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舉行，宣告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在建黨之初，中國共產黨就是一個同外部世界有著密切聯系的黨。百年來，中共與國際上各種進步力量保持友好交往，其中包括許多客觀介紹中國國情、倡導中美友好合作的美國友人。

為迎接和紀念建黨100周年，“上海美國研究”微信公號特推出“回望：與中共結緣的美國友人”系列專題文章，介紹歷史上美國友人與中共一同書寫的經典事跡和其中涌現的典型人物。

青年時代的史沫特萊

曾經有一位美國記者在病榻上留下這樣一段遺囑：

“我一向只有一種忠誠，一個信仰，那就是忠于貧窮和受壓迫者的解放。在這個意義上，就是忠于中國正在實現的革命。如果中國大使來到了，只要在我的遺體前唱一支歌，我就要感激不盡了：那就是中國的國歌‘起來’。因為我的心、我的精神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能得到安息，除了在中國。因此我希望自己的骨灰和中國已逝的革命者生活在一起。”

這樣的遺言出自一位美國記者之口讓人驚訝，也為之動容。這位出生底層的美國姑娘艾格尼絲·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很能與大洋彼岸的勞苦大眾共情。對自由與公平的追求，讓她在青年時代就成為一名具有左翼思想的記者與活動家。為追尋革命理想，她踏過柏林、莫斯科的土地，參加了印度民族解放事業，最后來到中國。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為勞動人民謀解放的奮斗，深深打動了她。中國，成為她的信仰歸屬地。

苦根萌出的社會主義之苗

史沫特萊的父親靠在科羅拉多州的礦區小鎮特立尼達做礦工謀生，艱難維持一家人的生活，但常常因不識字，被礦主蒙騙簽下欺詐合同，白白工作卻拿不到工錢。父親酗酒后又常常毆打母親，像自己母親一樣的底層婦女除了忍耐，別無他法。甚至常常因缺乏必要的避孕措施，反反復復懷孕，身體難以恢復，無法靠自己的雙手掙得一份可以自立的收入。更何況，當時留給女性體面的就業機會并不多。史沫特萊16歲時，母親就因過度勞累和營養不良去世。

史沫特萊一家

母親去世后，史沫特萊一邊打工過著半流浪的生活，一邊通過親戚朋友幫助，斷斷續續地接受教育。1911年9月11日，她以旁聽生的身份進入亞利桑那州的坦佩師范學校求學。對于一個底層女性而言，獲得教育和個人自由的機會是如此珍貴，因此史沫特萊不愿意像無數傳統婦女一樣仰丈夫鼻息生活，困囿于家庭之中。

在坦佩師范學校求學期間，她在辯論活動中結識了社會主義者索伯格·布倫丁（Thorberg Brundin）和厄內斯特·布倫丁（Ernest Brundin）姐弟，厄內斯特后來成為她第一任丈夫。史沫特萊的出身讓她本能地保持著對社會議題的關注，她想弄明白究竟什么樣的制度才能讓貧苦大眾擺脫桎梏和壓迫，布倫丁姐弟讓她了解到原來已經有了系統解釋社會問題成因的學說。

她積極參加校園刊物，聽取各類社會活動家的演講，并參加各類左翼學習小組的活動。她越來越認可工人階級可以作為一個整體采取行動，推翻不合理的舊制度的理念。彼時，大英帝國加緊了對印度民族主義運動的壓制，許多印度人流亡到美國，繼續從事民族解放宣傳。1917年3月10日，她聆聽了一位頗有聲望的印度人領袖拉伊帕特·拉伊（Lajpat Rai）在哥倫比亞大學的演講，就被拉伊所從事的民族解放事業所吸引，便選擇以此為使命，傾心投入。

長期在各印度人團體從事印度民族解放工作的經歷，以及國際局勢的風云演變，讓她在1927年左右作出判斷，亞洲民族主義者與歐洲帝國主義特別是英帝國主義之間即將攤牌，印度的獨立離不開同處被壓迫被殖民狀態的中國正在進行的革命，中國將成為這場斗爭的中心，而她應當肩負起使命，充當兩場民族解放運動的中間橋梁。

