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小販設計逃跑路線，能最終給他們帶來尊嚴嗎？建筑師為什么不能站出來為他們爭取工作的權利，而是要協助他們逃跑？如果他們連工作的權利都沒有，建筑師為他們改造空間還有什么意義？建筑師為什么不能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何志森面對這些來自各方的質疑，也疑惑了很久：建筑師除了蓋房子還能做什么？后來，何志森用了三年的時間，通過不造物的方式“改造”了一個39年的東山口農林肉菜市場，盡管菜市場最終還是沒能逃過被拆除的命運，但這三年來他在菜市場和攤販一起所做的工作，足以回應先前的一些質疑。

加厚的邊界

從排斥到共生

邊界，是建筑師一輩子都在探討和思考的一個詞。

傳統意義上的地域邊界或圍墻，區分了一邊和另一邊的世界，幫助排他、文化孤立、幽閉恐懼的社會小區的形成。但其實邊界的本質是波動的,能夠與遠近不同的場所、人和事件建立起銜接和聯系，最終形成一個相互交織關聯的“空間體”（spatial entity）。我在廈門集美跟蹤小販三年的經歷讓我重新審視了邊界的意義：邊界不是一個終結，不是一個限制，也不是一個排斥，而是一個開始，一次機會，一種聯結。但我對邊界的真正認知要從與集美孫厝村村民一次工作坊的時候開始。

2013年，作為博士論文的一部分，我想幫助村民推動當地有關部門把集美大學和孫厝村之間的圍墻拆除，讓更多的村民可以享受大學校園的資源，讓更多的村民可以更有尊嚴地為學生提供服務，而不是躲在牛棚里做飯，還要偷翻圍墻，賄賂保安，玩著各種貓捉老鼠的游戲。

博士研究期間，何志森在集美大學校園和孫厝村之間的邊界上和小販交流（2011）

那年中旬，我召集了20多位村民做了一次頭腦風暴工作坊，其中有翻墻送盒飯的，也有在圍墻邊開店的。我和他們分享了我想去當地有關部門提交拆墻提議的想法。萬萬沒有想到還沒等工作坊開始，在場的村民都憤怒了：你干嘛要搞這件事？我們還不夠慘嗎？沒有了圍墻我們怎么做生意？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們對我如此的憤怒與失望。之后孫大叔告訴我：如果沒有圍墻了，我們的生意就會暴露，就不能尋求圍墻邊上保安的幫助了，我們就送不了盒飯了，那我們就要去申請營業執照，要找正規的店面，要交更多的租金，我們承擔不起。

孫厝村的一位村民用繩索裝置向校園的接應者傳盒飯（2014）

那個時刻我才明白：對于他們來說，圍墻并不是一個圍擋，而是一個可以讓他們的生活變得更有尊嚴的保護屏障。圍墻的存在可以讓校園這邊的管理者和保安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一旦沒有了圍墻，邊界變成了綠地或開放空間，寄生在那里所有的非正規商業活動和村民創造的各種違建建筑就會馬上消失，被正規合法化。那是我第一次體會到圍墻對城市邊緣人群的積極意義。

最終，我在博士論文里提出“加厚的邊界”這一設想，在尊重和認可邊界的前提下，試圖把邊界看作是一個有厚度的、可居住的生活空間，而不是一條看不見生命痕跡的薄線。

在這里，邊界的厚度并不是由物理維度所決定的，不是讓它變粗、變得更加堅固，而是由邊界兩邊不同社區的各種服務、資本、信息、情感、思想、文化和價值觀不斷進行互動、碰撞和交流所塑造的，反映了不同社區之間的聯結與融合。與其封閉的表象相反，邊界在這種交流和互動的過程中漸漸模糊，轉移甚至消失，邊界的類型和加厚形態逐漸出現。

何志森設想的其中一個“加厚的邊界”實施方案（2010）

何志森在華僑大學建筑學院和學生一起用凳子做邊界互動游戲（2010）

“加厚的邊界”構想了現代城市界線的另一種解讀方法，其目的不在于限制和隔離，而是賦予與連接，在超越線性和僵化的同時包容根植于日常生活地帶的變化思想，使從屬于不同社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最終能夠聚集到一起。“加厚的邊界”這一概念也延續到了我近幾年的“菜市場美術館”項目。

為小販設計逃跑路線

引發全民輿論

2014年博士畢業后，我回到中國在高校開展mapping工作坊，開始了一段為期4年的游牧式教學。Mapping工作坊通過持續跟蹤和觀察一個目標對象，透過目標對象的眼睛去重新審視我們今天所居住的都市，幫助學生更好地理解“小人物們”對日常空間的使用和需求。

2014年底，我受華南理工大學建筑學院之邀，發起了一個名為“都市偵探”的mapping工作坊，其中有一組學生選擇跟蹤觀察一位在花城廣場賣冰糖葫蘆的小販。在跟蹤的過程中，學生目睹了小販逃跑不及時，她的兩根冰糖葫蘆桿被城管沒收了。

