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3月12日清晨，某合肥全職母親因家庭矛盾和夫妻感情不和，攜子女跳樓自殺。在其妹曝光的微信截圖中，姐姐疑似受到姐夫的肢體暴力，有掐脖、打傷口、摔眼鏡的行為。在網友扼腕的同時，妹妹吐露姐姐離婚未遂，“讓再考慮一個月”的冷靜期或成為壓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但其實早在去年12月，民政部就已聲明，家暴情形就不適用于離婚冷靜期。相關政策為何難以落實？

長期以來，家暴就被看作是“家庭內部的私事”，“勸和不勸分”、“小兩口自己解決”的傳統觀念一定程度上縱容了家暴。更有輿論把責任放在受害者身上，認為是她們的忍耐縱容了家暴行為的惡化。但值得注意的是，施暴者也曾痛恨其父親對母親的家暴行為，上一代人的性別權力觀念對家暴施受雙方有哪些根深蒂固的傳承影響？而新一代女性在學會利用網絡媒介，勇敢站起來抗爭后，在求助過程中遇到的重重誤解、冷漠和困難，才是許多受害者長期停留在暴力關系中的重要原因。

本文訪談10位中老年、青年兩代受暴女性，認為對家庭暴力的干預應尊重和理解不同代際、個體的訴求差異，以便提供更有針對性、有效性的支持和幫助。本文原載《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4期，感謝作者授權，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發，以饗讀者。

性別、代際與家庭暴力的幸存者:一項基于兩代受暴婦女的生命史研究

? 王曦影 ｜北京師范大學   ? 董曉珺 ｜中國郵政研究院

? 夏天 ｜沃啟公益基金會   ? 喬東平｜北京師范大學

▍問題的提出

1995年, 聯合國世界婦女第四次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 “家庭暴力”作為一個外來術語進入我國,自此, 我國逐步展開對家庭暴力的研究、倡導和立法工作。20多年過去, 尤其2016年3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家庭暴力法》 (下稱《反家暴法》) 頒布之后, 家庭暴力逐漸成為民眾耳熟能詳的詞語。

然而, 在民眾的心目中, 家庭暴力中的婦女形象常常和極端家庭暴力案件緊密聯系, 例如2009年北京董珊珊家暴致死案和2011年四川李彥以暴制暴殺夫案。他們通常對遭受家庭暴力的婦女有個比較單一的刻板印象, 即受暴婦女似乎“不在沉默中爆發, 就在沉默中滅亡”。這一受暴婦女極端形象的建構也與學界廣為流行地運用“受暴婦女綜合征”來解釋婦女在面對暴力時的“習得性無助”緊密相關, 該理論致力于回答“為什么婦女停留在暴力關系中”, 關注暴力對于受暴婦女造成的傷害和負面影響, 認為循環反復的暴力使得女性在心理上處于被動、癱瘓的狀態, 越來越順從無助, 難以反抗并離開。

對于龐大的受暴婦女群體來說, 應對家庭暴力絕不只有“忍辱負重”和“憤起弒夫”兩種選擇, 她們都在自己的能力范圍內積極尋求緩和并擺脫暴力的方式。本文引入“幸存者理論”, 將受虐婦女看作積極應對暴力的幸存者, 而非無助無能的純粹受害者, 將婦女困于暴力之中的, 往往不僅僅是婦女習得性無助, 而是幫助和支持系統的低效甚至失效。

現存西方研究公認年輕女性遭受性別暴力的風險和比率更高, 因此, 大量的親密關系暴力的研究關注年輕女性, 忽略中老年女性。本文彌補國內家庭暴力研究缺乏對受暴婦女進行代際比較的研究空白, 對比了10位中老年和青年兩代受暴婦女,探索兩代受暴婦女在暴力解讀和應對中的差異, 試圖發現她們如何爭取生存, 積極應對, 走出 (或留在) 暴力關系。

本研究將10名被訪者劃分為45歲及以上的中老年被訪者 (5人) 和44歲及以下的青年被訪者 (5人) 。10名被訪者的受教育程度跨度較大, 包含從小學沒畢業到碩士畢業的不同程度。在婚姻狀況上, 受訪時10名受訪者中有5人已離婚, 還有1人在辦理離婚, 另外4人尚在婚姻中。她們的職業包括家庭主婦、企業白領、家政服務者、農民和個體經營者等。

本文提出如下幾個研究問題: (1) 兩代受暴婦女是如何解讀她們所經歷的暴力？(2) 她們應對家庭暴力時采取了什么策略？應對策略又有什么樣的代際差異？(3) 性別與代際如何交叉影響了她們應對暴力的策略? (4) 她們的生命故事又是如何貫穿在應對暴力的策略選擇中？

▍幸存者視角的理論轉型

2001年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 (一) 》規定:家庭暴力是指行為人以毆打、捆綁、殘害、強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 給其家庭成員的身體、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傷害后果的行為。

