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形成新發展格局，是我們實現“十四五”規劃目標和2035年遠景目標的重要戰略決策，也是事關全局的系統性深層次變革。形成強大國內市場，構建新發展格局，要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

我們必須注意到，這里的擴大內需不是人為地刺激需求，而是要以創新驅動、高質量供給引領和創造新需求，對此構成支撐的就是加快發展現代產業體系，推動經濟體系優化升級，在強化實體經濟的基礎上建設制造強國、質量強國、網絡強國、數字中國，推進產業基礎高級化、產業鏈現代化。更好地理解加快發展現代產業體系與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內在關聯，有利于我們落實相關的改革部署和發展政策。

一、胸懷“兩個大局”、把握“兩條主線”是深化認識的基礎

新發展格局為什么必須以現代產業體系為支撐？這里所涉及的主要還是對為什么要形成新發展格局的理解。目前的解讀主要有三條路徑，一是強調外部市場的變化，二是強調國內經濟安全，三是強調中國已有的發展基礎。

這些觀點所涉及的事實大體都是存在的，但僅僅基于這些事實，仍不足以理解形成新發展格局是主動引領而非被動應對，是長期戰略而非權宜之計。主要原因就在于無論是外部市場變化，還是經濟安全需要，或是中國已有發展基礎，都未能很好地體現“胸懷兩個大局”（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所要求的“從世界看中國，從全局看當下，從未來看當下”的要求。

現代產業體系這個概念在中央文件中也并非新概念，在“十二五”規劃綱要和“十三五”規劃綱要中，發展現代產業體系就一直是非常重要的內容。

其中，“十二五”規劃綱要提出的總體要求是，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道路，適應市場需求變化，根據科技進步新趨勢，發揮我國產業在全球經濟中的比較優勢，發展結構優化、技術先進、清潔安全、附加值高、吸納就業能力強的現代產業體系；“十三五”規劃綱要提出的總體要求是，圍繞結構深度調整、振興實體經濟，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培育壯大新興產業，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加快構建創新能力強、品質服務優、協作緊密、環境友好的現代產業新體系。

此次“十四五”規劃綱要提出的總體要求是，堅持把發展經濟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加快推進制造強國、質量強國建設，促進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深度融合，強化基礎設施支撐引領作用，構建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現代產業體系。

如果說“十二五”規劃綱要和“十三五”規劃綱要提出的總體要求是基本一致的話，那“十四五”規劃綱要提出的總體要求則意味著我們對現代產業體系的認識達到了新的高度，從而更能與構建新發展格局的要求相匹配。

但從產業發展角度來看，我們并不能給現代產業體系一個明確的定義，我們只能通過其主要特征來把握它，主要是以下五個方面：

現代產業體系是開放的——不是封閉的；

現代產業體系是動態的——不是靜態的；

現代產業體系是多維的——不止高精尖；

現代產業體系是網狀的——不能限于鏈；

現代產業體系是全球的——不能限于國。

總體來說，就我們今天所處的時代來說，現代產業體系是一個與新工業革命、與經濟全球化密切相關的概念，因而也必須通過對新工業革命下產業發展新趨勢和疫情沖擊下經濟全球化發展新趨勢這兩條主線來進一步深化認識。

二、新工業革命下全球現代產業發展新趨勢推動產業布局的區域化

一場工業革命引起的連鎖反應是復雜而多維的，正是歷次工業革命影響的累積塑造我們今天的世界，而正在進行的新工業革命也將進一步塑造我們的未來。

1.產業發展新基礎

任何一次工業革命對產業發展的影響都不是憑空而起的，都會以過去的產業分工作為重要基礎。上世紀70年代后國際產業大轉移奠定了此次新工業革命的產業基礎，那就是體現經濟全球化本質的國際分工，從國與國之間的產業間分工發展成為產業內甚至是產品內分工。有兩個重要特征，一是生產分解，二是服務轉型。在生產分解下，一個國家從事什么環節的生產（里子）遠比賣什么產品（面子）更為重要；在一些分工復雜的產業中，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很難擁有完整的產業鏈，往往只從事某些特定環節的產業活動。在服務轉型下，服務成為價值創造的核心，導致產品與服務的界限變得越來越模糊，并導致價值增值邏輯的重大變化，即交易結束不是價值增值的終點而是價值增值的起點。

以此為基礎，我們可以進一步反思現在主流的國際貿易理論、國民經濟統計指標等是不是能很好地反映這五十年來已經發生的重大變化，比如國際貿易順差統計主要是基于五十年前的產業間國際分工，所對應的主要是產成品貿易，而今天主要是半成品貿易；比如對一、二、三產業比重的統計是基于產品與服務、產業與產業的分離，而現在卻是廣泛的融合；比如地方各項產業政策主要針對的是整個產業，而實際落地的卻只能是該產業中某些環節的產業活動；等等。在產業融合的大趨勢下，我們還不妨思考按照一、二、三產業來設置政府經濟管理部門是否有利于現代產業體系的發展。