學生目睹小販的兩根冰糖葫蘆被城管沒收（2014）

在目睹了這次事件之后，學生開始跟蹤起保安和城管來，并發現他們不同時間段的巡邏路線，他們在地圖上標注花城廣場每一個攝像頭的位置，標注每一個地鐵出入口和公共汽車站的位置，標注任何可以用來藏身的景觀裝置和空間。最終，學生在花城廣場找出了三條監控攝像頭最少、最遠離保安和城管的巡邏路線、藏身地點最多的“逃跑路線”，幫助小販在最短的時間內消失在花城廣場，躲避保安和城管的追捕。

學生為小販設計的三條逃跑路線（2014）

2018年初，我把這些教學經歷包括我的博士研究變成了一場公開演講，而我沒有預料到的是，這場只有30多分鐘的演講卻引發了一場全民的輿論。其中在一篇來自《澎湃新聞》的報道里，記者這樣質疑我：“為小販設計逃跑路線，能最終給他們帶來尊嚴嗎？建筑師為什么不能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

冰糖葫蘆小販和她的老公（2014）

為了急于給自己辯護，我開始在媒體上反擊：建筑師不是上帝，為什么要由建筑師來承擔社會責任？建筑師能做到的，就是把房子蓋好。

一場大雨

拯救了一個課程

演講過后不久，我便來到了扉美術館工作。也許，老天爺刻意要安排我和攤販在一起，美術館的旁邊剛好有一家菜市場，叫東山口農林肉菜市場。這個經營了39年的菜市場之前一直跟美術館所在的大廈關系特別緊張。2006年，大廈剛蓋好的時候，菜市場就面臨過一次拆遷的風險。所以，攤販一直對大廈這邊的人心懷敵意。

學生和攤販一起工作（2018）

2018年3月，我在華南理工大學建筑學院開展了一個為期3個月的菜市場改造課程，想做一些工作去緩解圍墻兩邊緊張的關系。在這次工作坊里，我要求二十位學生先和攤販一起工作三個月，了解了他們的真實需求之后，再決定要改造什么。很顯然，因為12年前的那次拆遷事件，加上我來自圍墻的另一邊，所有的攤販都拒絕和我們交流，一些攤販甚至直接驅趕我和學生。

就在課程開展不下去的時候，廣州迎來了十年不遇的一場暴雨。這場暴雨淹沒了整個菜市場。因為暴雨，學生們都以為可以呆在宿舍里不用去菜市場調研了，只有一位學生冒雨回到了菜市場幫助攤販們搶救物資。因為這位學生的出現，攤販被感動了。他們接受了學生，并開始和學生分享他們的故事。

廣州經歷一場十年不遇的大雨，菜市場被淹（2018）

當我們把所有攤販的故事整理出來的時候，我們發現百分之八十的故事竟然都和他們的雙手有關。攤販經常說的一句話：所有的幸福都來源于手的勞動。通過講述自己手上的各種傷痕、首飾、刀繭、手的厚度、形狀、大小，來講述他們不為人知的秘密、人生的經歷、與家人的關系等等。這個發現也讓我逐漸意識到：那一雙雙布滿傷痕的手，是攤販們最驕傲的“符號”。

學生拍攝的攤販的雙手（2018）

最終，我建議學生把菜市場所有攤販的雙手用相機記錄和拍攝下來，做一個展覽，作為社會大眾重新認知和連接他們的一個媒介。很顯然，對于這樣的一個改造作業，學生并不是很理解：這是建筑學院的一個菜市場改造課程，為什么突然變成了一個跟建筑改造毫無關系的攝影展？

何志森第一次去菜市場攤販家吃飯（2019）

重建尊嚴

不造物的建筑改造

三個月后，我們迎來了這個課程的結課匯報，學生把四十四位攤販雙手的照片掛在了菜市場和美術館之間的“無界的墻”上（“無界的墻”為藝術家宋冬的作品，坐落在菜市場和美術館之間）。在匯報那天，大約上午十點多的時候，突然有一位在菜市場賣海鮮的阿姨站在大廈的入口處，遠遠地朝著我喊：“何老師，我能進來嗎？我的水鞋太臟了，怕弄臟你們的地板，我想進來找找我手的照片。” 下午兩點左右，菜市場所有攤販都跑過來看學生的展覽了。這是美術館成立11年來，一墻之隔的菜市場攤販第一次來訪。

11年來攤販們因為一雙手的照片第一次踏入美術館（2018）

這個改造課程結束之后，攤販把他們雙手的照片領了回去，自發在菜市場布展。讓我沒有意料到的是，他們把自己雙手的照片放在了政府頒發的營業執照的旁邊，形成了一個鮮明的對比。在之后的時間里，雙手的照片神奇地變成了一個攤販與攤販之間、攤販與當地居民之間相互聯結的媒介。

