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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松落：歷史上最后一個“俠客”時代

2021-03-24 18:35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很多人都有過武俠夢，尤其是在八九十年代長大的我們，都曾讀過金庸、古龍、梁羽生、溫瑞安、獨孤紅、陳青云，看過很多武俠片，對狄龍、姜大衛(wèi)、施思、苗可秀像老友一樣熟悉。

很多人不只滿足于讀和看，而是已經(jīng)身體力行地開始練武了。我曾在后院空地上照著《武林》雜志上的拳譜練武，還有好幾個朋友曾經(jīng)逃學到少林寺去學武術(shù)，在少年的心中，似乎技藝一旦修成，整個世界都會任我游走，再也沒有煩惱憂傷，只有無窮無盡的自由。

《武林》雜志

成年以后，我開始認真考慮，武俠小說好看在哪里？武俠小說為什么會成為“通俗文學”中的“最大公約數(shù)”？武俠為什么會成為整個華語文化圈共享的主題？華人作家張北海的小說《俠隱》或許能為我們揭曉這些問題的答案。

張北海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人，人生經(jīng)歷也相當豐富。他祖籍山西，1936 年出生于北京，1949 年隨家人移居臺灣。他是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專家葉嘉瑩女士的學生，先后就讀于臺灣師范大學和洛杉磯南加利福尼亞大學，分別學習英文和比較文學兩個專業(yè)。

大學畢業(yè)后，張北海定居紐約，在聯(lián)合國工作了二十多年，期間寫過很多關(guān)于美國的散文和故事，并結(jié)交了很多在紐約打拼的中國藝術(shù)家和文學青年，還參與創(chuàng)辦了紐約第一份華文當代藝術(shù)刊物：《新土》雜志。退休后，張北海的寫作對象從現(xiàn)代美國轉(zhuǎn)向了民國時代的老北平，寫作體裁從散文轉(zhuǎn)向了長篇小說。他花了六年多時間，寫出了自己的第一本長篇小說《俠隱》。

了解了他的生平之后，我們可能會產(chǎn)生兩個疑問：第一，第一次寫長篇小說，張北海就選擇了武俠小說，為什么？第二，作者在美國生活和工作的時間很長，但他為什么選擇自己不熟悉的民國時期作為整部小說的時代背景？

《俠隱》，張北海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7-1

把“武俠小說”這個概念分解一下，可以分成“武”、“俠” 和“小說”這三個部分。

當代武俠小說家梁羽生認為，在武俠小說中，“俠”要比“武”更加重要：俠是靈魂，武是軀殼；俠是目的，而武是手段。因此在武俠小說中，更重要的是如何體現(xiàn)俠的精神，而不是表現(xiàn)俠客有多么高深的武功，或者憑武功打贏了多少人。

而在“俠”這個概念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主題：報仇和報恩。

恩情和仇恨，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環(huán)，同時也是一種處理人倫關(guān)系的準則。更重要的是，報恩和報仇也是一種生命的準則：一個人把自己的生命與報恩和報仇牽系在一起，看起來非常快意，但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又何嘗不是對自己生命的輕視。在報恩或者報仇的過程中，自己的人生被擱置了，自己的生命意義被轉(zhuǎn)移了，恩怨情仇成了浪漫的終極目標，為恩怨情仇付出的所有，都成為一種輕易又慎重的努力。

所以“俠”有時候也是一種精神氣質(zhì)，是一種對生命的不以為意，對財富聲名的不以為意，是對生命意義的不斷探究和不斷放棄，是一張冷漠面孔上的一抹淺笑，是走向落日的背影……擁有這種精神氣質(zhì)的，都可以稱之為“俠”。有位寫民國的作家在提到民國的妓女時，認為她們身上那種對自己生命毫不在意的態(tài)度和對金錢的肆意揮灑，也形成了一種俠氣。

