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美國時間3月17日，佐治亞州首府亞特蘭大市區及城郊地區發生了3起連環槍擊事件，8名死者中有6名亞裔。美國總統拜登表態譴責對美國亞裔的暴力行徑。在過去幾個月內，在全美境內針對亞裔的反亞裔仇恨犯罪率持續升高，各界社會人士也共同呼吁“停止反亞裔仇恨”。然而，在美國的歷史上，因疫情而滋生的反亞裔種族主義有著漫長的歷史。作為少數族裔的亞裔群體也一度受到政府的不公正對待，衛生局和政府曾針對亞裔群體制定帶有歧視性質的政策。在全球遭受新冠疫情沖擊的當下，政府在鼓勵亞裔群體在為自己發聲的同時，也應當制定相應的政策來保障社會的平等與公正。本文原載于《Boston Review》2020年3月30日刊，作者Andrew Lanham是密歇根大學法學院的法學博士候選人和耶魯大學的英語博士候選人，本文原題為：《American Racism in the Time of Plagues》。

2021年3月17日，美國亞特蘭大發生槍擊案后，加州舊金山唐人街加強警力。

1899年12月，檀香山的五名華裔死于鼠疫。火奴魯魯衛生委員會隨即部署美軍封鎖了14個街區，共一萬名居民，其中主要是中國人和日本人。當局隨后試圖通過系統性地燒毀隔離區內的建筑物來根除鼠疫。但當官員們試圖進行可控焚燒時，一陣意想不到的大風將火奴魯魯的唐人街點燃。大火熊熊燃燒了17天，最終摧毀了38英畝土地、 4000座房屋，使4500人無家可歸。大火更近一步傳播了鼠疫：美國公共衛生服務（PHS）的一名官員得出結論說，被大火驅趕出來的老鼠把瘟疫帶到了城市的其他地方。

正如納揚·沙阿（Nayan Shah）在《傳染性的差異:舊金山唐人街的流行病和種族》（2001）一書中指出的那樣，火奴魯魯大火遠非美國歷史上唯一一次由于種族主義導致公共健康危機惡化、使少數族裔受害，并傷害全體人口的事件。現在，我們正在經歷這樣的時刻，前總統唐納德·特朗普選擇將仇外心理、黨派政治和恐懼主義置于公眾健康之上。不過，不僅僅是特朗普；在整個關于新冠病毒的公眾討論中充斥著反亞裔的言論。在左翼中，我們也可以發現關于疫情的種族主義言論。對于流行病學家和衛生政策規劃者來說，研究哪些特定的社會和經濟條件會產生疾病，并提出修復這些條件的建議是至關重要的。但是，把對話框定成一個問題，即為什么中國在全球疾病中增加的比例超過“公平份額”，這是在將這個問題毫無必要地道德化，并把令人反感的種族和文化假設帶入其中。

因此，在評估美國政府在應對新冠病毒方面的無數失敗時，人們既要批評長期以來作為特朗普執政方針支柱的種族主義，同時也要認識到特朗普并不是唯一的（種族主義者）——事實上，美國以種族主義恐慌和指責的方式來應對疫情有著深遠歷史。新冠大流行這一危機也迫使政府重新致力于建立一個在種族和經濟上更加平等的福利國家。這意味著既要為一個強大的聯邦政府提供資金，使其有權為公眾利益采取行動，又要加強和執行反歧視法。但要建立平等的國家也需要社會開展強有力的公眾對話和教育，讓人們認識到一個社會需要對所有成員給予平等的關注和尊重。在朝著這個目標努力的過程中，歷史將成為我們的寶貴的指南。

