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納德·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被認為是二十世紀下半葉英國甚至英語世界最重要的道德哲學家甚至哲學家，而我與其非親非故，甚至連一面之緣都沒有，何談“記憶”呢？

最初知道威廉斯的大名，要追溯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后期我開始從事政治哲學作業之時。記得1997年暑假我在北京圖書館復印的一堆洋書中， 就有威廉斯的《倫理學與哲學的限度》（以下簡稱《限度》）。

1980年代，“什么與什么的限度”是個頗為風行的書名，例如全球性“網紅”哈佛名教授桑德爾的《自由主義與正義的限度》——事實上，我在1996年提交的博士論文也追此風而題為《描述的形而上學及其限度（制）》，只是我并沒有潛質也沒有機會成為“網紅”而已。

忘記是此后還是同一次，我還在北京圖書館復制了出版才不久的威廉斯的論文集《理解人性》（Making Sense of Humanity,1995）。我最初接觸威廉斯的文字，就是通過這本書，而不是《限度》，雖然在1997年前后，當其時還在杭州大學哲學系任教的“紹海”孫周興教授試圖為杭大出版社策劃一套譯叢而向我征求選目意見時，我就把《限度》一書推薦給了這個后來未遂的譯叢。

我并未通讀《理解人性》一書，但是這個集子中的《圣茹斯特的幻覺》一文給我留下了甚深印象，這篇最初發表在《倫敦書評》上的名文是威廉斯從劍橋重返牛津就任道德哲學講座教授時的就職講演。

在這個把迂回與雄辯、道義感和歷史感合為一體的演講中，威廉斯指陳，雅各賓黨人和他們的受害者并不是掉入了對希臘文或拉丁文的不幸誤譯所設置的陷阱，正如殺死圣茹斯特的并不是分不清幻象與周圍世界之差別，而是與殺死丹東的同樣的刀斧——用威廉斯自己的話來說，“問題的實質在于，在一種歷史條件下使一種表達是可行的社會要求在另一種條件下會造成災難，這就是圣茹斯特的幻覺的實質”。

由于當初那種揮之難去的印象，在后來與劉訓練君一起編譯《第三種自由》一書，我就把《圣茹斯特的幻覺》一文翻譯了出來，納入此集。其時威廉斯已經離開人世，不過我的翻譯是取得了《倫敦書評》授權的。我同時還為這個集子翻譯了威廉斯在《倫理學與公共事務》上發表的《從自由到自由權》一文，此文最初也是一個演講稿，雖然它是純“學術”的期刊文章，非復牛津就職講演之文采與風采，但是作者那種回環曲折洞幽入微的迷人思致卻一如往昔。

2007年四月，我到訪南港中央研究院人文社科中心，在幾乎代表中文政治哲學和思想史最高研究水平的政治思想組有一個小型的演講。在演講開始前，政治思想組的執行長、已故的蔡英文教授和最近剛剛出版《探索現代性》這部“巨著”的蕭高彥教授在中心的會客室接待了我。鑒于簡體字譯品在臺灣學術界與日俱增的影響，我從行包中取出隨身攜帶的《第三種自由》與主人分享，蕭高彥教授把書接過去，當場就翻到了《圣茹斯特的幻覺》這一篇。而我多年來一直想就《從自由到自由權》一文寫點評論的愿望也一直拖了下來，在我最近可能也是“最后”一篇討論政治哲學中的自由問題的小論《再論第三種自由概念》中，竟然也忘記回應威廉斯對于自由之作為一種政治價值的建構了。

2008年初春，我在普林斯頓接到上海譯文出版社一位編輯的來信，邀請我翻譯威廉斯的遺文集《泰初有為》（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Deed, 2005）。其時我也剛巧從NASSAU街上的迷宮書店買到這書當年的第三次印刷本。基于我一直以來對威廉斯的興趣，雖然當時至少尚有佩蒂特的《人同此心》和拉莫爾的《現代性的教訓》還未交稿，我還是應承了此書的譯事。遺憾的是后來一再蹉跎，我還是未能完成這項工作，不過卻也由此而結下了兩小樁與此書有關的文字因緣。

一是繼此前譯出的同樣收入此集的《從自由到自由權》一文之后，我又譯出了此書的開卷之作《政治理論中的現實主義和道德主義》。這是威廉斯的一篇重要論文，但似乎之前從未發表過。威廉斯是所謂政治現實主義在當代的主要理論代表，他在此文中提出，雖然“講得通”（make senses）本身是一個評價性概念，但卻只有當運用于我們自己的情形時，它才確實成為一個規范性概念。