《俠隱》這部小說，就是從一個報仇的故事開始的。

故事的主人公李大寒是一個年幼便失去雙親的孤兒，一歲多時就遭人拋棄。幸運的是，他被一位江湖上鼎鼎大名的武林人士收養(yǎng)了，這個人就是太行派掌門人，人稱“太行劍”的顧劍霜。李大寒在師父一家人的撫養(yǎng)下長大，他品行端正，武藝超群。不久后，顧劍霜就決定將掌門的位置傳給他，并將李大寒的師妹許配給他。然而，一場突發(fā)的滅門慘案，讓李大寒的人生走上了另一條完全不同的路。

原來，早已被趕出師門的太行派弟子朱潛龍，因為自己身為大師兄卻沒能得到掌門之位，同時被自己的師弟搶去了鐘情已久的師妹，因此心生妒忌，并懷恨在心。在李大寒和師父一家人聚會的這天夜里，朱潛龍勾結(jié)了一個名叫羽田的日本特務槍殺了自己師父一家，并放火燒毀了顧家人所在的太行山莊。

身中三槍并被大火燒傷的李大寒奇跡般地死里逃生，被一位名叫馬凱的美國醫(yī)生救起，躲過一劫。而整個太行派就只剩下李大寒，和一位遠在他鄉(xiāng)、對師門慘案還并不知情的師叔。馬凱醫(yī)生把李大寒搶救過來后，讓他在一家外國人辦的孤兒院里生活，像對待自己的子女一樣照顧李大寒，并讓他化名為李天然，最后一同返回美國。六年后，也就是本書中故事展開的 1936 年，李天然以華僑身份回到了北平，但他沒有忘記當年的師門慘案。整部小說，就是圍繞著李天然報仇的故事展開的。

在一個武俠故事中，報仇作為一種目的，不僅可以支撐起整個小說的主線，也能讓劇情更加吸引讀者。既然這是一個報仇的故事，就必然存在一個善惡對立的二元世界觀，這也給整個小說提供了核心矛盾和推動情節(jié)發(fā)展的動力。這就騰出了更大的空間，可以讓作者在這個框架下放置一些自己的東西。

在武俠小說中，俠比武更加重要，俠是目的，而武是實現(xiàn)俠的手段。但這不等于說武就不重要，試想一下，如果金庸的小說中沒有精彩的高手過招、動人心魄的打斗交手、博大精深的武功秘籍，那么作品的魅力必然會大打折扣。

風靡整個中國的新派武俠小說對各種武功和打斗場面的刻畫，已經(jīng)發(fā)揮到了極致，甚至成為了一種固定套路，想要在前人的基礎(chǔ)上寫出新花樣，已經(jīng)非常困難。在《俠隱》這部小說中，張北海選擇另辟蹊徑。主人公李天然身為太行派年輕的掌門人，已經(jīng)是武林中一等一的高手，但故事中描述他真正出手與人過招的場面不超過五次，篇幅不超過二十頁。

然而，正是作者這種克制、精練的文字，才塑造出一個“不鳴則已、一鳴驚人”的俠客形象。李天然每一次出手都必有結(jié)果，通常都是一兩招之內(nèi)就能達成目標或者擊斃對手。他第一次出手，就一掌擊斃了殺害自己師父一家的日本人羽田；第二次出手，打斷了日本特務頭子、劍道大師山本的手臂；第三次出手，是在故事的結(jié)尾部分，李天然終于親手殺死了制造自家滅門慘案的元兇大師兄朱潛龍，以及另外兩個親日分子，完成了最終復仇。在描寫這些場面時，張北海賦予了主人公殺手般的冷靜和果斷，在生死存亡的一瞬間，主人公幾乎沒有任何失手。

通過對武打場面的描寫，我們一方面可以獲得閱讀快感，尤其是反派被打敗，正義得到伸張的時候，快感簡直達到頂點；另一方面，武俠小說中的打斗，絕大部分都伴隨著暴力和殺戮，激發(fā)著文明社會中每個人身上嗜血的欲望，這是我們從打斗場面中獲得的隱秘的黑色樂趣，如同月之暗面。

