單黨（the Joint List）在議會中異軍突起，分得10至15席，成為第三大黨。

然而作為猶太國家，阿拉伯政黨則一直被其他猶太政黨排除在組建政府的游戲規則之外。排除極左陣營的10至15席這一條件，使得原本勢力已經被極大削弱的中左派陣營更加難以取得過半席次（61/120）成功組建政府。而原本就對阿拉伯人持敵對立場的右翼內塔尼亞胡陣營則不存在這樣的尷尬與窘境。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內塔尼亞胡能夠長期執政是以色列國內政治右傾化的必然結果，而他本人的長期執政則導致以色列陷入了沒有休止的“選舉怪圈”。國際社會許多國家以及許多以色列人都希望選舉能夠打破以色列政府內部僵局，迫使內塔尼亞胡下臺，為以色列帶來新變化。在以色列國內“倒內”聲浪極高的當下，短期內這也許會成為可能，然而長期來看，就目前以色列本國政治不斷右傾的趨勢而言，即便扳倒了內塔尼亞胡，新的繼任者也依舊會蕭規曹隨，以色列還是難以告別右派當政的時代。

（劉炳辰，以色列希伯來大學政治學系在讀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