2016年3月開始實施的《反家暴法》將家庭暴力定義為:家庭成員以毆打、捆綁、殘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經常性謾罵、恐嚇等方式實施的身體、精神等侵害行為。這一定義基本沿襲了《婚姻法》解釋的定義, 不再強調家暴帶來的后果。無論是《婚姻法》解釋和現有的《反家暴法》都把家庭暴力聚焦于肢體暴力和精神暴力兩個領域, 對于性暴力 (包括婚內強奸) 、經濟控制相對缺少關注。

2000年以來, 我國開展了多次大范圍的家庭暴力的問卷調查, 證實家庭暴力是嚴重的社會問題。據最高人民法院2014年公布的數據, 10%的故意殺人案件涉及家庭暴力,離婚案中1/4與家庭暴力相關。運用1999～2000年全國健康和家庭生活問卷調查, Parish等人研究發現, 34%的婦女和18%的男性 (20～64歲) 在現存親密關系中曾經挨過打。全國婦聯第三次婦女地位調查顯示, 24.7%的婦女報告遭遇某種程度的家庭暴力 (包括身體、心理、性暴力與經濟控制) 。王向賢等向1103名女性和1017名男性 (18～49歲) 發放了問卷, 其中, 39%的女性報告遭遇肢體暴力 (包括性暴力) , 52%的男性報告他們曾對自己的伴侶實施過肢體暴力 (包括性暴力) , 其中27%的男性自報對伴侶既實施了肢體暴力, 又施加了性暴力。

“受暴婦女綜合征”是美國臨床心理學家雷諾爾·沃爾克基于對400名受虐婦女的跟蹤研究提出的概念, 用來定義長期受丈夫或男友暴力虐待的婦女表現出的一種特殊的行為模式。它的核心概念是“暴力循環” (Cycle of Violence) 和“習得性無助” (Learned Helplessness)。暴力循環指的是暴力會周期性發生, 遵循緊張關系形成階段、惡性暴力階段和溫馨甜蜜階段的循環且逐步升級的周期。多次暴力周期后, 受暴婦女就會逐漸接受暴力事實, 產生無助的信念, 不再尋求幫助, 即“習得性無助”。

瑞典社會學家艾娃·拉登格雷教授提出的“暴力正?；崩碚撆c“受暴婦女綜合征”理論有類似發現, 該理論總結了家庭暴力的兩個基本規律, 一個是暴力的周期性, 另一個是暴力和安撫的交替使用。該理論認為, 男性通過持續的暴力逐漸讓女性接受被打是正常的, 女性也會在長期的暴力中逐漸喪失自信, 喪失對事物的判斷能力, 她甚至會反思丈夫施暴確實是因為自己有錯, 逐步將家庭暴力看作正常的、合理的行為。因此,貫穿于周期性暴力中的自我反思、接受現實、抱有希望、原諒對方都成為受虐婦女選擇待在暴力關系中的原因。

中國的很多經驗研究與上述理論或呼應, 或補充, 并在這一理論的基礎上彰顯了中國特有的社會文化特征。例如一些研究發現, 受暴婦女不離開往往是因為對施暴者抱有期望, 認為他們只是“一時沖動”, 暴力是暫時的, “希望對方會做出改變”。研究者還常常從傳統文化和儒家思想等視角出發, 指出受暴婦女受到男尊女卑、家本位、宿命觀等社會文化和性別規范的影響, 對暴力忍耐退讓, 成為“暴力正常化”的中國式路徑。例如王鳳仙指出,傳統文化頌揚婦女為孩子、家庭做出犧牲, 認為留在暴力關系中是對家庭負責任的高尚表現。王暉指出, 雖然許多婦女已經實現經濟獨立, 但由于認定家庭是女性安身立命的根本, 所以寧可忍受暴力, 也不愿選擇離開。

高道夫 (Edward W.Gondolf) 1988年提出的“幸存者理論”反駁了“受暴婦女綜合征”理論, 他認為伴隨暴力升級, 受暴婦女經常會向其他家庭成員和正式社會系統求助, 實際上她們是積極向外界求助的暴力幸存者, 而非“受暴婦女綜合征”所描述的心理上或行動上的失能者, 嚴重的暴力并沒有使受暴婦女習得無助, 相反, 眾多受暴婦女多年來都在努力抗爭, 最終從暴力中生存成長。該理論核心內容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 受暴婦女在遭遇暴力過程中一直積極尋求幫助, 暴力的周期性促使她們采取應對措施, 不斷尋求有效資源的支持, “想方設法”減少受暴, 而非受暴婦女綜合征所認為的“習得無助”。其次, 從自身而言, 她們通常沒有足夠的經濟資源, 缺失離開暴力的資本, 也難以支付擺脫暴力的“成本”, 這些嚴重阻礙了她們離開暴力的步伐。最后, 從外界而言, 在通過正式或非正式系統求助過程中, 她們常常面對低效的官僚機構、支持資源缺失和公眾的冷漠, 所獲得的幫助是有限的、支離破碎的, 因此通過求助擺脫暴力困難重重。這一“內外受阻”的現狀最終導致她們不得不停留在暴力關系中。

