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最直接也最深刻的寓意就在于語言/詞語如何記錄亡魂，銘刻災難。若把歷史學看作一種打撈工作，那結尾處，雷扎一個一個地念出那些亡者的姓名時，電影的歷史學目的也得以達成。

一部電影的引人之處就像某個話題的噱頭，或顯或隱，情節都圍繞著它打轉。對于《波斯語課》來說，讓觀眾全程揪心的主題是“幸存”。“二戰”大屠殺題材的電影中，“幸存”主題下有不少杰作，例如《辛德勒的名單》、《美麗人生》等。這些擁有反思性的電影，致力于在極端境況下去探討人性。極端境況也是特殊事件的催生器，我們看到的更多并非直陳其事，而是另辟蹊徑。就像《美麗人生》本質上是一個殘酷童話，《波斯語課》是一則寓言，關于語言烏托邦的寓言。因此，幸存取決于如何編織起這個烏托邦。

《波斯語課》海報

故事的主角是一位納粹集中營里的比利時猶太人。作為一部“幸存”主題影片，它的戲劇性巧妙地集中為：主人公如何創造出一種現實世界不存在的語言去保住性命。死里逃生的他，偽裝為一個波斯人，教一位渴望在戰爭結束后去往德黑蘭開餐廳的納粹軍官波斯語。但實際上，他對波斯語一竅不通，隨時隨地都有敗露的危險。這種張力，猶如兩人之間緊拉的弦；這根弦的名字叫“信任”。我們可以回頭審視一下這部電影的海報，讓人印象深刻：在那張錄入猶太死囚名單的書桌前，囚犯小心翼翼，斜瞥身邊的納粹軍官。他們一坐一站，一高一低，表現出權力的懸殊。囚犯斜瞥軍官手中那張發黃的稿紙。稿紙上寫著他剛剛編造的的四十個“波斯語”單詞。而這些單詞，全部取自死囚姓名的詞根。

創造一種語言，始自命名。看完電影，觀眾不會關心主角的原名，而以“雷扎”——主角杜撰的波斯名稱呼并記住他。這個異域的名字是護身符，電影中他一直是被這么呼叫的。“雷扎”開啟了一條虛構的鏈條，后面是一連串猶太囚犯的名字。“雷扎”主導語言工程，運用眾多名字衍生出一套“波斯語”。如果我們追溯這個語言故事的源頭，那應該是主角在裝滿猶太死囚的車上用最后一枚面包換來一本波斯神話書的時刻：他從書的扉頁看到這個名字。這是“面包與鮮花”奇遇的“二戰”版本，所有的靈感與拯救源于其上一枚花瓣閃爍的光輝。影片用這樣的開頭，似乎暗示我們，“鮮花”比面包擁有更成熟的救贖力量。換句話說，不是別的，是我們的知識、道德和勇氣給予我們從歷史拯救的機會。

“波斯語”烏托邦悄然呼應著巴別塔傳說。上帝為防止建造巴別塔，把人類打散為不同語言的存在。這樣，不同語言族群相遇時，隔閡橫亙在前面。人與人之間如何實現認知和溝通，則仰賴著翻譯。翻譯使交流可能。雷扎所做的翻譯工作——將納粹軍官給出的德文詞翻譯成“波斯語”——最直接的一個結果是，取得了納粹軍官科赫（Kech）的信任，保住性命。同時他的翻譯攜帶著更為觸目驚心的效果，體現了影片的寓言性質。集中營的殘酷現實逼迫那些名字失去所代表的生命維度，甚至消失。把它們“翻譯”為“波斯語”，給每一個名字賦予意義，變成有意義的名詞或動詞。比如，雷扎對一個丟失的洋娃娃的名字（也一個小孩子的名字）Aviva，賦予的意義是“生命”。于是，有嘴巴在說“波斯語”時，這些人就在被不斷地提及。

不過，就像許多人質疑的那樣，影片中的“波斯語”經不起語言學意義上的檢驗。一門語言不僅有單詞，還有語法的支撐。對于真正的波斯語來說，用阿拉伯字母和波斯字母拼寫；基本上采用“主語-賓語-謂語”的詞序；修飾語實際上在中心語之后；動詞通過詞尾的變化，體現人稱、時態和與語氣等語法范疇等等。影片中的“波斯語”教學的核心幾乎僅限于名詞和動詞，語法則是德語的語法。也就是說，雷扎在虛構語言時不是以語言系統的角度，沒有什么周全的考慮。他僅僅是不斷補充名詞和動詞，搭建起一個基本世界的框架。這個世界以飲食、自然和樸素的事物為主，是科赫的烏托邦。