在全球大流行期間，把責任歸咎于中國和中國人這一做法是有先例的。例如，1832年紐約霍亂流行期間，衛生局要求該市的主要醫生收集“關于東方霍亂”的所有信息。“當疫情到達紐約時，那些有能力離開這座城市的紐約人開始大規模逃亡，讓窮人們在廉價、擁擠的生活空間里受苦，這些空間形成了傳播疾病的完美環境。評論家們迅速將這場流行病道德化，其中一位評論道，霍亂“幾乎只發生在下層社會，那些縱欲、放蕩、骯臟的人們像豬一樣擠在一起。”幸運的是，并非所有人都同意這種觀點。一位貴格會的評論家認為，這次疫情的爆發是對工業化和城市化社會的不平等現象提出質疑的理由。“人類是為這個而生的嗎？”他問道，“還是說，人們沒有能力把自己從這種不平等的退化狀態中解放出來？如果不能，那還不如做一塊毫無感覺的石頭。”

十九世紀下半葉，隨著美國通過了一系列限制并最終禁止華人移民的移民法，反亞裔的仇視現象愈演愈烈。西海岸的各城市和各州利用各種法規、條例、武斷的警務、社會壓力和暴民暴力來排斥和壓迫華裔。這種種族主義的言論和政策一直持續到二十世紀，直到1952年，移民法中才移除了明確的種族限制；而對來自亞洲的移民實行配額制的現象則一直持續到1965年。在這一時期的背景下，沙阿的《傳染性的分歧》描述了美國流行病期間的許多反華恐慌時刻，其規模遠遠超過了1899年檀香山大火。

例如，美國公共衛生服務局追蹤了1894年中國爆發的鼠疫，沙阿解釋說，美國公共衛生當局從那時起就預見到了鼠疫的到來。他們“預測太平洋海岸的一個‘中國城’將是疫情最可能的爆發的地點。”沙阿寫到：“駐扎在中國和北美‘中國城’的美國公共衛生服務局官員擔心‘骯臟’和‘擁擠’”，認為這是 “所有中國人生活環境的特點，并且可能滋生鼠疫。”在這些關于中國和中國移民的種族主義刻板印象的驅使下，從1900年到1907年，舊金山在接連的鼠疫恐慌中，多次將目標對準了華人。該市封鎖了以華人為主的社區，并派出小隊對房屋進行檢查和煙熏消毒，限制任何未接種疫苗的華人旅行，并試圖強行為華人接種疫苗。當時的疫苗接種還是一門不成熟的科學，可能在生理上帶來可怕的后果。強行給該市的中國人口接種疫苗，實際上就是把他們作為試驗品。同時，有選擇性地關閉移民區，將會使疫情造成的經濟損失，進一步地集中到處于從屬地位的少數種族身上。

舊金山的華人的確進行了反擊，并取得了一些成功。街頭抗議偶爾會迫使公共衛生官員取消隔離，而大規模的公眾抵抗也導致官員們放棄了強制接種疫苗的計劃。在“王偉訴威廉姆森案（1900年）”中，聯邦法官威廉·莫羅要求地方和聯邦衛生官員制定一項計劃，防止中國人離開該市，除非他們接種疫苗。莫羅解釋說，這種強制疫苗接種制度是“大膽地將亞洲人或蒙古人作為一個階層來對待，而不考慮個人之前的生活狀況、生活習慣、疾病接觸史或居住地。”因此，它違反了第十四條修正案。莫羅法官解釋說，盡管公共衛生官員在疫情期間擁有廣泛的“警察權力”：警察權力是指主權政府為保護公眾健康和福利而進行立法和管理的普遍權力，但這種權力“無論多么廣泛，都不能凌駕于憲法之上。”

莫羅的意見引用了著名的何阿九訴努南案（1879年）。在該案中，臨時擔任加州聯邦巡回法院法官的美國最高法院法官斯蒂芬·菲爾德（Stephen Field）推翻了要求所有囚犯都剪短頭發的舊金山法律。菲爾德發現，該法律只是迫使中國男人剪短他們的長辮的借口，他寫道，“在我們國家，一個州針對任何階級、教派、信條或民族的敵對和歧視性立法……都是被第十四修正案所禁止的。“何阿九訴努南”案仍然是一個重要的先例，它確立了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護條款，阻止各州以借口法律進行歧視。在我們今天所面臨的公共衛生危機的背景下，莫羅法官在“王偉訴威廉姆森案”中的意見，應該是一個同樣重要的先例，證明即使在警察權力下，種族歧視也是被第十四條修正案所禁止的。