2.產業發展新突破

首先是科學發展及其帶來的產業技術突破。“十四五”規劃綱要提到的新的產業（技術）領域，包括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技術、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裝備、新能源汽車、綠色環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裝備等戰略性新興產業，人工智能、大數據、區塊鏈、云計算、網絡安全等新興數字產業，類腦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術、未來網絡、深海空天開發、氫能與儲能等前沿科技和未來產業。在這些產業技術突破本身所帶來的新的產業外，不僅很多新的產業技術融合發展，同時也有很多新的技術與傳統產業融合發展，從而更新或催生更多新的產業領域。

特別是在萬物互聯下，大數據不僅將成為重要的生產要素，它還會重塑整個產業運行與發展的基礎，大數據的應用不僅意味著發現以前未曾或未能發現的問題，也能幫助我們在客戶發現問題之前幫助客戶解決問題。而區塊鏈技術今后的發展，對生產方式生活模式的重塑也是不可小視，麥肯錫的報告將其與蒸汽機、電力和互聯網并列。與這些發展密切相關的，是數字技術所帶來的數字經濟的發展。此次“十四五”規劃綱要，就將“加快數字化發展，建設數字中國”單獨成篇，涉及數字經濟、數字社會、數字政府和數字生態等重要領域。數字經濟本身具有跨越時空的天然優勢，數字經濟全球化將成為未來經濟全球化的新空間，并對民族國家治理和全球經濟治理帶來新的重大挑戰。

3.產業發展新模式

隨著這場新工業革命的發展，很多新的產業發展模式在不斷涌現出來，“十四五”規劃綱要中明確提到的，就有平臺經濟模式和共享經濟模式。像阿里、騰訊等就是我們大家比較熟悉的平臺經濟模式，它實際上是在形成一個產業生態圈，而共享經濟模式實際上也是平臺經濟模式里的一種類型。

平臺經濟的發展，使企業與企業、企業與個人間的關系發生了重大變化，從而也將從根本上重塑產業及產業間關系。比如，平臺經濟建立在網絡效應的基礎上，因而具有不斷自生長的特征，你無從知道其明確的邊界在哪里，也無從知道它今后還會融入哪些業務。

于是，我們看到平臺經濟不斷地“侵入”其他產業領域，而且它是帶著平臺的思維進入的，從而不斷對其進入的行業產生改造甚至是顛覆的作用。正是由于這些特點，平臺經濟具有贏者通吃的特點，其市場壟斷地位不僅對同行業會產生重要影響，同時也會因其產業生態圈的實質而對眾多產業產生重要影響，因此，對平臺經濟濫用市場支配地位，通過不正當競爭等手段打擊競爭對手、侵害生態圈內參與者利益和消費者權益等問題，一定要引起高度關注并進行有效遏制。

4.產業發展新規則

現代產業體系的發展，并不僅僅是由產業基礎、產業技術和產業模式所決定的，產業規則在其中也扮演了非常關鍵的角色。由于生產分解與服務轉型，依賴產業間國際分工的WTO規則越來越難以適應現實的需要。所以，我們看到在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之后，各種雙邊或多邊的自由貿易區談判如火如荼在開展，大家比較熟悉的有TPP（CPTPP）、TTIP、RCEP等。

與WTO相比，這些新的談判凸顯了三個方面的特點：

一是推進投資自由化和服務貿易自由化，前者實際上對應的就是生產分解，后者對應的就是服務轉型；

二是更高勞工標準和更高環保標準；

三是競爭中立原則。需要指出的是，競爭中立原則主要是針對國有企業的，要求國有企業不能享有特殊待遇以維持公平競爭。競爭中立不是針對中國的，它由經合組織提出，后來被美國對外投資協議范本和歐盟對外投資協議范本所采用，目前已經成為高水平自由貿易談判的基本規則。

5.產業發展新布局

在過去幾十年中，基于跨國公司利益進行的國際分工過于分散，這導致半成品貿易的運輸成本上升，并且供應鏈過長也使其面臨的不確定性增加，如2011年日本大地震就曾導致很多國家的企業停產。因此，近年來也產生了縮短供應鏈的內在需要。國際分工主要是圍繞發達國家而展開的，而近年來新工業革命下產業發展新趨勢、新興經濟體的發展和發達國家再工業化的推進，包括中國生產成本的上升，都使一個包括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在內的區域化成為可能，也就是在全世界形成若干個區域性的生產中心。

實際上，各種雙邊或多邊自由貿易區談判所促成的正是這種區域化，這種區域化得到了產業發展新基礎、新突破、新模式與新規則等的有力支撐。在產業布局區域化這種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新趨勢下，中國參與全球化的戰略與方式方法等需要前瞻性的應對。