多年前在討論陳嘉映的“說理”概念時，我曾經把威廉斯的“講得通”與韋爾默關于理性論證之“局限”和“條件”的論述聯系在一起，后者在闡發阿倫特所謂未成文的理性學說時曾有如此金句：“在我已經提到的許多情形中，理性論證無效是因為我們不想承認真理，理性論證在這種情境中不能發揮作用要歸咎于理性論證始終只有在某些前提下才能發揮作用這一事實”。

二是2010年暑假，為了準備在天津的一次會議上關于史克拉（Judith Shklar）的一個短程報告，我閱讀了收在《泰初有為》中的威廉斯追憶以賽亞·伯林的一篇文章《恐懼的自由主義》（與史克拉那篇綱領性論文同名）。此文比較了伯林和羅爾斯的政治哲學，并闡述了史克拉和他本人對于“恐懼的自由主義”的理解。

威廉斯把伯林的觀念史研究視作他對于所謂“哲學終結論”的反應，高度肯定“智識史研究乃是以別樣手段繼續哲學事業的方式”，這個表述高度相似于施特勞斯的警句“在一個智識衰退的時代，思想史的研究就具有了哲學的意義”。但是威廉斯由此而進一步做出的廓清卻掃除和驅散了施特勞斯及其門徒通過思想史研究在中外思想界制造的某些“迷霧”。

威廉斯固然認為伯林和羅爾斯的工作都證明了“政治哲學需要歷史”，只不過在伯林那里，政治哲學本身就是由歷史構成的，而在羅爾斯那里，政治哲學預設了一種歷史敘事。但是按照威廉斯的區分，伯林注重的是“談論的內容”，羅爾斯則比較注重“對誰談”。

根據威廉斯對于“政治哲學可以成就什么”的了解，他贊同史克拉在早期的同名文章《恐懼的自由主義》中提出的，政治生活的基本單位既不是思辨的自我，也不是敵友關系；既不是愛國主義的公民戰士，也不是好訟者；而是強者與弱者、有權者與無權者的關系。威廉斯認為“恐懼的自由主義”首先和重在提醒人們注意的是“what we have got and how it might go away”，而“不自由”的基本含義就是處于他人權力支配之下，就是做什么事都要看別人臉色行事，即使你并不想做那些事。“史克拉是從失敗者的角度看待社會和國家的”，威廉斯在文末如是說。

威廉斯所解讀的史克拉和威廉斯本人所理解的“恐懼的自由主義”很容易讓人聯想起哈貝馬斯終身的朋友達倫多夫在《德國的社會與民主》開篇回應所謂“非自由主義的德國道路和政治文化”時所抉發的精神和指明的方向：

“有一種實驗的態度，它允許任何人提出新的解決方案，但拒斥對真理的任何獨斷的宣稱；有一種自由的懷疑，它試圖在掌權者周圍筑起藩籬，而不是為他們鋪路架橋；有一種競爭的精神，僅當有一種為在每個領域中出類拔萃的奮斗，這種精神才能導致進步；有一種自由的觀念，它堅持認為，只有當對知識的一種實驗的態度與社會力量的競爭和自由的政治制度結合在一起時，人類才有可能是自由的”。

如同前面說過的，我在1997年前后就試圖把威廉斯的《限度》加入一個擬議中的譯叢；若干年后，當我有機會自己創設一套小譯叢時，我又把這本書放了進來，據說負責出版這套叢書的東方出版社也解決了此書的版權，但是由于那時過于沉重的工作負擔以及后續安排上的問題，除了此書新版中所附A. W. 摩爾的《文本評注》，我只譯出了很少一部分章節，并一直遷延著這項譯事。

2015年前后，在得知陳嘉映教授有意親自翻譯《限度》一書后，我把《文本評注》一文傳送給其時為此書譯事建立的一個郵件組。嘉映教授完成這項譯事后給我來信，表示將把我的譯文采入他的譯本，但是告訴我，因為拙譯只是作為附錄，所以出版社并不建議聯合署名，他為此希望得到我的理解。得到嘉映教授的信，在為威廉斯的《限度》一書終于得到中文世界幾乎沒有之一的最好譯者而慶幸之余，我回復他：“拙譯能夠因緣際會附于尊譯之驥尾，已是榮莫大焉，它則非敢所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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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應奇，系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