“幸存者理論”從社會、文化和制度的角度, 解釋婦女待在暴力關系中的原因, 彌補了“受暴婦女綜合征”的理論缺陷, 有助于轉變社會輿論對受暴婦女的偏見和誤解, 同時有利于強調社會對婦女受暴的責任。

（“宇芽”微博公布了其試圖逃脫家暴的監控視頻）

在這些研究的基礎上, 本文采用幸存者理論, 探討社會性別與代際交叉影響下受暴婦女的主體性體驗, 并試圖對比不同代際受暴婦女應對暴力的不同經驗, 挖掘生命歷程中形塑的性別角色和性別觀念如何影響了受虐婦女在家庭暴力中的表現, 探索女性在時代變遷中的發展軌跡, 以期為家庭暴力相關研究提供嶄新的視角, 為家庭暴力干預措施的制定提供有益參考。

▍“暴力正?；盫S “暴力零容忍”

不同代際的受暴婦女采取了不同的應對方式, 究其根源在于她們對于暴力的認知和解讀不同?！氨┝φ；钡母拍畋挥脕砻枋雠栽诔掷m的暴力下接受“挨打”是正常的行為。“零容忍”是美國20世紀80年代控制犯罪的活動中提出來的政策, 后來它所倡導的理念被推廣到家庭暴力中, 提出了“暴力零容忍”的口號, 即對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 個人和社會都不應容忍。兩個概念代表了對待家庭暴力的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

我們發現, 中老年受暴婦女在描述自己曾經遭受的家庭暴力時, 常常通過建構暴力的意義將其合理化, 呈現出“暴力正常化”的傾向, 具體表現形式為自我責備和弱化對方責任。75歲的被訪者冬梅是一名退休教師, 在與前夫的婚姻中, 她常在沒有任何征兆的情況下遭受暴力。對此, 她感到困惑和不解, 她對暴力的解讀帶有強烈的宿命感和“自我責備”色彩。

用老祖宗話叫“行有不得, 反求諸己”, 我想這都是我自己造成的, 所以遭難也是正常的。我就覺得, 我真的是命不好, 別的好像都解釋不了,就這能解釋自己, 勸解自己……我就知道是我前輩子欠他的, 這不是因果報應嗎! (冬梅, 75歲)

“行有不得, 反求諸己”出自《孟子》, 意為當人際關系處得不好,就要自我反省, 一切從自己身上找原因。遭受暴力令冬梅感到困惑,感到“別的好像都解釋不了”, 她通過勸解自己認同了行為上“我自己造成的”、命運上“我真的是命不好”, 甚至“我前輩子欠他的”, 從而將暴力的遭遇合理化。這樣的“自我反思”并沒有給她帶來建設性的意義,她只是不斷審查自己是否達到對方的要求, 卻很少去思考對方的行為是否具有不合理的地方。

同樣, 在描述暴力經歷時, 49歲的慧霞和50歲的香兒也用宿命論來解讀自己的遭遇, 主動弱化對方的錯誤, 將丈夫的施暴行為定義為天生的。她們認為:

有的人生來就對媳婦好, 人家就心疼老婆,就不可能打她, 有的男人脾氣不好, 他上來就要打人。 (慧霞, 49歲）

反正可能也就這命, 就這命運。如果要是你命中要該你好, 可能就好, 命中該你不好, 你怎么就沒個好…… (香兒, 50歲)

慧霞將暴力遭遇歸結為施暴者的個體差異, 認為丈夫打人是其與生俱來的本性, 香兒將自己受暴的經歷歸因于“命運”,認為受暴是因為自己命不好。她們都在用自己的解讀弱化施暴者責任。

上文中的三位女性最終都在忍無可忍之下選擇了離婚,然而她們對“暴力正常化”的解讀, 使得她們停留在漫長的暴力婚姻中:冬梅最終在暴力婚姻中生活了43年后才離異;桂華、慧霞和秀麗也分別在暴力婚姻中停留了36年、14年和11年。在長期、反復的暴力狀態下, 她們承認產生過極端想法, 甚至曾希望通過“輕生”或“以暴制暴”尋求解脫。

那時候我真想抱著孩子同歸于盡了……就是……真是下不了手。我要是自己死了, 扔下個孩子, 我也舍不得。 (秀麗, 51歲)

我曾經也想過在他睡覺的時候把他捅了, 那樣也就擺脫了。(桂華, 61歲)

她們的想法并不是單例, 北京紅楓婦女熱線曾通過對60個案例的分析發現, 1/6的受暴婦女曾因不堪忍受家暴有過自殺或以暴制暴的念頭。在我們訪問她們的時候, 四位中老年受暴婦女已經離婚了, 只有桂華一直停留在暴力關系中。我們還留意到, 慧霞和秀麗在離異后都選擇背井離鄉, 來北京靠打工為生, 也許空間上的距離才能真正隔斷暴力。