成為魯迅的摯友

1928年12月末，史沫特萊以《法蘭克福報》記者身份，經蘇聯從東北進入中國。由于支持和參與印度民族解放運動，史沫特萊早已登上英國情報人員的黑名單。當時的上海，由于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存在，政治上缺乏一個統一的機關，反而成為持不同政治觀點和知識分子的避風港。這樣的氛圍有利于史沫特萊的工作，1929年5月到達上海后，她立馬前往法租界，以盡量躲避英國特務的監視。此后七年，她一直居住在上海，從上海一步一步走向中國革命的中心。

初到上海的史沫特萊最早被胡適、徐志摩這一類受過西方教育的知識分子所吸引。不久，她很快醒悟，他們作為“精神貴族”，并不能代表中國的全部，她不應該只是加入他們去享受精美的宴會，而應該眼睛向下，關注為他們拉車的人力車夫。結識地下黨員社會學家陳翰笙，讓她對中國農村的社會狀況和城市的工廠制度有了更深入的理解。與茅盾相識，她知道了反映中國社會現實的左翼文學，還認識了魯迅。依靠工農，不做“沙龍革命者”的政治見解讓他們迅速走近，頻頻交換政治和文藝見解。史沫特萊由此深入中國左翼文學隊伍內部，也一步步深入了解左翼文學背后，涌動的革命浪潮。

1933年，史沫特萊（左一）與宋慶齡、蔡元培、魯迅在一起

1931年2月7日夜晚，左翼作家聯盟的五名重要成員，被國民黨當局倉促處決。悲憤的魯迅寫下一篇“黑暗中國的文學藝術現狀”的文章，請史沫特萊譯成英文在國外發表。史沫特萊和茅盾等人商議后，擔心發表這篇文章將導致魯迅被捕或被殺，他們說服魯迅采取另一種方式，寫一篇由左聯出面呼吁援助的公開信。茅盾和史沫特萊隨即譯出了這封信，派人帶往紐約、柏林、莫斯科等地。

魯迅和圍繞在魯迅周圍年輕的左翼知識分子，讓她感受到比自己接觸過的印度知識分子，有更強的紀律性和為理想犧牲的勇氣。由于日本帝國主義在20世紀30年代初期，用反共的口號包裝侵華政策，國民黨不僅不積極抗日，反而把槍口對準共產黨人。上海的政治高壓與日俱增，她利用美國人的身份，將自己的寓所變成左翼群體的信息中轉站，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她的寓所是上海唯一能及時了解蘇區動態的外僑寓所。在左翼人士遭遇人身危險之時，她積極庇護或幫助他們外逃。

傳頌“中國的戰歌”

日本的侵華陣線步步緊逼，上海的生活也越來越不平靜。她是上海既了解蘇區發展狀況，又能早早判斷出共產黨依靠群眾發動群眾的策略將使中國贏得獨立的少數西方人士。她也鼓勵和幫助了一批西方人士，如馬海德（George Hatem）和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前往蘇區工作和采訪。

1936年前后，她前往距紅軍新開辟的根據地只有約60公里的西安，等待著機會前去采訪紅軍。由于中共希望第一名到訪的記者，與國際左派毫無關聯。史沫特萊遺憾地看著斯諾先她一步抵達延安。在西安時期，史沫特萊意外卷入了后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她在張學良的總部每天晚上用英文播音40分鐘，介紹西安每日大事和對“西安事變”中的關鍵人物楊虎城和張學良扼要采訪，讓外界除南京國民黨持反張楊二人及共產黨的公告以外，能更全面地及時了解西安局勢。

1937年1月初，史沫特萊終于收到夢寐以求的延安邀請信。在延安，她采訪了中共當時的主要領導人毛澤東、彭德懷、朱德、周恩來等人，其中著重對朱德作長時間專訪，后寫成專著《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此書1955年以日文譯本首版問世，之后德、俄、法、西班牙、孟加拉、丹麥、意大利等八個語種的譯本在全世界流傳，在各國進步人士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史沫特萊與毛澤東、朱德會面

在延安期間，她還積極向國際社會呼吁向延安提供醫療物資和派醫療隊，著名的加拿大外科醫生白求恩來到中國支持革命，部分也要歸功于史沫特萊。

在延安的采訪告一段落，史沫特萊開始了她的戰地采訪工作。她想弄明白共產黨領導的軍隊是如何組織，他們又將怎樣帶領中國人民贏得勝利。史沫特萊的采訪工作大致分為三階段，第一階段是1937年10月中旬至1938年1月初，她跟隨山西境內一支八路軍一同行軍，向世界展示了八路軍如何在戰備力量極其懸殊的情況下，通過充分組織和發動民眾，贏得了一些戰斗勝利。