對于“武”這個元素的使用，可以說是一把雙刃劍。駕馭得好，能讓作品增色不少；駕馭得不好，就不僅容易落入“打個沒完”的俗套，甚至會因為過于暴力血腥而讓人產(chǎn)生反感。在《俠隱》中，作者對于這個元素的運用，可以說是點到為止、恰到好處的，他沒有為打而打，也沒有另生枝節(jié)、打個沒完，而是把動作場面，和個人的性格、命運牢牢綁定在一起，既不顯得突兀，也和整部作品的時代背景非常貼合。

中國文學歷史上，武俠小說一直被中國的文人墨客看作是一種娛樂性讀物，也就是所謂的市井文學、通俗文學。游俠用他們的存在方式，提倡著一種挑戰(zhàn)權(quán)威、沖擊倫理規(guī)范的理想主義精神，這是和儒家文化不大一樣的。它像是一條文化副線，并沒有被認真對待過，許多古代作家也寫武俠小說，但更多是作為朋友間交流的談資，也是為了顯示自己的性情，讓別人看看自己是多么浪漫、曠達，又多么富有想象力，他們對待武俠小說似乎很認真，但似乎又很不認真。

因此，武俠小說始終沒有真正發(fā)展壯大起來，直到 20 世紀之后，武俠小說才借助出版業(yè)的興盛和報紙副刊的發(fā)達而逐漸壯大，并且逐步形成了一種自己獨有的風格類型。不過，正是因為武俠小說自由度非常大，給了作家巨大的創(chuàng)作和想象空間，可以放置很多“正經(jīng)”文學作品無法放置的東西，武俠小說最終成為一種具有“綜合”性質(zhì)的文學類型。

以《俠隱》為例，在這部小說中，除了俠客李天然為師門報仇這條主線之外，我們還可以從故事中讀到各種其他類型的小說中才會出現(xiàn)的情節(jié)。比如，對于主人公李天然和女孩巧紅的情感關(guān)系刻畫，就是言情小說中才會出現(xiàn)的情節(jié)，是所謂“俠骨柔情”；比如小說中對于老北京生活中吃穿用度、房屋建筑、胡同街道的大量描寫，是世情小說、現(xiàn)實主義小說中才會出現(xiàn)的細節(jié)，所以專欄作家錢德勒說，《俠隱》其實是《舌尖上的北平》《午夜北平》乃至《北平女子圖鑒》。比如，整個故事中的各種社會事件、媒體報道，都是和真實歷史一一對應的，這又讓它像一部歷史小說。再比如，隨著主人公李天然與各路人馬的交集不斷加深，殺害他師父一家的兇手的線索也被層層揭開，這種劇情安排又和推理懸疑小說非常相似。

小說的形式、主題被限定之后，作家反而獲得了最大限度的自由。武俠小說看起來是戴著鐐銬的，要接受主題、形式、故事甚至語感的限定，也就是要寫得“像”武俠小說。一旦完成這個限定，也就解決了故事結(jié)構(gòu)上的問題，甚至完成了對可讀性的追求，反而可以在別的地方多用力。所以很多好的類型小說其實是跨類型的，例如古龍的武俠小說同時也是推理小說，斯蒂芬·金的恐怖小說同時也是心理小說、社會問題小說。我們當代的武俠小說更是這樣，它能夠承載不同領(lǐng)域的內(nèi)容，綜合眾多不同的情節(jié)，而不產(chǎn)生任何“違和感”。

簡單總結(jié)來說：武俠小說以“報恩和報仇”這個主題，凸顯出善惡斗爭的二元矛盾；以扣人心弦的武打，來表現(xiàn)暴力和殺戮情節(jié)；以綜合其他文學類型的包容特性，來實現(xiàn)作者更大的寫作自由和更多元的情節(jié)內(nèi)容。以上這些優(yōu)勢和特點，就是武俠小說引人入勝的重要因素，也是作者選擇武俠這個類型來進行創(chuàng)作的重要原因。

