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由五部分組成的系列文章的第一篇，探討了“帝國回旋鏢效應”（the imperial boomerang）及其在一系列殖民語境中的運作。原文發表于Versoblog。

海岸角城堡，加納

我們永遠不應該忘記，殖民化對西方的權力機制產生了相當大的回旋鏢效應[ ... ... ]一系列殖民模式被帶回了西方。 ——米歇爾·福柯

帝國主義往往被認為是針對他者的。在過去的500年里，占主導地位的國家——絕大多數是歐洲和北美國家——將軍事、政治和文化統治強加給被剝奪權力的外國人口。在這個概念中，這些外國人是受到帝國主義持久負面影響的當事方。帝國主義是在殖民地那里發生的事情; 當審視殖民地的歷史和實踐時，幾乎沒什么政治興趣去分析帝國主義國家的國內政治。

事實上，500年來帝國主義的做法對大都市中心產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響。從形象到食物，從種族構成到種族意識形態，歐洲人已經被帝國主義的歷史和當下狀況塑造為核心。帝國主義已經深刻地塑造了實施帝國主義策略的國家的政治和社會結構，本系列文章將要討論的就是這一機制：帝國回旋鏢效應（the imperial boomerang effect）。

具體說來，帝國回旋鏢效應這個術語指的是帝國利用他們的殖民地作為反暴動、社會控制和鎮壓手段的實驗室，這些手段可以被帶回帝國的大都市，用來對抗大都市內部被邊緣化、被壓制的底層民眾。由于道德和法律限制薄弱，帝國可以自由地在殖民地人口中測試新的技術和社會等級制度。一旦完成測試，隨著帝國的人員和知識的流通，會在殖民地施行這些鎮壓的方法，并且將其帶回帝國國內的中心地帶。

在19世紀和20世紀歐洲帝國主義盛行的時期，許多在殖民地完善的技術、意識形態和實踐被帶回歐洲，用來對付邊緣化的人群、持不同政見者和被逐者。有時候，整個殖民地的機構都會被引進回這些大都市。在其他時候，特殊的反暴動戰術被用來對付那些逃離了殖民地戰爭并在帝國定居的移民。在當今的新帝國主義（neo-imperialism）時代，這一回旋鏢繼續深刻地影響著白人占多數的國家的主體性，并建構了工人階級左翼和統治階級之間的斗爭地帶。

帝國回旋鏢與納粹德國

“帝國回旋鏢”一詞及其相關的政治理論，最初出現于學者和活動家-知識分子與二戰后大屠殺的歷史經驗進行搏斗之時。一些人在問，作為世界藝術、科學和政治創新中心之一的魏瑪德國怎么會屈服于有史以來最全面的種族滅絕行為？

有些人試圖將希特勒和納粹德國視作特例，這種解釋至今仍廣為流傳。大屠殺是一個反常的事件，是對歐洲啟蒙人文主義和民主傳統的偏離，也許是德意志民族的群體性精神疾病。對于其他人來說，納粹黨的崛起可以用一系列不幸的歷史偶然事件來解釋: 凡爾賽條約、大蕭條、進步主義的德國反對派的失敗。

某些更深刻的知識分子試圖揭示歐洲思想和實踐的結構，這些結構不僅使德國人，而且使歐洲大部分地區都容易受到法西斯主義和毒氣室的感染。他們將納粹德國置于歐洲歷史的連續體中，這種例外只是歐洲先前存在的做法的一種特別極端的表現。也許其中最著名的是 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他們在《啟蒙辯證法》一書中將大屠殺置于啟蒙現代性和資本主義工業主義的矛盾和張力之間。

另外兩個學者則把納粹德國置于歐洲帝國主義的歷史和現實之中。政治理論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論證了種族主義和領土擴張——帝國主義固有的兩種實踐——為歐洲法西斯主義奠定了基礎。歐洲的極權主義是阿倫特所謂的“帝國回旋鏢”的產物。同樣，詩人和理論家艾梅·塞澤爾（Aimé Césaire）在《關于殖民主義的話語》一書中指出，希特勒“將殖民主義程序應用到了歐洲，而在那之前，這些程序一直是專門為殖民地保留的”，將大屠殺——被視作野蠻的前現代式的偏離正軌的行為——牢牢地置于歐洲帝國傳統之中。