然而，雖然菲爾德法官在“何阿九訴努南”一案中推翻了華人必須剪去長發的法律，但他仍在其意見中借機闡述了中國移民的劣根性。他稱他們是一個“龐大的部落”，并批評“他們在體貌特征、語言、禮儀和宗教方面的不同”。他說，這些差異將“阻止他們與我國人民同化的可能性”。因此，他認為國會應該禁止中國人移民，這個觀點與這一時期規模更大的排華運動非常吻合。從莫羅法官在王偉訴威廉姆森案中的語言中，我們可能會發現類似的輕蔑，他對“亞洲人或蒙古人種”進行了概括性的描寫。這種有偏見的語言和意識形態，即使出現在保護少數種族不受國家歧視的司法裁決中，也是非常陰險的。

當然，州和聯邦政府的警察權力對于抗擊疾病和保護人民的福利至關重要。為應對新冠病毒而通過的2萬億美元的聯邦復蘇法案是運用警察權力的典型例子，醫療保險、醫療補助、平價醫療法案以及社會保障、失業保險和補充營養援助計劃等反貧困項目也是如此。但警察的權力也仍然是一種潛在的歧視工具，像是一把上了膛的槍，等著壞人來使用它。菲爾德法官禁止中國移民的建議，是基于警察權力的一個典型例子，即邊境控制，就像特朗普為了修建邊境墻而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一樣。國會、公眾和法院都需要保持警惕，來區分真正的緊急情況（并因此為擴大警察權力辯護）和混亂的緊急情況（使得行政行為處于例外狀態，不受外部法律控制）。

不幸的是，今天美國政府對警察權力的使用仍然經常受到種族歧視的影響，就如同十九世紀晚期那樣。現在，和當時一樣，軍國主義的戰斗隱喻與政府言論中的反亞洲種族主義交織在一起。隨著特朗普在其孤立主義、排外的“美國優先”外交政策下增加了軍事資金的投入，削減了用于對外援助、全球衛生和疾病防范的聯邦辦公室和機構資金。他破壞了外交和國際合作，而這在全球大流行中至關重要。他還提議削減對疾控中心（CDC）的資助，盡管他的衛生與公眾服務部部長拒絕從邊境墻項目中挪用任何資金來彌補疾控中心潛在的資金缺口。這些種族主義做法切斷了對發展中國家提供的公共衛生資金，將拉美裔移民拒之國門之外，并徹底摧毀了在美國國內提供福利的可能。這些種族主義的行為，在意識形態和物質上都與特朗普“通過惡意和忽視的組合所創建的、精簡的公共衛生官僚機構”直接相關，這個公共衛生官僚機構現在缺乏充分應對新冠病毒的能力和靈活性，這使得所有人都變得更加脆弱。

新冠危機既是醫療危機，也是政治危機。要應對新冠病毒和特朗普主義的雙重危機，我們就必須同時從醫療和政治兩方面著手。只有通過政府——也就是說，通過民主政治——采取共同行動，我們才能戰勝這種疾病，并在危機過后更好地重建。就像1832年紐約的貴格會作家，將霍亂疫情視為改善社會和經濟平等的理由一樣，今天的進步人士應該要求建立一個強大的、種族平等的福利國家，以公共利益為出發點進行治理，提前做好規劃，以平等的關注和尊重對待每一個人，幫助人民度過醫療災難和經濟崩潰。那么，也許下一次，我們就能擺脫最糟糕的歷史遺留問題，更為有效地共同面對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