那么作者為何要把故事的時代背景放在抗日戰(zhàn)爭前夕呢？作為一部長篇小說，《俠隱》的故事主要集中在1936年至1937 年期間，時間跨度可以說非常短了。但是，了解歷史的讀者或許都知道，在中國現(xiàn)代歷史上，很多對于中國和世界歷史進程有著重大影響的事件，都是發(fā)生在這一年多的時間里。

縱觀整個武俠小說的歷史，我們也會發(fā)現(xiàn)，武俠小說作家很喜歡把故事放在王朝更替、世事動蕩、戰(zhàn)事頻繁的所謂“亂世”，也就是原有的社會等級劃分和道德倫理發(fā)生大變動、大流動的時候。這樣的時代出故事。武俠作品中描繪的江湖世界，充斥著各種秘密社團，人們的行事為人也要遵守另一套法則，是一個不受王法約束的“桃花源”和“烏托邦”。兩個世界之間有落差，有縫隙，也都有重建秩序的需求，這更能出故事，凸顯人性。

《俠隱》的故事，就發(fā)生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歷史背景之下。小說發(fā)生的 1936年至 1937年，歐洲和美國的國際主義觀念正在瓦解，日本正在中國華北采取大膽的行動，試圖吞并整個華北，消除國民黨在這一地區(qū)的影響，同時期還有其他外國列強存在。在這種歷史時期，能夠出現(xiàn)一位突破國家外交手段和政治妥協(xié)，為平民百姓主持正義的俠客，就恰好切中了大眾的心理需要。

在小說中，被李天然列為攻擊目標的兩個日本人羽田和山本，一個是因為與主人公有血仇，一個是因為侮辱了武林人士；而這兩人剛好是日本特務機關(guān)長土肥原賢二的重要部下。李天然先是殺死羽田，隨后又打斷了山本的手臂，這兩件事都是大快人心的，甚至有人在報刊上發(fā)表了贊揚這位“俠隱”的匿名詩歌，將其比作“燕子李三”。

張北海讓“俠隱”出現(xiàn)在民國的這個時間點，自然是為了符合這種“亂世出豪杰”的傳統(tǒng)設定和歷史需要，但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民國的社會和封建皇權(quán)時代的社會有著本質(zhì)上的區(qū)別。當現(xiàn)代國家和工業(yè)文明初步發(fā)展成型，各種國家機構(gòu)和法律法規(guī)建立起來之后，過去江湖上“有仇必報，殺人償命”的原始邏輯肯定是不能被接受的，甚至會被視為反社會的行為，也只有在抗日的背景下，李天然快意恩仇的俠客行為才有足夠的合理性。

但即便這樣，李天然的行動也已經(jīng)不那么暢快淋漓了，他不能像過去的武林人士那樣，和自己的對手當面對峙，光明磊落地大打出手、一比高低了。他不得不隱姓埋名，化身“俠隱”，用“燕子李三”的名號來擾亂官方視線，并利用各種人際關(guān)系和社會職業(yè)來為自己打掩護。

也就是說，這可能是中國歷史上最后一個能夠容納“俠客” 的時代了，也只有借助這樣一個微妙的時刻，才可以讓我們看到兩個時代交接，新舊傳統(tǒng)交接是一種什么樣的情形？中國傳統(tǒng)的那個俠義江湖跟我們所處的這個凡人世界碰到一起時，人們是如何應對的？“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游俠精神，與現(xiàn)代社會遵從的法律與秩序，這兩者之間的矛盾如何解決？在抗戰(zhàn)前夕，大敵當前的歷史特殊時刻，國仇家恨和個人恩怨，這兩者孰輕孰重，誰先誰后？這些問題和矛盾，也正是作者想要通過這部小說來進行探討的話題。

這也是張北海選擇這樣一個時代的原因。盡管中國古代歷史上有那么多的亂世，可以書寫更為“純粹”的俠客故事，但他卻選擇了民國這樣一個已經(jīng)“不純粹”的歷史時期。他的目的就是跳脫出原來簡單的武俠小說設定，表現(xiàn)一個更為復雜的江湖，一個更為復雜的時代。

