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為什么會拋棄我？”

寶德不知道。60多年來，她時常在心里想，小時候不理解，長大后，她開始去靠近那段歷史，然后內心暗暗作出選擇，嘗試與自己和解：是饑荒年代父母的迫不得已，是“太困難，留一條活路”的無奈之舉。

寶德和寶德的牧場 本文圖均為澎湃新聞記者 鞏漢語 攝

1960年前后，中國物資短缺，上海孤兒院的孩子們面臨生存威脅。在總理周恩來和時任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政府主席烏蘭夫的安排下，“三千孤兒”遠上內蒙古草原，交由牧民撫養，其中28個上海孤兒被送到四子王旗，寶德便是其中之一。

在草原深處見到寶德時，她出門迎接，常年的風吹日曬使其皮膚呈黃褐色，寶德會說蒙語和當地漢化的方言，談話間時常大笑，散發著屬于草原兒女的爽朗。一輩子待在草原，養在蒙古族家庭，寶德的樣貌、舉止已全然是一個草原牧民。

“養我的地方是大草原，但生我的地方在哪？”很長一段時間里，這是寶德和另一位28個上海孤兒之一的孫保衛共同的疑問。

3月初的杜爾伯特草原下了兩場雪，溝壑縱橫的地方，積雪幾天未化，不用外出放牧的日子里，寶德內心又開始了思考。關于“從哪兒來”這個問題，62歲的寶德想弄個明白。

寶德和寶德的牧場

上海娃娃

“爸爸想要小子，媽媽想要姑娘，最后我來了。”1961年，寶德三歲，作為“三千孤兒”之一，從上海來到四子王旗，成為牧民的女兒。

八九歲時，寶德第一次知道自己是孤兒。那時她剛開始念書，牧區來了幾個下鄉的知識青年。他們逗寶德玩，說她是上海的娃娃，被抱養來的。那時寶德的漢語不好，聽得懂一些，但反駁的話不會說，內心既生氣又委屈，下了學就立馬跑回家跟爸爸媽媽“嘮叨”。

“那個時候父母第一次告訴我，我是上海孤兒。”但年幼的寶德選擇不相信，覺得父母也是逗她，氣乎乎地說“都是胡說的”。

同一時期，在四子王旗第三小學的孫保衛，因為磕磕碰碰的小事與同學打架，對方氣急了揭他短，說他是沒人要的孤兒，孫保衛更憤怒了，連打架的氣勢都猛了幾分。

“打架的次數多了，有時候回家我會告訴母親，但她對‘上海孤兒’這事好像特別忌諱，每次說，她總會找到人家家門口，弄得我也不好看。”孫保衛回憶，后來再打架，他便再不敢跟母親提了，“自己只能盡量不惹事了，即使惹了事，也是打得過就打，打不過拉到”。

什么時候開始覺得自己真的是上海孤兒呢？寶德和孫保衛回憶，大約是上了中學后，身邊陸續有人跟他們提起那段歷史。當時，孫保衛班上就有三四個上海來的孤兒，“雖然不能說、不能問，但大家也都心知肚明了”。

寶德的父母其間又提起幾次當年的情況，向她解釋因為不能生育所以才領養了她，寶德才開始慢慢地接受并相信這個特殊的身份。

寶德說，那時候還沒“國家孩子”這一說法，除了故意挖苦的人，很少有人直接叫他們“上海孤兒”，往往叫作“上海娃娃”。

草原兒女

在養父母的眼中，上海娃娃來到自己家，就是自己的娃娃，是草原的孩子。

父母特別疼愛寶德。1960年代的草原，能去上學的孩子不多，但她去了，一上就是8年；“文革”期間，父親被抓走的時候，擔心的不是自己，而是寶德會不會因為自己的身份在學校受欺負......

初中畢業時，寶德準備考中專。“我成績一直很好，要考絕對能考得上，”寶德回憶，“只是當時出了點岔子，我自己放棄了，之后成了牧民。”

在牧區，寶德的家庭條件算得上富足，由于舍不得家里唯一的女兒，20歲那年，父母做主給她招了女婿。成親那天，家門口摞著彩車、禮品，屋前屋后站滿了親友，年輕的寶德身騎駿馬，意氣風發。

年輕時的寶德和她的父母

之后的草原生活忙碌且累。在四子王旗瀚烏拉嘎查，寶德擁有5100多畝草場，羊群最多的時候有500多只，每天喂羊、喂牛、放牧，等大羊生了羊羔，把小羊養三四個月，稍大點就能拿去賣錢，日復一日。

羊群乖乖吃草的時候，寶德就能停下來歇會，“草原大啊，一眼望不到頭，也沒有人家......”那時，寶德會想起已經離世的養父母，雖然自己是抱養來的，但養父母待她比親生女兒還親；也會想著，養育她的是內蒙古大草原，但生她的地方是哪呢，她想去弄個明白，但家里走不開，總沒有實現。

