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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遠方未遠》看“一帶一路”題材紀錄片的跨文化傳播
如果說紀錄片作為一種重要的文化載體和傳播媒介,承擔著向世界傳播中國聲音、塑造“一帶一路”文化共同體形象的使命,那么在“一帶一路”背景下,紀錄片應如何積極參與其中,構建一個讓世界認同的“一帶一路”形象?

近年來我國涌現了一批諸如《一帶一路》、《錦繡記》、《穿越海上絲綢之路》等以“一帶一路”為題材的紀錄片作品,這些作品都積極參與了“一帶一路”文化共同體的形象構建。

而即將播出的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集團)陳慶團隊歷時三年、跨越六國、精心打造的紀錄片《遠方未遠——一帶一路上的華僑華人》,將視角聚焦在海外華人,以“一帶一路”為主題主線,深度聚焦 12 組華僑華人的工作、生活狀況,通過真實記錄關于紐帶、財富、融通和夢想的個體故事,以類似影像文化志的方式,勾勒出“一帶一路”建設道路上6000萬華僑華人的生動群像。

此類題材的紀錄片有助于澄清多元文化語境沖突下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刻板偏見、歪曲和誤會,還可以有效對沖“文化折扣”帶來的理解偏差,增強“一帶一路”倡議在國際社會上的認同度,推動“一帶一路”倡議從夢想照進現實。
2013年以后,隨著“絲綢之路影視橋”工程的實施,國家更加高度重視影視作品在塑造國家形象、傳播中國文化方面的重要作用,卻逐漸凸顯了一些問題。
紀錄片從構建良好的國家形象上看,表現主題側重于宏大敘事以及過于宣傳國家政府的“剛性”形象,對國內社會大眾普遍關心的社會命題關注不足。

人們期望在眾多的文化認同中凸現自文化認同的愿望,導致偏愛內群體,結果往往是對外群體成員的歧視,阻礙了對新文化的開放性接受。

紀錄片外部話語權的缺失的原因,主要在于傳播渠道的不暢,傳播渠道單一。
復雜多變的跨文化傳播環境也有一定的影響。一方面,涉及國家眾多、文化多樣性的挑戰,如何讓不同文化背景的觀眾都能夠對影片內容產生認同感本身就是一個較為困難的問題。另一方面,復雜多變的國際傳播環境以及一些國家對中國本身持有的刻板成見,也讓“一帶一路”題材紀錄片面臨著多種噪音的干擾,人們被不同意義的符號包圍,面臨著復雜的文化選擇。

以上種種困難都在警示著我們,提升紀錄片的跨文化傳播能力,建立合理有效的跨文化傳播策略迫在眉睫。
《遠方未遠》在情感層面的跨文化傳播能力和合理適度的移情能力,形成了與來自不同國家、不同文化背景觀眾的良好共鳴,讓觀眾感受到自己似乎就是片中的主人公。
而《財富》也通過這些普通人物的故事向觀眾表明了,華人華僑心中最寶貴的財富,不是金錢,而是自己的家人,進一步提升了觀眾對“一帶一路”的文化認同。

在《融通》這一集中,影片講述了移民匈牙利的來自黑龍江的王玉祥一家的故事。王玉祥20幾歲之前一直在黑龍江生活,操著地道的東北口音,是一個典型的移民華人的形象。他的女兒王文妮則是主要接受匈牙利教育的。而這個家庭中最讓人感到與眾不同的是與王玉祥一家毫無血緣關系的安娜奶奶。但影片卻讓我們看到了這個家庭與一個中國或匈牙利的普通家庭毫無二致。在片中王玉祥這樣評價安娜奶奶:“做飯把碗筷排好,伺候一家老小,不就跟親媽一樣”。而安娜奶奶也這樣評價王玉祥:“他在我面前長大,我沒有孩子,如果沒有他那我就是一個孤獨的老太太”。

《遠方未遠》的拍攝者并沒有想當然的把中國文化置于中心的位置,而是將視角聚焦在生活在“一帶一路”國家的華人和身邊的本國民眾的情感和生活上。無論對于影片創作者還是觀眾而言都會產生局內人(insider)和局外人(outsider)雙重視角。

在敘事方法上《遠方未遠》采取了描述性、非評價性的敘事方式。在人們的刻板印象里,非洲國家往往代表著貧窮和落后的。但《遠方未遠》并沒有采用居高臨下的、以自我為中心的敘事方式,既沒有故意展現馬達加斯加過去的貧窮,也沒有過分展現“一帶一路”建設后的欣欣向榮進行對比。

《遠方未遠》的播出并沒有局限于國內主流媒體,而是采用了多平臺、多語種傳播。在拍攝和制作過程中《遠方未遠》十分重視和在地國家的互動與合作。在創作層面,攝制組積極與當地拍攝團隊合作。
影片并沒有將本土文化過分的貶低或抬高,而是通過影像語言表到了對彼此文化的尊重,通過對比的方式展現中外文明的平等地位。

《遠方未遠》從情感、認知和行為三個層面逐漸形成了一種平等、互動和融通的類似對話傳播模式。
通過《遠方未遠》等紀錄片,啟示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思考“一帶一路”題材紀錄片的跨文化傳播。
首先,在傳播理念上要尊重不同群體和國家的文化差異。無論是對影片的被攝對象還是不同文化背景的觀眾,創作者都要在片中強調對話各方的獨立性和平等性,否認片面的權威。

其次,在題材選擇上要更加關注展現中外文化交融的雜糅文化。不能一味的突出中國文化,應該體現的是不同文明的平等對話。例如《遠方未遠》中武術冠軍用中國功夫演繹著阿根廷的神話故事;《一帶一路》中,阿麗婭向家鄉人民演唱中文歌曲《神話》等都是很好的案例。

再次,在創作過程中要學會“對話的傾聽”,在敘事方法上要通過小人物故事展現大時代特征。例如在《遠方未遠》融通這一集中,觀眾們最先看到的袁建平并不是一個標簽化市議員的形象,而是一個和我們一樣喜歡旅游、去菜市場買菜的普通人,簡單的幾句話迅速的引發了觀眾的共鳴和興趣。

總之,“一帶一路”在為紀錄片的創作者提供了大量的選題、市場資源和展示的空間的同時,也對紀錄片的跨文化傳播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紀錄片作品《遠方未遠》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可以借鑒的思路。
當前,面對復雜的國際傳播環境,如何更好的通過紀錄片構建一個讓世界認同的“一帶一路”形象,如何進一步提升紀錄片的跨文化傳播能力,仍然有很多值得探索的地方,在這方面我們仍然任重道遠。
原標題:《從《遠方未遠》看“一帶一路”題材紀錄片的跨文化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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