這個時代節(jié)點過去之后，那個傳統(tǒng)的武林社會慢慢消失了，武林社會背后的整個時代也慢慢衰亡了，身在其中的人感受到的只有濃重的悵惘之情。

拿張北海舉例，雖然他出生在北平，但在他出生的第二年就爆發(fā)了抗日戰(zhàn)爭，北平乃至整個中國的局勢都發(fā)生了激烈的動蕩，他只能從父輩的描述中和回憶中獲得一些關(guān)于帝都繁華景象的印象，但從此刻開始，那個往日的北平就成了他的精神故鄉(xiāng)。

當李天然經(jīng)歷了漫長的國外生活，再次回到北平時，他這樣寫道：

他隱隱有一點回家的感覺，雖然北平也不是他的家。可是，他也根本沒有家。自從師父一家人一死，他更沒家了。

這是作者自己去國離鄉(xiāng)的真實感受，也是小說里的俠客必然會有的感受，他們都背井離鄉(xiāng)，四處浪跡天涯，無法過上安居樂業(yè)的日常生活，漂泊感油然而生。

在小說的后半部分，一向希望保持獨立姿態(tài)的李天然，終于接受了擁有官方背景的神秘人士藍青峰的要求，在了結(jié)私人恩怨的同時，幫他除掉另外兩個敵對陣營的親日分子。李天然逐漸意識到，自己身處的已經(jīng)是一個越來越復雜的社會，單純?nèi)ニ伎冀髟挂呀?jīng)沒有意義了。因為如果國家沒有了，任何人都無法安居樂業(yè)；武林沒有了，江湖也就消失了。他不但想要加入秩序重建的隊伍，也想用這種方式，和整個世界建立更多、更深刻的聯(lián)系，也就是扎下根來。

這也是哲學家西蒙娜·薇依所說的“拔根”和“扎根”狀態(tài)，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的人，常常因為戰(zhàn)爭、災難、政治、金錢，處于一種“拔根”狀態(tài)，但他們也會積極地改變，試圖在新的生活里扎下根來。

這也就解答了前面提到的問題：作者為什么要把故事發(fā)生的時代背景，放在抗日戰(zhàn)爭前夕？因為那是武林消逝的節(jié)點，也是舊世界消逝的節(jié)點。生活在這樣一個節(jié)骨眼上，主人公必定反復面臨“拔根”和“扎根”的問題。

《逝去的武林》，李仲軒口述 / 徐皓峰著，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5

講述這個主題的不只有張北海，作家、導演徐皓峰的許多故事也在講述“消失的武林”和“消失的舊日世界”，他曾寫過民國時期武林人士的口述歷史，書名就叫《逝去的武林》。

在徐皓峰看來，“東方人沒有教堂，武館就是教堂”。武館不僅負責傳遞武術(shù)，也負責把傳統(tǒng)秩序、倫理、人情、禮儀傳遞下去。但時代變了，這些事物都消亡了，即便存在，也在慢慢改變形式。他在《逝去的武林》中說，開武館的形式是從民國之后才出現(xiàn)的，因為當時的中國面對民族危機與外國侵略，武術(shù)界提出“強國強種”的口號，希望能為國出力，訓練部隊上陣殺敵，武館既是社團招募新血的地方，也是軍隊招募士兵的地方。

但開武館這種廣收弟子、量產(chǎn)門徒的形式是沒法傳授真正的武功的。要學習真正的武藝，就必須是《俠隱》中所描寫的顧劍霜和李大寒的師徒關(guān)系，徒弟最多三五人，衣食住行都在師父家里。師父不但傳授技藝，也傳授為人處世的方式，在朝夕相處與言傳身教中，傳遞人生經(jīng)驗和價值觀。但很明顯，在那個“武術(shù)”被視為“國術(shù)”的時代，武術(shù)逐漸成為了服務國家、保衛(wèi)家園、凝聚有志青年的工具。傳統(tǒng)武林的人際關(guān)系已經(jīng)不能適應這種形勢了，武林終于慢慢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