扉美術館和它的農林肉菜市場鄰居（2017）

同時，菜市場和美術館之間的邊界也在慢慢變“厚”，邊界兩邊的氣質、情感、思想、文化和價值觀不斷進行互動、碰撞、甚至是轉換，相互尊重卻又彼此影響和加持，藝術和生活開始融合，一種新的關系在攤販與藝術家之間、攤販與美術館工作人員之間悄然形成，農林肉菜市場成為了新的美術館，攤販變成了藝術家和策展人，而我和扉美術館所扮演的角色卻在慢慢弱化。在某種程度上，農林肉菜市場就是一個由不同社區、不同階層和文化背景的人群相互交織關聯的“空間體”，它和官方指定的那條單薄的界限一起形成了一個“加厚的邊界”。

邊界兩邊的日常活動使得官方指定的邊界逐漸模糊，形成一個加厚的空間（2019)上圖/下圖

2018年改造課程之后，我們繼續與來自全球各地的學生，還有攤販們，一起開展了一系列的菜市場改造工作坊。和今天網紅菜市場改造方式不一樣的是，農林肉菜市場的攤販自始至終都是菜市場改造的主角。

攤販與當地居民之間相互聯結的媒介

2019年9月，攤販為我在菜市場舉辦了一場特殊的生日會，每一位蔬菜檔的攤販貢獻了一顆蔬菜為我做了兩束“菜花”。生日那天，豆腐檔的祁紅艷給我寫了一封信，在信中她提到：“因為有了何老師的發起和組織，我們每個攤主才有了互動和聯系，讓我們這個社會的弱勢群體，找到了屬于自己的位置和尊嚴。”看到這段話的時候，我開始回憶起一年前澎湃新聞記者向我提出的質疑：“為小販設計逃跑路線，能最終給他們帶來尊嚴嗎？”

攤販為何志森在菜市場舉辦生日會并送給了他兩束菜花（2019）

和攤販一起工作的這三年，我最經常被他們問到一個問題：“何老師，你是建筑師，為什么你不蓋房子卻天天和我們混在一起？” 我告訴他們，菜市場美術館就是我和你們一起蓋的房子。在菜市場這個項目里，我所指向的“建筑”不是一個消極被動的名詞，比如一棟房子，而是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關聯和共情的重新連接，一種新的積極的社會關系的建構，一個行動和動員的詞匯。在這個理解下，菜市場項目就是一個建筑的過程。

有些問題

至今無法回應

2020年9月20號上午，菜市場項目收到三聯人文城市獎的入圍通知，菜市場攤主們紛紛買花慶祝，這是39年來他們第一次真正發自內心地為菜市場慶祝，也為自己慶祝。就在同一天的下午6點，菜市場攤主突然收到通知，菜市場一個月之后將無條件拆除。剛經歷完大喜，又迎來了大悲。但比起2006年的那次拆遷通告，這次攤主們安靜了許多，似乎都在等待這一天的到來。這本來是一個多么美好的日子。

菜市場美術館項目入圍三聯人文城市獎，攤販們買花慶祝（2020）

很多時候我在想：為什么孫厝村的村民如此反對拆除圍墻？是因為我們沒有看到圍墻背后的生命，沒有看到普通人的真實需求，更沒有看到來自圍墻兩邊不同社區和階層的互動與交流，我們只看到了一堵丑陋的墻，所以我們想要推倒它。

因為菜市場的拆除而離開廣州的攤主阿正，在臨走的時候也問了我同樣一個問題：“為什么他們要拆掉菜市場？”我告訴阿正：“因為他們只看到了菜市場，他們看不到菜市場里的人和他們的生計，更看不到這些由不同的人、不同的人群用漫長的時間共同建構出來的、超越邊界兩邊的社會聯結，所以他們想要拆掉菜市場。”

距菜市場關閉前1個小時（2020）

在和相關部門溝通的時候，他們告訴我菜市場拆除之后會變成一個公園，造福社區的居民。很多人也問我：公園不就是一個聯結人與人的場所嗎？公園當然是。但和菜市場不一樣的是：公園提供的更多是以休閑、娛樂、社交為目的的日常活動，它只考慮了一部分人，或者說某一人群（主要為中產階層）的需求。

而菜市場這個場所更像是一個利益共同體，一個熟人社會的微型樣本。在這里面，我們看到的不僅有普通老百姓的生計，還有不同社會群體之間長久以來形成的相互依賴，相互關懷，互幫互助的社會關系。當農林肉菜市場被拆除的那一刻，這種依靠多方的力量共同締造出來的社會關系突然斷裂了，通過多年的時間加厚起來的邊界也重新回到了排他、對抗、孤立與割裂的社會形態。

攤販們最后一次在菜市場的廢墟上合照留念（2020）

如果有一天，所有的菜市場都消失了，那城市里還有哪些場所可以像菜市場一樣，既能成為一個幾代人情感和記憶的載體，同時又是一個不同群體和社區融合的紐帶？

2016年底，我帶領湖南大學建筑學院的學生，在長沙馬老尾市場做了一個關于菜市場空間改造的工作坊。在工作坊結束的第二天，記得有個學生問我：“何老師，如果建筑師連攤販的生計權都爭取不了，為他們改造菜市場還有什么意義呢？”

4年之后，我還是無法回應。

本文圖片由何志森老師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