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由五部分組成的“帝國回旋鏢效應”系列文章中的第二篇。“帝國回旋鏢效應”是指先在殖民地實驗室里測試社會控制的技術、制度和意識形態，然后再在帝國內部部署，用以針對被壓迫人口的過程。它指的是帝國主義向內轉，用來對付帝國的大都市內被污名化的人、反抗者和少數族群。本文梳理了從菲律賓到反恐戰爭，美國如何利用其龐大的帝國領地作為試驗強制社會控制的基礎，進而將鎮壓技術部署在進步派公民和社會運動上。原文發表于versoblog。

美國人民為國內特權和保全帝國領土付出了高昂的代價。——諾姆·喬姆斯基

在大眾的想象中，人們常常認為美國避開了帝國主義。記者、歷史學家馬克斯·黑斯廷斯(Max Hastings)等人甚至可以宣稱，作為一個在反抗大英帝國的激烈斗爭中建立起來的共和國，美國一直“熱情地反對帝國主義”。

然而，現實卻完全相反。從共和國獨立之初，向西擴張，“從海洋到海洋”地橫跨美洲原住民的土地，就是這一國家的主要目標。原住民被剝奪了權利，被屠殺，被限制在狹小的保留地。當墨西哥的大片土地被收入囊中，現代美國的邊界正式確立后，這個崛起的大國就把目光投向了加勒比海、東南亞和中東。今天，美國是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非正式帝國，擁有大約1000個海外軍事基地，控制了賽博空間與地外空間，掌控了全球航線，擁有遍布地球的大規模監控能力，以及控制國際貨幣、金融機構和治理結構的能力。

這種帝國主義已經成為其國家組織的典型特征。白人的身份、信仰和主體性是建立在與被征服的其他人的關系之上的，無論他們是土著美國人、被奴役的非洲人、被打敗的墨西哥人還是菲律賓的“棕色小兄弟”。就美國而言，它已經利用了其帝國領地作為試驗強制社會控制的基礎：監視、鎮壓暴亂和軍工技術都已在其正式和非正式的殖民地完成了試驗和測試，然后被傳回美國本土，部署在不守規矩的進步派公民身上。這一關鍵過程——“帝國回旋鏢效應”——必須被視為當今美國進步運動的一個關鍵戰略問題。

菲律賓與美國安保國家（Security State）的形成

美國反帝國主義的言論只不過是美國在南半球接管前歐洲領土的正當理由。整個19世紀，1823年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中包含的反歐洲殖民主義情緒演變成了1895年歐恩尼宣言（Olney declaration）中幾乎毫不掩飾的美國擴張主義: “美國在拉丁美洲擁有實際主權”，美國國務卿宣布，“美國的命令，對于受到美國干預限制的主體來說，就是法律”。

隨著20世紀的臨近，美國的精英們愿意向正式的帝國躍進。1898年，夏威夷和波多黎各被并入美國，古巴實際上是從衰落的西班牙帝國手中奪取的。然而，美國只在菲律賓建立了正式的歐洲式殖民地。菲律賓是亞洲第一批全國性反殖民革命的發源地之一，菲律賓是太平洋彼岸美國軍隊的重要前哨，是通往東亞和東南亞的門戶，擁有自己可開發的自然資源和勞動力。

1898年的美西戰爭很快成為美國在菲律賓進行征服的帝國戰爭。盡管美國殖民者僅僅是代替了西班牙殖民者，但是菲律賓人激烈地抵抗新的侵略。美國發動了一場血腥的戰爭來鎮壓菲律賓的抵抗，一直持續到1910年代。不僅有大約25萬菲律賓人被殺害，而且最早使用了水刑，焚燒村莊也成為美國鎮壓叛亂行動的主要手段。根據菲律賓歷史學家路易斯·弗蘭西亞（Luis Francia）的說法，全部人口被強制疏散到指定的中心或城鎮，這些中心或城鎮被改造成了實際上的監獄集中營。這些難民營外的地區被稱為“死亡區”。

幾十年后，歷史學家們才發現，美國利用傳播學、社會科學和監控領域的最新技術突破，建立了一個全國性的機構，對菲律賓抵抗者進行監控、分類和消除。阿爾弗雷德·麥科伊(Alfred McCoy)在他令人驚嘆的研究《守衛美帝國》(Policing America’s Empire)中指出，菲律賓成為了“美國歷史上一個關鍵時刻的社會實驗室，為美國國家力量的完善繪制了一幅虛擬的藍圖”。地圖繪制、人口普查、稅收合理化、媒體監控、宣傳、線人網絡、惡習禁止和監視技術都融合在美國史詩性的征服之中。