《波斯語課》劇照

另一個主角科赫是這個語言烏托邦的中心支柱。科赫是一位納粹上尉，他身上匯聚著充滿吊詭的心理和感情。在人物功能上，他擔任著戲劇動力推進者的角色。是他幾次給予雷扎存活的機會，將其送入采石場又救回來，這讓“波斯語”課繼續進行。也是他從前往波蘭集中營的隊伍中把雷扎揪回來，更多死囚的名字有機會進入“波斯語”中。在這些關鍵時刻，這個德國軍官是拯救者，“波斯語”創造工作的成全者。有時，觀眾甚至會覺得，整部電影的主角應該是這個既性情溫和、又易暴怒的德國軍官。他身上顯露出某些納粹的精神癥候：對猶太人輕蔑背后深藏的恐懼。在歐洲近現代資本主義的迅猛發展中，猶太人發揮優勢，在政治、經濟和社會各方面獲得了一次大解放。他們流動于世界各地，在許多方面展示出引人側目的適應性和競爭性。猶太人的后來居上引發了當地人的反感，納粹就是在這種猶太焦慮的氛圍中登上歷史舞臺。在對猶太人的恨意與蔑視背后，隱現著對他們社會、經濟文化能力的忌憚。電影中，科赫身著挺拔的制服，頭顱高昂地發布命令，但其驕傲的姿態終究被一個細節擊潰。當他聽到雷扎用同一個“波斯語”單詞翻譯面包和樹時，他感到不對勁，瞬間惱羞成怒。他感到受辱，沒想到自己會被一個猶太罪犯如此輕易地欺騙。一種智力、經驗和語言知識上的上的匱乏，讓這位納粹長官受挫，臨近奔潰。溫和的他，揮舞著拳頭把對方摔在地上：“我相信你，但你騙了我，這是為什么？就為了你和其他猶太人可以拿我當笑柄嗎？”揍完雷扎后，他砸爛的拳頭滴著血。

但科赫既不執行槍決，也非營中的指揮官。用他自己的話說，他沒有什么權限，僅僅是一名廚師。顯然，電影并不想把他當作窮兇極惡的代表。他身上有阿倫特所說的那種“平庸之惡”，在惡與暴力的鏈條上發揮作用。科赫掌管死囚的檔案，也負責軍隊的飲食。在整個作惡的運作鏈條上，他提供了計劃、能量和助力。偶爾，當他用德語咆哮時，我們目睹他那些恐怖的面目。另一方面，當雷扎問及他為什么會加入納粹時，他坦白自己被某種不知名的激情裹挾而至，糊里糊涂地參兵。但在內心深處，他懷著對因他加入納粹而與其決裂的“兄弟”的思念，后者在納粹上臺后流亡瑞士，又移居伊朗。他渴望重操舊業，回歸餐飲工作的普通生活。而他的這種渴望，持續轉化為學習“波斯語”的熱情。

在科赫身上，惡與溫情奇怪地共存。兩者通過德語和“波斯語”，被分化地表達。德語是集中營的常規語言，納粹軍人用它對囚犯輕蔑、辱罵，發布命令，在聚會的餐桌上，用它談笑風生。而官僚之間的流言蜚語，也通過德語秘密地流布。在女下士與指揮官的私情、女下士之間的嫉妒較勁、以及納粹官員上級與下級暗中的博弈等權力關系里，德語是主導語言。在所有的德語臺詞中，很難聽到讓人感到溫暖的話語；反而充斥著野蠻、高傲、攻訐與算計。而科赫用學會的“波斯語”所講述和表達的是集中營的禁忌。他用“波斯語”回憶身世，講述與“兄弟”的羈絆和他對廚師工作樸素的熱枕。這些都在告訴觀眾，在科赫這個人物身上有不少與集中營格格不入的地方。“波斯語”是僅有兩人明白的意義網絡，為他提供一方內心深處的庇護所。

無論如何，在雷扎與科赫之間，最終憑借“波斯語”搭建起了一個烏托邦。在這個烏托邦里，科赫盡情暢想，在精神上脫離于納粹軍人。而雷扎，變成數以萬計的死囚中的特例。尤其耐人尋味的是他倆之間的關系，在“波斯語”的加持下變得溫順。開始時，他們是軍官與囚犯、命令與執行的關系，其中是輕蔑與恐懼。但在語言的教授-學習中，軍官反而是學生，囚犯一變為老師。這種關于要求他們必須去掉偏見，交換想法。通過“波斯語”的交流，科赫與雷扎的關系漸漸變得豐滿，他們之間漸漸產生真正可以稱得上是“交流”的東西。