與此不同的是, 大部分受訪的青年女性明確地表達了對家庭暴力的“零容忍”態度, 認定家庭暴力是對自身的侵犯與傷害。41歲的英子是名家庭主婦, 她在遭受第一次家庭暴力之后就毅然離婚, 她說:“我只有一個想法, 那就是我不忍受?！弊灾鲃摌I的蜥蜴和做家政服務的海蘭這樣描述第一次遭遇家庭暴力后自己的態度和反應。

結果我暴怒, 這種人身侵犯對我來說是很嚴重的一件事情。我實在被逼得沒辦法了, 當時以死相逼, 我跑到廚房拿刀就把我自己的手腕給割了, 然后我想擺脫那種狀況……我當時真的很兇地跟他說你以后再也不能這樣, 他也被我嚇到了。 (蜥蜴, 28歲)

他要跟我對著干, 那時我就豁命地跟他干,不會說他給我打了就打了, 不會像那樣?，F在年輕人幾乎都平等了。(海蘭, 42歲)

蜥蜴不能容忍暴力, 將“挨打”定義為“人身侵犯”, 看做“很嚴重的”事情, 直接對施暴者提出警告;海蘭提到“平等”, 表現出明確的主體意識;英子更是用“我不忍受”表達了明確的態度。她們常常在暴力發生后立即做出激烈反應, 以期對施暴男性產生威懾性效果。在這些表述過程中, 她們沒有表現出任何的自我責備或為對方開脫, 海蘭還通過反抗成功地阻斷了暴力。

“暴力正?；焙汀氨┝α闳萑獭钡牟煌庾x確實促使她們采取了不同的應對策略:中老年受訪者經常自我歸咎和弱化對方責任, 在暴力關系中停留漫長的時間, 乃至產生極端的同歸于盡的想法;青年受訪者則在受暴之后或以激烈方式反抗, 制止暴力行為的再次發生, 或不愿“忍辱負重”, 毅然選擇離婚。

▍“男強女弱”VS “性別平等”

為什么中老年的受暴婦女會更傾向于對丈夫的暴力行為進行合理化解釋？我們可以從她們各自所描述的在原生家庭中的權力關系和性別角色中找到些許答案。中老年被訪者多出生于20世紀五六十年代, 她們的原生家庭多呈現典型的“男強女弱”形式, 青年被訪者多出生于20世紀七八十年代, 她們的原生家庭開始呈現出性別平等的特征。

我父親絕對不刷碗, 不洗衣服, 很少下廚, 他老覺得這是女人干的活, 還是大男子主義?！夷赣H受了父親一輩子氣, 也不會提出離婚的……所以我覺得, 動點手腳只要不打出硬傷來也感覺挺正常, 所以說一開始就是慣著他……他就打慣了。(秀麗, 51歲)

我父親挺暴力一個人, 我母親就是老社會那個婦女, 特老實、溫柔、體貼, 我父親說啥是啥,她也不敢吵架, 有別的也不敢反抗, 就這么過一天算一天。(桂華, 61歲)

父母關系中呈現的社會性別角色會影響女性在婚后家庭暴力中的表現。陳敏發現, 目睹母親挨打后忍氣吞聲的女孩子, 相比較沒有這種經歷的女性, 更傾向于認同母親的性別角色, 更有可能成年后在自己的家庭中重復母親的行為模式。傳統父權制社會賦予男性在家中的權力地位, 使得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極為弱勢。中老年女性作為個體通過學習社會文化制度中特定的性別規范來獲得自己的性別身份, 扮演她們所被期待的角色。她們在成長階段便被訓導要順從公婆和丈夫, 這依然是人們傳統觀念的核心;被要求以家庭和子女為重, 以對家庭、丈夫、子女負責為使命, 將賢妻良母內化為自身性別氣質。這種男強女弱的父母關系和性別期待令她們更容易認可丈夫的權力和控制, 能夠更加“包容”家庭暴力。

在我爹娘的觀念里, 那就是嫁雞隨雞、嫁狗隨狗, 我骨子里也認同。(秀麗, 51歲)

對于青年被訪者而言, 時代和社會環境的變遷賦予了她們不太一樣的成長環境。31歲的墨墨出生于城市家庭, 是家里的獨生女, 在描述童年家庭生活時, 她這樣說道:

我媽這些年一直都做家務, 也從來沒什么怨言, 我爸就很心疼她, 看到她累了就會主動去做一些事情?！?(爸爸) 會經常帶我去公園, 帶我出去旅行, 然后會輔導我做功課,還會帶著我去做一些體育項目……我媽會給我講故事, 她會帶我做一些手工, 教我畫畫, 也會輔導我功課。(墨墨, 31歲)