三、疫情沖擊將加速經濟全球化中現代產業體系布局的區域化

地理大發現、第一次工業革命和柏林墻倒塌被認為是經濟全球化三個重要的轉折點，梳理我國歷史上在這三個轉折點的表現，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那就是什么時候中國（被）隔離于全球化之外，什么時候不與世界文明發展同步，中國就開始落伍；而什么時候中國融入全球化，中國就能從全球化中獲益并為全球化做出自己的貢獻。因此，從歷史經驗的角度來說，中國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要強起來，不可能背離全球化的發展趨勢。

除新工業革命之外，此次新冠疫情沖擊也將成為塑造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重要力量。實際上，有學者就將病毒的傳播作為衡量全球化的重要指標，而此次疫情不僅表明經濟全球化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也表明經濟全球化將發生某些深刻的變革。

綜合國內外學者的爭辯來看，對于疫情沖擊后的全球化，主要有三種觀點：

一是主權化，即經濟全球化退回到“一戰”前；

二是陣營化：經濟全球化退回到“二戰”后；

三是區域化，作為對主權化和陣營化的折衷。

這三種觀點都意味著全球化的倒退，但是否真是如此呢？

主權化意味著文明的倒退和各國福利的損失，是最不可能的。

陣營化包含了兩個“臆想”的事實，一是陣營一直都存在的，發達國家是一個比較明確的陣營；二是中國過去是全球化中的被整合者，不具備成為陣營中心的能力。

相比于主權化和陣營化，區域化是一種可能的發展方向，但它不能被理解為是對主權化和陣營化的折衷，而是代表了疫情沖擊下因效率之外的安全等方面需要而對國際分工進行主動調整的反映。這樣來看，疫情沖擊并沒有改變新工業革命下產業布局區域化的全球化發展趨勢，相反，它將進一步推進并加速這一趨勢的實現。

這種區域化，不能被理解為反全球化或逆全球化，盡管現在出現了一些保護主義或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做法，但這不會形成主流，正如中央領導曾強調的，“從長遠看，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經濟全球化仍是歷史潮流，各國分工合作、互利共贏是長期趨勢。”但我們還需要進一步認識到，雖然全球化的趨勢不會改變，但全球化的規則與布局卻是可以也必然是不斷進行調整的。

與過去主要基于跨國公司利益進行的國際分工布局不同，區域化是民族國家積極參與協調的結果，在考慮經濟效率的同時，也兼顧了國內經濟安全、社會公平與全球化利益分配等問題。區域化的實質是推進產業鏈、供應鏈在區域內的本土化，套用我們關于新發展格局的提法，區域化是指形成以區域內大循環為主體、區域內區域外雙循環相互促進的全球化發展新格局，其努力方向既包括存量的調整，更是著眼于新工業革命下新的產業鏈與供應鏈的構建。

我們可以看到，區域化實踐一直都在，比如早已存在的歐盟，但疫情沖擊將使區域化變成更為自覺的努力。2020年7月1日生效的美墨加協議就是區域化的美墨加版，而2020年11月簽署的RCEP協議也是如此。在美墨加協議中，其原產地原則可以被看作是推進美墨加區域內大循環的促進政策。

當然，我們會看到，區域化并非將世界簡單地重新劃分為幾大板塊。從各種雙邊和多邊自由貿易區談判的參與者來看，區域化以地理相鄰為重要基礎，但并不限于地理相鄰，參與國通過各種跨地域的雙邊與多邊自由貿易區談判等，形成重疊互嵌的特征。這樣，我們就要看到，由于不同雙邊或多邊自由貿易區的參與者存在差異，談判所追求的規則重點會有不同，這也就是說不同的區域化之間甚至區域化內部都可以存在較大的規則差異。

四、新發展格局是區域化的中國版，必須得到現代產業體系的支撐

區域化是經濟全球化更為合理的國際分工布局，由于中國龐大的市場規模、齊全的工業門類、已有的發展基礎等，可以使中國成為全球若干個區域中的一個相對獨立區域。

因此，新發展格局可以看作是區域化的中國版，它是我們在對新工業革命和疫情沖擊下經濟全球化發展新趨勢的戰略判斷下，“站在歷史的正確一邊”所做出的戰略抉擇。新發展格局不是被迫被動地適應，而是對走向更合理的經濟全球化分工格局的前瞻性主動引領，所以它也決不可能是封閉的國內循環，而是更加開放的國內國際雙循環。

上述分析已經表明，新發展格局是順應新工業革命下產業發展新趨勢的主動性引領。因此，其形成也必須以新工業革命下現代產業體系為支撐。我們只有抓住國際產業存量布局調整和新工業革命下新興產業發展的機遇，推進國內產業鏈、價值鏈、創新鏈的本土化，實現更好地走出去與更好地引進來相結合，才能真正構建起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作者劉志廣為中共上海市委黨校經濟學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