《波斯語課》劇照

然而，“波斯語”的有效性僅僅局限在兩人之間。它是唯有他們才能理解的符號和知曉的秘密。這意味著一旦有第三者參與，秘密就面臨著敗壞。“波斯語”的烏托邦會因滲進任何懷疑的念頭，而變得岌岌可危。電影正是利用這一點，在平靜壓抑的敘事進程中制造戲劇性。比如，影片的后半段，集中營來了一名真正的波斯裔囚犯。一直對雷扎懷有恨意的士兵拜爾（Byer）非常興奮，立刻將這個波斯人調出，野蠻地揪著雷扎與之對話。這一段，讓觀眾為雷扎提心吊膽。讓雷扎度過此劫的，是他曾用從科赫那里拿來的食物幫助過的一位意大利籍猶太兄弟；后者幫他割破了波斯人的喉嚨，但也因此隕命。雷扎渡過劫，是苦難中善意的閃光和回響。電影暗示我們，即便在最極端的情境下，人性還是會因相互饋贈而流動起來。

影片有一個情節讓我們印象深刻。當科赫已掌握大量“波斯語”單詞，能用這門語言講述身世，還能用來寫詩。他把寫的詩讀給雷扎聽：

風把云送往東邊

在那里

處處是渴望和平的靈魂

我知道

我會幸福

隨著云

飄向的地方

不論在任何語言中，這首詩運用了最簡單樸素的詞匯。詩的語調真摯而舒緩，是用一種怡情的語調表達反戰情緒。但我們無法忽略它出自一位納粹上尉。不論如何，這讓人細思極恐。《波斯語課》回應了喬治·斯坦納的“語言與沉默”的問題。斯坦納是著名的人文主義批評家，但也是一位對“大屠殺”有痛徹記憶的人。他曾在《語言與沉默》中提出一個著名的問題：“我們現在知道，一個人晚上可以讀歌德和里爾克，可以彈巴赫和舒伯特，早上他會去奧斯維辛集中營上班。要說他讀了這些書而不知其意，彈了這些曲而不通其音，這是矯飾之詞。這些知識應該以怎樣的方式對文學和社會產生影響？為什么會這樣？”

斯坦納的提問，最終落腳于藝術對人性和道德承載之上。為什么文明的進展越久，野蠻的暴力就越強烈？而藝術常常不是抵抗政治的暴力，而是逆來順受，甚至使其看來更加雅致。這個問題更常見的另一種的說法是：藝術純粹自為，與歷史之間拉開距離。實際上，電影也對這個議題給出了它的答案。科赫并未因為內心的溫情而被原諒，正如有觀眾精辟地總結到，當他說出一個“波斯語”單詞時，倒下的是一個活生生的人；當他念出一首詩時，燃燒的是一大片無辜的尸體。雷扎的猶太姓名被隱匿，但他存活了下來。而更多猶太人被投進焚尸爐。歷史的暴力是雙重的，它想要人與其名統統消失。在納粹敗北之際，指揮官匆忙地把死囚名單和檔案投入燃燒的壁爐中。不遺留任何痕跡意味著“查無此人”，仿佛惡行如消失的煙一樣，輕飄，無形，從未發生。《波斯語課》具有濃重的回望性質，集中營的外景彌漫著冰冷的霧氣，象征著那段瘆人的年月。而這部電影的決心，便是穿透并照亮它。影片最直接也最深刻的寓意就在于語言/詞語如何記錄亡魂，銘刻災難。若把歷史學看作一種打撈工作，那結尾處，雷扎一個一個地念出那些亡者的姓名時，電影的歷史學目的也得以達成。

影片以蒙太奇的方式，呈現了兩位主角的下場。雷扎一個一個念出被屠殺者的名字。科赫在登機時，終于被識破，“波斯語”的烏托邦毀滅了。有些觀眾或許會設想另一種結尾：為什么不讓科赫被識破時，雷扎也在場呢？那樣的情境是怎樣強烈，科赫會心痛還是徹悟？這種設想實際上認為，科赫對雷扎的信賴、袒護，以及兩人基于“波斯語”的共度時光，最后會成為情感張力的加強劑。由此，一切很有可能在人性糾葛中結束，二人世界的情感矛盾沖向歷史的前臺。

但是，影片并未如此避重就輕，虛化掉歷史審判。面對數以萬計的亡魂，一段脅迫下發生的“師生”情誼根本不值一提。更何況，雷扎不是科赫拯救的——他的生命原本就屬于自己。《波斯語課》是沉重的回望，任何屠殺題材的藝術都必須是沉重的回望。“生命”這個詞并不輕渺，不像一枚慘遭蹂躪的布娃娃，洗一洗就能恢復原狀。影片結尾把兩位主角放在兩個時空，撐開決然的態度。它再次提醒我們：科赫的“波斯語”烏托邦看似美好，但它始終是以數以千計尸體上面建立起來。無論如何，歷史的道義不會允許它持續更久。這就是為什么，這位德國軍官永遠也無法逃至德黑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