在這段描述中可以看到墨墨的童年生活兩個重要特征就是“性別平等的家庭范式”和“掌上明珠的童年成長環境”。雙職工家庭中夫妻都從事有償工作, 在經濟地位上相對平等, 也承擔了相對均衡的家庭責任, 使得青年被訪者從小接受了“夫妻平等”的理念, 平等的父母互動關系構建了她們對親密關系中性別平等的意識。和諧的父母關系使她們認為男性和女性在家庭中應該負有同等的責任, 而不是將責任的“天平”重重地向女性傾斜, 女性有權追求幸福, 有權選擇理想的家庭關系, 并不能被所謂的“家庭責任”所綁架。

一方面, 家庭暴力的代際傳遞理論告訴我們, 童年目睹父母間暴力的女性, 在長大后更容易接受男強女弱的性別角色, 在親密關系中即便遭遇暴力也更容易采取容忍退讓的態度。自然而然, 生長于“男強女弱”的家庭的婦女比出生于“性別平等”家庭的婦女更容易接納并忍耐暴力。

另一方面, 我們要留意到性別、代際的差異也和城鄉、教育水平緊密交織, 影響著五位年輕婦女的經歷。這五位年輕婦女中, 有三位原本來自農村家庭, 其中一位通過學業實現向上流動, 目前在城市工作, 另兩位則原本就是成長于城市。42歲的海蘭雖然生在農村, 但由于她是父母老年得女, 母親在生她那年已經50歲, 哥哥也比她大20歲, 她從小備受寵愛。41歲的英子雖然從小生活在農村, 但母親一直在家中掌權, 父親有時會體罰她和兄弟姐妹, 這反而促使了她不能容忍施暴男性的決心。她兩次結婚, 都在遭遇暴力后果斷離婚。

這說明農村婦女也擁有足夠的自主性和能動性去抵抗暴力代際傳遞的沿襲, 改變“既定的命運。”對于更年輕的三位女性被訪者, 她們被父母視為“掌上明珠”, 父母對她們的成長和教育傾注了很多的心血, 高等教育也促進了她們性別平等觀念的形成, 這些綜合因素使得年輕女性對暴力信號的反應十分敏感, 深深感到家庭暴力是對她們人權的侵犯, 不再容忍, 積極尋求出路。

▍非正式支持VS正式支持系統

積極向外界求助是受暴婦女尋找資源擺脫暴力的重要途徑。對于受暴婦女而言, 求助對象包括了非正式系統和正式系統, 其中非正式系統主要包括娘家、子女、夫家親屬、鄰居和朋友等個人所擁有的人際資源, 正式系統則包含司法機構、執法機構、醫療機構、單位、婦聯等正式組織。訪談中的受暴婦女都采用了多種途徑向外界進行求助, 積極同家庭暴力進行抗爭。在求助對象的選擇上, 兩代人呈現了不同的傾向。求助過程隨受暴婦女不同的生活背景、認知、資源占有情況以及不同的求助需求而有差異, 求助方式的差異導致通過兩個系統所獲得的支持也不盡相同, 這些都會對被訪者的暴力經歷產生影響。

親朋好友、鄰居等非正式系統成員往往成為中老年受暴婦女尋求幫助的重要對象, 尤其是娘家人通常是受暴婦女最有力的支持來源,能夠在關鍵時刻有效制止暴力發生。本研究也發現, 對中老年受訪者而言, 非正式系統發揮了重要作用。秀麗敘述自己在挨打之后去找哥哥求助, 從而緩解了暴力:

我哥哥揍過他之后, 他老實了一段時間,他害怕挨揍, 那次老實是最長的一陣。(秀麗, 51歲)

我活過來全靠奶奶跟三嬸婆, 給我掌點正義, 說點真話。(桂華, 61歲）

娘家人對暴力的干預方式包括上門為“自己人”討說法, 通過言語威脅施暴者或像秀麗的哥哥一樣直接“以暴制暴”, 并為女性暫時提供安全住所。娘家人的有效支持往往能有效干預男性施暴, 激勵被訪者繼續向娘家人求助, 同時增強其反抗暴力的“底氣”。除了娘家人, 婦女也尋求婆家幫助, 希望夫家的長輩或親戚能“管教”自家人, 證明自己是沒有錯的, 如桂華也曾尋求三嬸婆的認可與支持, 為其“正名”。親友的態度將會直接影響她們應對暴力的態度及方式, 親友的支持也能增強受暴婦女反抗的能力。如果遇到求助受阻或效果不佳, 則使她們陷入無助的境地。

除此之外, 鄰里通常是最早知曉家庭暴力的人。遭遇暴力時, 婦女在驚嚇之余通常向鄰居尋求庇護支持, 以暫時躲避、制止暴力。案例中, 居住在農村地區的中老年被訪者多表示, 在肢體暴力爆發的過程中, 附近的鄰居會聞訊而來提供相應的支持。如秀麗的鄰居多次主動幫忙調解暴力關系。

那時候左鄰右居都去我家, 他們經常讓他(指丈夫) 簽字畫押, 保證不再犯。 (秀麗, 51歲)