最后，麥考伊寫道：

其中一些秘密發明悄無聲息地、無形地移居國內，以改變美國國內安全的面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這些殖民先例為國內反情報秘密活動提供了一個模板，其特征是大規模監視、私刑暴力和建立永久性的國內安全機構。

帝國熔爐的壓力，就像在高爐中鍛造的鐵一樣，為美國統治階級在與國內民眾的戰斗中發明了新的工具。例如，1920年西弗吉尼亞州煤礦工人的激進起義，就是用美國在菲律賓軍事控制時期得到完善的方法被鎮壓下去的。

帝國征服的必要性所產生的統治結構，決定性地改變了與國內激進分子的斗爭領域。由于美帝國的存在，美國的進步派不得不同一個鎮壓機器作斗爭，這個機器有能力降伏全體國民和全球南方幾十年來的革命運動。

美式（新）帝國，反恐戰爭以及不斷流通的回旋鏢

在1946年菲律賓正式降下星條旗之后很長一段時間，帝國的回旋鏢繼續在美國和南半球之間反彈。從1962年到1974年，聯邦公共安全辦公室(OPS)為越南、阿根廷、巴西、伊朗和其他地方的獨裁政權開展了一個大型國際警察培訓項目。項目主管后來寫道：通過與各國警方合作，我們在處理示威、騷亂、游擊戰等暴力事件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這些經驗可能對美國有用。人們不禁要問，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的“反情報計劃”(Counter Intelligence Programme，簡稱 Cointelpro)——一個針對美國各種激進分子的大規模監視、敲詐、誹謗、騷擾、監禁、滲透和暗殺行動——在多大程度上歸功于美國帝國實驗室完善的技術和策略。

美帝國的回旋鏢并不局限于19世紀和20世紀。近年來，美利堅帝國將部署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軍事裝備回收到了美國本土，正如亞歷克斯·維塔萊（Alex Vitale）所記載的那樣，這些裝備給美國的學校、人行道和家庭帶來了軍事式的侵略。今天，當地警察乘坐從伊拉克和阿富汗回收來的防爆步兵車在美國小城鎮巡邏；特警隊使用軍用級突擊步槍和身體防護裝備進行突襲。來自遭受了美國21世紀最臭名昭著的軍事蹂躪的地區的穆斯林，如今正遭受著美國最嚴密的種族主義監視。美國的反恐戰爭可謂是自作自受。

美國也一直在利用其帝國領域作為最新大規模監控技術的試驗場。例如，美國國家安全局記錄和存儲阿富汗和巴哈馬群島的每一通電話呼叫，創建了一個虛擬時間機器，能夠回溯訪問過去一個月的任何電話通訊。該機構一直在墨西哥、肯尼亞和菲律賓測試數字攔截技術，這些國家都曾被美國和英國殖民或多次入侵。這些技術早晚會部署到美國和英國本土。例如，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使用的情報收集平臺——實時區域網關(RT-RG)——在海外部署了五年，后來成為美國-墨西哥邊境安全行動的常規裝備。在接受Intercept雜志采訪時，布倫南中心(Brennan Center)自由與國家安全項目(Liberty and National Security Program)聯席主任伊麗莎白·戈伊坦(Elizabeth Goitein)表示，“監視手段最初被認為是戰爭時期或應對外國間諜活動的工具”，RT-RG是將監視手段“帶回國內并轉向國內使用”的經典案例。換句話說，這就是帝國回旋鏢效應。

1968年那一代的美國激進分子開始慢慢地在美帝國、猖獗的國內種族主義和鎮壓機器之間尋找出路，這一分析對他們的戰略定位產生了嚴重的影響。為了發展一種能夠影響社會大多數人的大規模運動，并將受壓迫的有色人種與一部分堅定的工人階級白人聯合起來，必須克服種族主義，并設法克服在警察、監獄和情報部門中實例化的壓迫機制。為了這樣做，必須同美帝國主義戰斗，使它屈服。如果不直面美國政治和國家核心的帝國主義關系，帝國主義種族主義的疾病將繼續在白人的心靈深處滲透。美國統治階級在帝國實驗的基礎上自由地測試其最新的鎮壓技術，在沒有挑戰這一基礎的情況下，任何激進的國內運動都面臨著被復雜的反叛亂技術鎮壓的風險。這種戰略眼光對于今天任何想要在美國國內推翻軍國主義、不平等、剝削、氣候變化和不公正的運動來說都至關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