根據這種觀點，歐洲社會對希特勒的方法并不陌生。希特勒的例外主義主要體現在這樣一個事實中，即這些方法放在了歐洲之內用來對付歐洲人。從遭受了幾個世紀歐洲帝國主義最極端掠奪的全球南方來看，納粹德國看上去不過稀松平常。美洲大約有5000萬土著人死于西班牙的殖民統治; 超過1000萬非洲人被運過大西洋到加勒比海和其他地方做奴隸; 印度有數千萬人死于英國制造的饑荒。

帝國回旋鏢一詞，通常用來描述納粹德國使用的特定機制如何在殖民地實驗室中得到發展，以及帝國主義的實踐如何為這種可怕的事件提供了背景條件。

帝國回旋鏢與種族（主義）的歷史建構

歐洲統治階級有史以來發展出的最強大的意識形態和物質手段——種族（主義）意識形態和實踐——也起源于殖民地。全球人口的種族化——按照所謂的物質和文化特征分組對人類進行等級劃分——是通過奴隸貿易和對絕大多數全球南方國家的殖民發展起來的。這種裝置植入了歐洲人民包括工人階級的自我形象中，他們越來越多地把自己視為“白人”。種族的歷史建構一直是現代性發展中影響最深刻的發展之一。這一殖民發明一直在全球范圍內持續回旋。

然而，為了看到這一點，我們必須記住，種族不僅僅是個人頭腦中的一系列偏見。它主要是一套植根于殖民地結構和歷史的物質實踐。正如荷蘭學者格洛麗亞·韋克爾（Gloria Wekker）所說，種族“不僅僅是意識形態、信仰和陳述的問題”，而且“在實踐中、在事物的組織和運作方式上變得透明”。 為了證明他們的征服是正當的，對殖民地人口的種族化成為必要的途徑，但種族化是由帝國的監視、統治和暴力的實踐所產生的。因此，將殖民地的種族社會結構輸入到歐洲都市的過程，是與鎮壓技術的輸入交織在一起的，而且部分地是由鎮壓技術的輸入構成的。這就是說，種族是唯物主義的。

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反殖民運動中，被殖民的知識分子，尤其是法語國家的知識分子，提出了殖民化對帝國殖民者的影響的理論。貶低、非人化和詆毀大批人類同胞，不可能不對壓迫者的心理產生反彈。正如知識分子阿爾伯特·梅米（Albert Memmi）在1957年寫道的那樣，“殖民地制造殖民者，就像制造被殖民者一樣”。

帝國主義也同樣影響了白人歐洲的性別的自我概念。正如安·勞拉·斯托勒（Ann Laura Stoler）所展示的那樣，白人的性觀念在一定程度上是在與被殖民女性——異國情調、隨時可得、種族恐懼的客體——的對照中產生的。在國家層面上，帝國式的性控制方法有時被用作在家庭中確立性別階層的模式。例如，1857年在英屬香港實行的性工作者檢查和監禁制度，在1864年的《傳染病法案》（Contagious Diseases Act）中傳回英國本土。

今天，帝國回旋鏢并非只在歷史書上飛來飛去。五個世紀以來，管理全球政治、結構性經濟發展和影響世界文化的正式帝國的遺產對歐洲社會保持著深遠的影響。

事實上，全球南北之間的帝國主義統治關系仍在繼續。從對法語非洲國家的統治和英美不斷的軍事干預，到西方對國際金融機構的影響以及歐美在外國土地上的采礦活動，帝國主義及其遺留問題一直伴隨著我們。從夸梅·恩克魯瑪（Kwame Nkrumah）到托馬斯·桑卡拉（Thomas Sankara），許多全球南方國家都認識到，殖民主義已經演變成了新帝國主義: 法國國旗可能不再在法達（Fada，乍得Ennedi-Ouest地區首府）飄揚，但經濟剝削、軍事干預和外交欺騙依然存在。

同時，新帝國主義的影響繼續在全球范圍內回旋。我們這個時代決定性的資本主義形式——新自由主義——在20世紀70年代首次在智利完成了測試，當時美國政府推翻了薩爾瓦多·阿連德（Salvador Allende）的左派政府，美國經濟學家蜂擁而至，為新成立的智利軍事獨裁提供建議。新自由主義影響了西方的一切，從日益加劇的不平等到日益衰落的生活前景，從我們對世界最深刻的認識，到我們彼此之間的相處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新）帝國主義回旋鏢效應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