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維舟 維舟 收錄于話題#社會觀察8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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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那篇可能刺激到了不少人（本號其實也男性居多，占了59%），取關人數創下了近兩個月來的最高值。很多人的激烈回應，在留言區就已可見一斑，還有人特意問我：“你是不是存心用這個詞？”

那倒沒有。只不過引發這一討論的原話就是用“國男”，我一時又想不出別的詞替代。我感興趣的是事件背后的社會心態和社會構造，是“事”而非“人”，但很多人的反感，看來則認為我是在罵一群人，而他本人就是其中一員。

就像有一位說的，“我真的非常反感被打上莫名其妙的標簽，國男毫無疑問就是一個，我實在不相信這個詞的概括能力。”這已經是相當溫和有禮的反應，更多人則挖苦：“你不是男人？”“看來維舟已經被開除出國男隊伍了。”

確實，如果論國籍和性別，那我本人就是“國男”。但這不意味著我不能反思這種存在的結構性問題，相反，正因此，我才覺得更有必要。歷史學家Tony Judt早年也曾被猶太復國主義吸引，但他后來看到其中的問題，提出了諸多犀利的批評，這很容易被歸為“反猶”，幸好他本人就是猶太裔，于是對手又指責他背叛了猶太人，但他認為自己不能背叛知識分子的良知。

我認識的很多中國男人極其痛恨日本右翼，但他們在“男人不能批評男人”這一點上，倒是與自己反感的人很相似：每當日本知識分子反思軍國主義的黑歷史，就會被右翼指責是“自虐史觀”，言下之意，日本人批判自己就是“自虐”。

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沖繩札記》中清算了日本近代的殖民歷史，反復自問：“日本人是什么？能不能變成不是那樣的日本人的日本人？”

我想如果把這里的“日本人”替換成“國男”，道理也是一樣的：只有通過自我批評，才能在此基礎上達成新的自我認識。變化已經發生，拒絕調適不是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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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國男”一詞讓人如此暴怒？楊笠只不過是譏諷了男人“那么普通，卻那么自信”，也遭到大面積抵制，這又是為什么？

在一些人看來，這種反應正中下懷，剛好自我證實了被罵得不冤，豆瓣上的“小波福娃”就挖苦說：

楊笠從未戳中過我，也沒覺得多好笑，但我愛死被氣得半死的那些男性反應了，簡直又驚又喜，借用身邊一位大呼過癮的男性朋友的話來說，就和看魚塘通電一樣，傻逼紛紛浮出水面，氣得破口大罵的男的中間，竟沒有一個是冤死的鬼。比起楊笠說了什么，我更關心說完后的網友反應。

另一位“巽”則點出了其中的不對等：

男人可以隨意使用語言暴力，可以隨意發出人生威脅，可以隨意創造千奇百怪的侮辱詞匯隨意使用，可以隨意污染一切正常詞匯。但一個“小吊子”就讓它們怒不可遏全網封殺，一個“普通自信”就讓他們心態爆炸要把創造者摁死在地上。

這是因為，權力的基本邏輯就是不允許互換——你爸可以揍你，你揍你爸試試？也正因此，有權者往往缺乏共情能力，因為共情恰恰需要主客體的互換，代入對方的感受，但奴隸主是無法感受奴隸的痛苦的，因為他不曾、也不會淪入到那種境地，以至于完全想像不出來——事實上，讓奴隸主去感受奴隸的痛苦本身，或許就已經讓奴隸主深感被冒犯了。

在中國社會的權力構造中，很多人一心所想的，是通過努力實現向上的階層流動，這既使人很少會去認同弱勢群體，不僅如此，很多人享受著自己的地位特權，歧視他人視為理所當然，但遭受歧視則怒不可遏。

因此，這種暴怒所體現的，并非像有些人所說的是“脆弱”，而是因為有權者更難忍受遭到冒犯。1964年，美國首次出現了“WASP”（白種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一詞，正如《六十年代與現代美國的終結》一書中所言，這個詞“竟然會被人使用，這就足以表明美國傳統上層人士的影響力已遭到巨大削弱，因為這暗示他們也不過是另外一個族群而已”。

“國男”一詞的出現，也使原本身居主流的群體降格了，而楊笠所說的“普卻信”更是將之祛魅化了，戳破了那個光環，道出一個無情的真相：你們其實很普通。不僅如此，這還將原先的主體變成了一個被凝視、被評判的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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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還有一種反應值得注意：它抱怨“打擊面太寬”，對整個群體“無差別攻擊”，也就是說，“不是所有男人都這樣，你們以偏概全了”。這是在網上討論中反復出現的“Not All Men”辯術——當然，某種程度上，這也是因為人們常常難以區分all和everyone，就像說“上海人都是小市民”，但人人都知道，不可能每個上海人都是小市民。

不過，這種辯白其實也委婉地承認了“那些男的”做法不對，只是埋怨“你們不該把我也捎帶進去”，但耐人尋味的是：他的反應不是和那些人做切割，而是奮起捍衛整個群體。

我見過不少人聲稱“拳師很極端，令我厭惡，連女性都和她們切割了”，以暗示其是害群之馬，但在自身所屬的群體里，卻很少有人會說：“那些國男是很招人厭，我也加入譴責，真正的男人不應該是這樣。”

本來，“國男”是一個中性稱謂（“蟈蝻”才是真正侮辱性的），很多人強調它是被用在言語攻擊中污名化的，但這在現代社會的輿論場上實在是再平常不過了，像“公知”、“拳師”這樣的詞就是從中性乃至褒義轉為貶義。在歐洲近代史上，諸如“知識分子”、“野獸派”、“印象派”這類詞最初都是對手挖苦暗貶的標簽，美國兩黨的驢、象標志也是漫畫家諷刺他們的，但他們欣然拿來自用，如今很多人甚至已不知道這些最初都隱含貶義了。

然而，國內當下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是：我見過不少很多人欣然以公知、拳師驕傲自稱的，但卻極少見到有人以“國男”自命的。對權威人格來說，自嘲才是真正需要勇氣的事。

此前，還有人整理了一份網上“拳師”的清單，多達數百人，掛出來羞辱她們。但這帖子爆紅之后的后續卻是他始料未及的：很多人不僅不生氣，倒剛好借機相互認識，甚至還有人來感謝他創造了機會，另一些人則怒問自己也伸張女權，為何被遺漏？此人后來只能刪帖，看不懂這世道是怎么了，為何這些人竟然“不以為恥，反以為榮”。

決定這些詞內涵的，是人的行為，而不是對手單方面的宣示。僅僅把它看作一塊避之不及的爛泥巴，是無濟于事的，反倒是在無形中尷尬地承認了自己無法提出有力的反駁。如果要反擊污名化，那最好是通過自己的行為為之注入新的內涵，用他們很喜歡的話說，“怎么不在自己身上找找問題？”

對習慣了身居主流、認同主流的男性而言，這確實可謂“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以往的邊緣已經發聲，生發出自己的主體性，這是現代化勢所必然。與其情緒化地抵觸被審視，倒不如學會自我審視——那當然不輕松，但只有這樣，才能帶來改變。

原標題：《權力不允許互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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