60歲的孫保衛在四子王旗經營著一家獸藥店

相對于寶德在牧區的安定，孫保衛的大半生則起起伏伏，“有很多故事”。“文革”結束，平反后落實政策，當過知青的孫保衛被分配到四子王旗食品公司，“那時沒有禮拜天，就一直干”；國企改革后，孫保衛成為下崗工人，就琢磨著和人合伙開冷庫，蓋屠宰場；年紀越來越大，干不動了，最近幾年，孫保衛又在旗上經營著一家獸藥店。

“如果當初沒來到草原，那會是怎樣的人生，擁有什么樣的命運？”60多年來，孫保衛無數次想過這個問題，像是一種游戲，內心推演出許多種可能。“人的一生轉折點很多，如果不是自然災害，我或許會在上海，但如果不是那次大遷移，我也可能連人都沒了。”

但無論如何，寶德和孫保衛都覺得，草原養育了他們，他們便是草原的兒女。

尋親希望

直到父母離世后，孫保衛才敢面對“上海孤兒”這一身份。

從小，孫保衛家境優越，享受著“相當好的待遇”。父親在四子王旗的法院工作，屬于高干，那個年代，能上托兒所的孩子少之又少，他是其中之一。高中畢業后，按當時政策，孫保衛屬于知識青年，應該下放到牧區，但家里人擔心他受苦，想方設法把他調到旗旁邊的“菜隊”。

這樣的家庭下，尋親是禁忌。年輕時，孫保衛曾來到上海，在原“上海市兒童福利院”門口，他駐足很久。多年前，他從這里北上內蒙古大草原，此后的命運發生轉變，此前的與他相關的一切則徹底留白。他也好奇這處空白背后藏了什么，只是那次，他遲遲沒有進入福利院，養父母尚在，于他有恩，對他而言，尋親意味著忘恩與傷害。

2006年，逢烏蘭夫誕辰100周年，“三千孤兒”中許多人受邀參加，只四子王旗的28個孩子就來了20多個，活動持續三天，熱鬧非凡。孫保衛也參加了這次活動，當時他的養父母已經去世，他才開始陸續與其他孩子有了聯系。

紀念烏蘭夫誕辰100周年活動邀請不少上海孤兒參加，寶德和孫保衛都在其中

“回去尋親的愿望大家都有，尤其是過了60歲，生活穩定下來，就會有疑問，到底我們的根在哪？”答案至今是未知的，孫保衛覺得“到了這個年紀，沒什么希望了”。

同樣的話，寶德從家人、親友以及其他孤兒那里也聽到過許多次，尋親的念頭因此也一點點的往下壓。

直到2017年，錫林浩特來了幾個尋親的南方人，其中有個哥哥，在大饑荒中弄丟了妹妹，之后找妹妹找了50年。“他在錫林浩特驗了DNA，竟然真找到了妹妹”，那一年，妹妹已經64歲。

聽到這個消息，寶德心中重新燃起了希望，想著“這次說什么也得做DNA”。后來寶德去了，只是老鄉勸她：“年輕時也許還有機會，咱們這個年齡就不必要了......”那一次，寶德猶豫許久，終究沒驗成DNA。

最近幾年，兒女相繼成人、成家，寶德也把牧場大多交給了兒子打理，壓在身上大半輩子的擔子，忽然之間就輕了起來。閑暇時，寶德愈發想去上海看看。

“也不一定尋親，去踩踩生我的那塊土地也成。”只是，寶德的想法至今沒得到家人的支持，因此只能擱置。

國家孩子

事實上，2002年，28個孩子中的10多位曾回到上海尋根訪問。

當時他們已是中年，其中有醫生、教師、牧民、高級工程師，還有地方政府的官員。如今他們都是過了60歲，大都已經退休，卻仍未找到當年的親人。

關于“從哪兒來”這個問題，四子王旗的28個孩子都沒弄明白，更遺憾的是，其中已有三位孩子離世。

但值得一提的是，當年的“三千孤兒”如今成為了彼此的親人，有著一個共同的稱呼——“國家的孩子”。

“大約是智能手機普及后，無論是四子王旗的孩子，還是整個內蒙古的“三千孤兒”，都建立了聯系。”孫保衛稱，他們“國家孩子”有個近500人的微信群，每年都會聚上好幾次，與四子王旗的“國家孩子”則聯系更密，常常一起吃飯聊天，盡興時都忘了時間。

孫保衛記得，近年來，“國家孩子”之間組織過多次大聚會，前年在呼倫貝爾的那次來了很多人，曾經的“三千孤兒”如今是蒙古族、漢族、回族、達斡爾族、佤族......模樣不同、服飾各異，有人說漢語，有人說蒙語，話題從饑荒年代聊到當今時事，從家長里短聊到國家未來，天南、地北、大雪、草原......仿佛“什么都感興趣，什么都能說”。

孫保衛覺得，這或許是全世界最大的家庭，擁有著最多的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