對受訪者而言, 非正式系統其實并不總是穩定和有效的。首先, 娘家人所采用的方式不一定都可取。比如秀麗的哥哥“揍過”丈夫一頓, 但這種以暴制暴的方式有可能帶來暴力的升級。其次, 非正式支持提供的幫助常常是暫時性的, 即施暴者的暴力行為暫?；虮硎净诟? 但不久又故態復萌, 暴力便再次發生。最重要的是, 家人、朋友一般都是“勸和不勸離”, 使受暴婦女再次回到施暴者身邊。如果家人秉持著“外親不管家務事”, “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觀念, 也會規勸她們“忍一忍”, “好好過日子”, 保全婚姻, 照顧孩子, 顧及名譽, 考慮未來。如秀麗的哥哥雖然會為了她以暴制暴, 但最終目的還是希望她可以留在現有的充滿暴力的婚姻之中。

娘家……一般都是勸我, 好好跟人過日子。 (秀麗, 51歲)

另外, 非正式系統有時也可能幫倒忙, 使得受暴婦女進一步陷入暴力的深淵。桂華遭遇家暴向父親求助, 父親不但沒有伸出援手, 反而認為自己教女無方, 向施暴方道歉, 使得桂華更加孤立無援。這也是桂華一直深陷于暴力婚姻中不能抽身的原因。

我爹認為, 你當兒媳婦的, 打你就應該受著……我挨打了, 我爹還跟他們家道歉說:“賴我教育閨女沒教育到, 惹你們生氣, 我給你們賠禮道歉?！?桂華, 61歲)

伴隨著城市生活方式和居住習慣的改變, 以及人口流動的不斷加快, 當代社會鄰里關系愈來愈松散, 青年被訪者們常常與原生家庭父母居住在不同的城市。對于多數青年被訪者尤其是大城市受訪者而言, 家庭關系的獨立、親友關系的淡化、鄰里關系的疏離, 使得正式系統的重要性日益增加。當受暴婦女所擁有的資源系統存在“資源不足”“資源無效”或“資源障礙”等困境時, 正式系統顯得更加重要。在正式系統的求助過程中, 兩個群體也體現了很大的差異。中老年被訪者更多尋求單位和婦聯的幫助, 而后者則主要尋求警察、醫療等系統的幫助, 還會尋求心理輔導、咨詢解決內心沖突。

我在那坐著, 坐到天亮, 我就背著包, 我就找他們單位去了。 (冬梅,75)

(單位) 都做思想工作。…… (對我說) 不要愁, 說有困難咱們還有單位呢。(秀麗, 51)

計劃經濟時代, 單位為職工提供了“生老病死”各種保障, 與職工家庭生活息息相關, 因此在遇到家庭問題時, 單位會被作為主要的求助對象之一。如冬梅、秀麗遭遇暴力之后, 決定向丈夫單位求助, 干預效果較好, 這使得她們在遭遇暴力時, 多次主動尋求單位領導的幫助。然而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 職工的個人生活與單位相分離, 家庭對單位的依賴逐步減弱, 單位對職工個人生活的干預也日益減少。青年被訪者普遍表示她們不愿意過多與同事分享私事, 遇到家庭問題時, 她們也不會尋求單位或同事的支持和幫助。

單位人際關系最復雜……同事間從來不說家里發生什么事。 (金星, 37歲)

婦聯的基本職能是代表和維護婦女權益, 促進男女平等。在中老年被訪者一代心中, 婦聯是除了單位以外最能給自己主持正義的政府部門。

找過村婦女主任, 他們也說他 (丈夫) 了, ……找過兩三次。 (香兒, 50)

婦聯主席打了個電話調解, 她們出面就好使, 也管一段時間用。(秀麗, 51歲)

（受暴婦女求助對象排序）

與中老年被訪者不同的是, 青年一代中,除英子曾求助婦聯外, 其他受訪者都從來沒有嘗試尋求婦聯幫助。她們更傾向尋求警察、醫療系統的幫助, 為維護自己的權益進行更直接的抗爭。如墨墨在第一次遭受家庭暴力之后就去醫院驗傷, 這一行為顯示了保留證據的維權意識和法律常識;蜥蜴在遭遇暴力后選擇報警, 直接追究對方的責任。

他扭傷了我手的那一次, 我第一件事就跑醫院驗傷去了……我還特意給大夫強調, 我說這是被我老公弄傷的, 我覺得我應該能暗示這個大夫我是要做什么。 (墨墨, 31歲)

我報過四次警, 我會想盡一切手段去保護我自己。我要追究他法律責任嘛, 我要告他人身傷害嘛, 警察就把我們抓去做了筆錄, 就算沒證據反正也折騰他, 我讓他也不好過。 (蜥蜴, 28歲)

青年一代向外界求助的過程還呈現出了更多的選擇, 包括聯系丈夫的前女友收集更多信息和暴力情況, 以及尋找心理醫生和婚姻咨詢師幫助自己調整心理創傷。

我去接受心理治療來調節自己……我的醫生引導我去發現自我, 去關注自我內心的感受……還有我要知道,這個人真要耍起無賴來會到什么樣的程度, 所以我去聯系她 (丈夫的前女友) 。 (蜥蜴, 28歲)