第二階段是1938年1月到10月。當時，中國能為傷員治傷和做外科手術的多是西方教會醫院的醫師，且集中于大城市。而傳教士成立的紅十字會，又需恪守籌款承諾，僅為平民，不為任何戰斗人員提供治療，這就導致大量傷兵，尤其是共產黨所領導的部隊不能得到及時的醫療救助。史沫特萊往來于武漢、長沙各地，發表演講、撰寫文章，為八路軍募集捐款，籌集醫藥。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她協助朱德與印度民族主義運動領袖尼赫魯取得聯系，爭取到了印度派出一支五人組成的醫療隊，其中就有柯棣華（Dwarkna Kotnis）醫生。

第三階段是1938年11月到1940年3月，史沫特萊深入新四軍華中敵后游擊根據地，宣傳報道在游擊區的見聞，幫助新四軍從事醫療衛生工作，并呼吁世界人民援助新四軍。

親歷戰斗一線，既要攜帶打字機等跟戰士們一同行軍，有時還要躲避敵兵，又要在休整之時，快速寫稿，發出報道。缺衣少食已是最平常的情況，但史沫特萊并不抱怨辛苦，反而感到幸福：

“我背部受傷不輕，至今尚未痊愈，不得不忍著無止無休的疼痛工作。我們正在通過的地區，連普通的粗紙也買不到。這里沒有釘子，沒有植物油或動物脂肪，沒有鹽，沒有燃料。我將要在冬季的嚴寒中寫作而沒有火烤，而且沒有足夠的東西可吃……我寫這一切，并不是叫苦。我在過著我這一生最愉快、最有意義的日子。我寧愿選擇每天一碗米飯的這種生活，也不想要“文明”社會能夠給我的一切。我寧愿帶著背部重傷工作和行軍。我寧愿要這一切。”

她對為中國人民抗日勝利、爭取獨立的事業有著強烈的使命感，故而不顧身體的病痛，孜孜不倦地工作著。到了1941年，中國大量國土淪陷于日本人之手，史沫特萊在中國的行動空間越來越小，她便回到美國，繼續撰文介紹中國的情況。1943年，她以自傳形式記敘在華十二年見聞的新書《中國的戰歌》出版，成為西方世界了解中國社會與抗戰局勢的窗口。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冷戰陰云逐漸籠罩，美國社會的政治氛圍從支持中國全民族抗戰，轉向打擊和清算所謂的“共黨同情者”。一直鮮明支持中國共產黨的史沫特萊遭遇極大的政治壓力，甚至一同工作過的上海《密勒氏評論報》的主編鮑威爾（J.B.Powell），指控史沫特萊曾在場觀看并參與新四軍殺害兩名美國傳教士。還有人指控史沫特萊是蘇聯間諜，她在美國的處境越來越艱難。

晚年史沫特萊

1949年10月，聽到新中國成立的消息，史沫特萊帶上蛋糕與友人慶祝。她設法申請護照，1949年11月15日離開紐約前往英國，以期尋得機會重新登上中國的土地。居留英國期間，她的健康狀況逐漸惡化，4月份等待手術時，為以防萬一她寫下本文開篇的遺囑。不幸一語成讖，5月初做完手術不久，史沫特萊就因急性肺炎和呼吸衰竭死亡，享年58歲。

后來，她的骨灰由英國一個“人民代表團”帶回到中國。1951年5月6日，北京為她舉辦了一場追悼會，她的骨灰被安葬在北京西郊八寶山革命公墓，朱德親筆在她的墓碑上題寫“中國人民之友 美國革命作家”。

史沫特萊短暫的一生，不知疲倦地投入到追求勞苦大眾得解放的事業中，為勞苦大眾服務是她一生的信仰。在延安和游擊隊中所見到的社會組織方式，是她一生中見到最符合她社會主義理想的具體形態。她與中共的友誼，就是社會主義信仰感召力的反映。

《史沫特萊傳》，簡·麥金農、斯·麥金農著，江楓譯，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1991年第一版。

《國際名人看中國：中國在反擊》，艾格尼絲·史沫特萊著，江楓譯，北京出版社2018年版。

圖片來源于網絡

原標題：《回望：與中共結緣的美國友人｜艾格尼絲·史沫特萊》

閱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