這與2015年“反家庭暴力立法民間倡導工作組”的《親密關系中的暴力網絡調查報告》有著一致性:在這份參與者平均年齡26歲、30歲及以下人群占樣本總量約81%的調查中, 258人曾在遭遇暴力之后尋求過幫助, 其中朋友、家人、警察與心理醫生位居求助對象前四位, 警察與心理醫生占據了青年群體求助的重要位置, 婦聯和鄰居則分別排在了第7位和第11位。

我們發現, 中老年被訪者無論是向非正式系統還是正式系統求助, 她們并非真正想要結束婚姻, 而是更希望支持者能夠給丈夫一個震懾作用, 讓其收斂暴力行為?？梢? 中老年受暴婦女在求助中將擺脫暴力與結束婚姻分離開來, 希望在維持婚姻的前提下結束暴力。親人、鄰居的幫助非常直接, 單位和婦聯也深受她們的信賴。然而, 這些非正式系統的效果并不穩定。隨著單位性質的改變和居住方式的改變, 青年一代不再傾向于求助鄰居或者單位。城市化的生活方式, 形成了以家庭為單位的私人空間。這種私人空間的形成使得外人更少參與到家庭內的生活。在青年女性一代, 家庭都是相對獨立的, 在暴力過程中相對較少有親屬和鄰居的參與。年輕一代受暴婦女的維權意識較強, 求助途徑也更多, 她們希望通過求助能夠有效結束暴力甚至婚姻, 從而從根源上解決暴力問題。

▍離婚VS不離婚

離婚意味著婚姻關系的終結, 這常常是受暴婦女擺脫家庭暴力關系的最后選擇。受訪時, 10名受訪者中有5人已經離婚, 1人正在辦理離婚, 4人尚處在婚姻中。中老年被訪者都是在經歷了漫長的暴力生活后才最終決定離婚, 然而青年被訪者則相對較快地采取了離婚這一策略。

暴力周期理論認為, 暴力會按照“緊張關系形成階段、惡性暴力階段、甜蜜階段”循環發生。在甜蜜階段, 男性通常會在施暴過后示好、認錯以及道歉, 受暴婦女可能會選擇原諒。這一應對方式, 使得她們更可能持續待在暴力關系中。這種現象在受訪者的暴力經歷中也普遍存在。中老年被訪者通常在道歉之后便將暴力問題擱置, 原諒丈夫, 繼續待在暴力關系中, 之后又再次出現暴力行為。她們在暴力過程中曾不止一次想過離婚, 但往往在丈夫認錯后選擇原諒, 陷入循環的暴力周期之中, 從而導致離婚之路曲折漫長。

我那年起訴他一回, 我連律師都找了, 他跪那說好聽的……他給我跪也有百十來次, 就是說話不算數, 好一會兒就還犯……再一再二, 沒有悔改。 (桂華, 61歲)

除了對丈夫和婚姻的期待之外, 她們描述自己不愿意離婚的原因通常是受傳統觀念的影響, 為了孩子保全家庭、維護聲譽成為普遍觀念。

觀念里還是覺得離婚也不太好……我老怕離婚再組織一個家庭, 會影響孩子, 我以為完整的家庭對孩子的教育應該還是好于離婚或者再婚的家庭。 (秀麗, 51)

我們這一代人, 離婚特別寒磣, 這就是舊觀念, 離婚就更丟人了。(冬梅, 75歲)

就忍著吧, 忍著, 不愿意剛結婚就離婚。我都不知道應該怎么做, 不知道。 (香兒, 51)

在這里可以看到, 影響中老年受訪者作出離婚決定的有三個方面:一是“暴力周期”過程中丈夫的悔改表現;二是離婚污名的壓力;三是出于孩子成長的考慮?！痘橐龇ā窂?950年開始實施, 離婚自由的權利經由法律確認保護, 并隨著婚姻觀念的覺醒不斷為社會所接受。根據民政部2015年發布的數據, 從2003年至今, 中國的離婚率已連續12年遞增。然而, 中國社會仍然廣泛認可家庭對于女性的價值和意義的重要影響, 對離婚的污名化和社會輿論壓力依然廣泛存在, 這一文化也強調對女性的“忍辱負重、無私分享、甘愿為孩子犧牲自己”的性別角色期待, 實際上是將婦女繼續停留在暴力中的行為崇高化,從而忽視了女性真正的訴求。

對于青年受訪者來說, 她們首先考慮的是自我的感受和婚姻質量。與中老年受訪者不同的是, 青年被訪者往往能很快意識到暴力的循環及丈夫“形式化”的示好、道歉的“圈套”之后而選擇離婚。41歲的英子和28歲的蜥蜴對待離婚的態度極為明確。英子是一名離異的家庭主婦, 她與前夫第一次因生活瑣事發生爭執并遭遇丈夫的暴力, 經調解后和好, 后因懷疑丈夫出軌而發生第二次家庭暴力, 第二次暴力后英子雖然沒有經濟收入, 仍然選擇了離婚。她認為:

如果要是第一次 (暴力) 可以維持 (婚姻) , 第二次、第三次我覺得就沒必要維持了。因為如果第一次他要能改他就改了, 他要不能改, 有第二次、第三次恐怕以后還有好多次, 那就沒必要維持了。 (英子, 41)

雖然英子只有初中文化, 并不知道“暴力周期理論”, 但她非常理性地認識到這種暴力周期的存在并作出保護自己的選擇。更為年輕的蜥蜴正在辦理離婚, 她曾在應對家庭暴力中不惜傷害自己, 采取激烈的方式進行反抗。在對待離婚的態度上她闡述道:

如果我的婚姻不幸福我是絕對會把它結束掉的。即便有孩子對我來說也不是個障礙, 我不會因為我懷了孕就湊合跟一個我不想跟他過一輩子的人在一起, 因為我很清楚那種家庭給孩子帶來的是什么樣的影響。我本身就是一個對“人言”很無所謂的人……我離開任何人都可以很好地生活……這是我能夠保護自己的唯一的方式。 (蜥蜴, 28歲)

曾對中老年受訪者的離婚決定造成困擾的傳統觀念和孩子, 對青年一代約束力減弱。蜥蜴做出離婚抉擇的顧慮很少, 她在這段話中既否定了傳統觀念對自己的束縛, 又否定了孩子是離婚的障礙, 她認為不幸福的家庭同樣會對孩子造成消極的影響;并且表明了自己對輿論壓力的態度是“對人言很無所謂”。最后, 她強調婚姻質量和自己的感受是決定自己是否離婚的唯一考慮標準, “我離婚的原因很簡單, 是因為我真的不開心”。因此, 她在遭遇暴力之后, 顯示出“用盡一切手段, 不管耗多長時間”也要離婚的堅定決心。

一切從“我”出發, 顯示了極強的獨立意識和自我保護觀念。從“離開了誰都能活”的表述中可以發現, 這一代女性在精神上更為獨立, 她們通過與他人、社會的互動, 構建了新時代女性的身份, 更認同女性有權追求幸福、選擇理想的家庭關系, 并不惜代價維護自身權益和生活幸福。蜥蜴的故事充分展現了從“我”出發的個體意識在青年女性應對家庭暴力中所體現出來的勇氣與抉擇。

▍結論與建議

本文中老年被訪者多出生并成長于新中國成立初期, 她們常常生于“男強女弱”的父權制家庭, 對于家庭暴力的解讀有“宿命論”的傾向, 常常在暴力婚姻中停留很多年, 有時需要按捺自己“以暴制暴”的沖動, 忍無可忍時, 常常求助于鄰居、娘家等非正式支持系統, 在正式支持系統中習慣于求助于單位或者婦聯。 青年被訪者出生于改革開放期間, 相對而言具有更高的教育水平、較強的性別平等意識和權利觀念, 她們對于暴力常常采取“零容忍”的態度, 當遭遇暴力時, 常常選擇報警, 并尋求心理醫生幫助, 能夠比較果斷地離開暴力婚姻。

受暴婦女的應對策略和反思性常常受限于現有性別關系和這一關系中女性占有的資源狀況。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中老年受暴婦女在觀念認識上仍然受到傳統性別不平等結構和性別關系的影響, 她們歷經艱辛, 才能逐步打破“資源有限”的外在結構, 走出漫長的婚姻, 結束暴力。青年一代在這一過程中則走得更遠, 更追求性別平等, 展現了更加獨立自主的姿態。這一代際差別既彰顯了兩代婦女的性別平等意識的差異, 也與她們出生于不同的家庭環境, 處于不同的社會階層以及擁有不同的教育水平密切相關。

兩代受暴婦女的差異也為新時期維護受暴婦女安全、保障婦女權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是社會各界要在應對家庭暴力的過程中納入代際差異的視角, 尊重女性自我決斷的能力, 尊重女性不同代際之間的差異和不同個體訴求的差異, 在這個復雜的生活事件中切實維護好女性的權益。

二是家庭暴力的干預不是一時的, 而是需要貫穿于個體的整個生命歷程。不同階段“跟進式”的干預將有利于及時、有效地緩解甚至制止暴力。童年時期的性別平等教育和平等尊重的家庭關系將長久地影響女性在今后家庭生活中的自我保護意識。

三是代際間求助方式由非正式系統向正式系統的轉變, 也對派出所、醫院等機構提出了要求, 相關正式機構需要有針對性地開展有關性別平等意識及處置家庭暴力的相關輔導、培訓工作, 以期能夠更有效地為受暴婦女提供強有力的支持和幫助, 回應她們的需要。

本文原載《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4期，篇幅所限，內容有所編刪。圖片來源于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系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版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