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洋、金壽福（章靜繪）

《黑色雅典娜》是馬丁·貝爾納最出名的作品。這部作品兼具爭議性和影響力，迄今已經被翻譯成東西方十余種文字。全書的結論是古典文明的深厚根源在于亞非語文化，但在十八世紀以后，主要由于種族主義的原因，這些亞非語文化的影響遭到系統的忽視、否定及壓制。貝爾納試圖顛覆以歐洲為古典起源的傳統研究思路，本書出版之后，即激起學術界的軒然大波。2020年，南京大學出版社與三輝圖書將三卷本《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亞非之根》一并出齊，又邀請復旦大學歷史學系黃洋、金壽福兩位教授與該系青年教師李思琪就《黑色雅典娜》做了一場對談，本文系對談整理稿，內容有刪節，文字經兩位教授審定。

《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亞非之根》（三卷本），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出版

李思琪：《黑色雅典娜》卷一主要討論不同歷史時期人們對古希臘文明的起源的不同看法。貝爾納在其中提到了兩種不同的理解模式：一種是“古代模式”，另一種就是“雅利安模式”，請問這兩者之間有何區別？

黃洋：貝爾納在《黑色雅典娜》中提出一個鮮明的看法——古代希臘文明的根源是在“東方”。這個東方不包括中國或者印度，相對希臘文明、羅馬文明來說，古代世界的東方是指西亞和北非。貝爾納提出，古代希臘文明的根源是在亞洲和非洲，所以這本書英文版的副標題是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直譯成中文就是“古典文明的非亞根源”，貝爾納所稱“古典文明”，其實指的是古希臘文明。

貝爾納提出這樣一個觀點：從1785年至1985年這兩百年的西方古典學或者說古代希臘文明研究，系統地忽視了“東方”——也就是西亞和北非——對希臘文明的影響。在這兩百年間，歐洲學者對古希臘文明的研究建構了一個主導性的模式，即所謂“雅利安模式”。貝爾納認為“雅利安模式”的一個核心是，歐洲的學者傾向于把希臘文明建構成白種人即雅利安人——也就是印歐語系民族——進入希臘以后創造的一個文明。學界一般認為，印歐語系民族最早的發源地在黑海和里海的北面，是從北方來的一個白種人民族。他們中的一部分進入希臘后創造了希臘文明。因為是北方來的白種人，對這個印歐語系民族，傳統上有一個說法：他們是雅利安人。貝爾納批評說，這個“雅利安模式”是種族主義的。

貝爾納要論證自己的觀點，就要先顛覆兩百年來的西方古典或希臘文明研究的傳統——“雅利安模式”。他說這個傳統是有問題的，問題在于這個傳統不是從古代的文獻和證據推導出來的一個結論，而是由歐洲這兩百年來的價值觀念所導致的。這個價值觀念，包括啟蒙以來的進步主義傳統、德國浪漫主義傳統，以及更要命的種族主義傳統。這些傳統疊加起來，使得歐洲學者把希臘文明想象成一種純種的白種人文明，就徹底地切割了以及系統地忽視了“東方”對希臘文明的影響，所以他要把這個模式推翻。

貝爾納認為，從古代的文獻以及希臘的文獻看，從古希臘的悲劇詩人埃斯庫羅斯到歷史學家希羅多德再到哲學家柏拉圖，他們都接受希臘文明的源頭在東方、在埃及——更具體來說，是埃及和西亞。因此他說，希臘人自己理解他們文明根源的模式，和近代以來歐洲學者建立的模式是不一樣的，他把這個模式叫做“古代模式”。他認為“古代模式”更貼近真實的歷史，至少從歷史文獻材料出發，這個模式更有說服力。

《黑色雅典娜》的第一卷就是針對整個歐洲的學術傳統，以古代希臘文明研究為核心的學術傳統，包括古代埃及文明的研究、古代西亞文明的研究，他要去分析這個學術傳統，要顛覆這樣一個模式。在第二卷、第三卷中，貝爾納試圖論證他所說的“古代模式”，當然他利用的不只是古代希臘的史料，還利用了古代埃及、古代西亞的史料，尤其是腓尼基、希伯來文明等廣泛得多的史料來源。這其實是非常不容易的工作。因為在現代學術中，這幾個領域都是不同的學問，比如說研究埃及的是埃及學，研究古代西亞的是亞述學、希伯來研究，研究希臘的是古典學。絕大部分學者如果在其中某一個領域能夠摸到門道，那就已經了不得了，可是貝爾納要把這些都打通，融合起來寫這本書，大家可以想象這個難度是多么大。

金壽福：想真正理解《黑色雅典娜》，首先要了解貝爾納（一般翻譯成伯納爾）的背景。他的父親是有愛爾蘭血統的猶太人，一個激進的科學家，1953年獲得斯大林和平獎；母親是著名埃及學家加德納的女兒，一位有激進傾向的女藝術家。加德納以一己之力編纂了具有象形文字入門書、語法書和詞典等多種功能的《埃及語語法》一書，一百多年以后，它仍然是埃及學家和古埃及文化愛好者必備的參考書。因為父親是殷實的實業家，加德納一輩子保持自由埃及學家的身份，并提攜和資助年輕的同行。我估計貝爾納在一定程度上繼承了祖輩優越的家庭條件和父輩的激進思想，這一家庭背景與他之后的學術生涯有密切的關系。貝爾納曾經稱自己的外祖父是“種族主義者”。

馬丁·貝爾納

貝爾納在劍橋大學的博士論文研究的是中國的無政府主義，后來在美國康奈爾大學任教，對中國，尤其是對“文化大革命”持同情和支持的態度，他也是反越戰運動中的激進分子。

對我們今天的話題最為關鍵的是，身為頗有成就的漢學家，貝爾納為何要改行，他又如何成為研究西亞、北非與希臘關系的名噪一時的專家？坊間流傳多種說法，其中有一個版本說，他遇到了學術上的中年危機：一方面是感到在研究潛力上有些后勁不足，另一方面，美國的漢學研究大約在上世紀七十年代逐漸進入日益固化的狀態，令他感到不滿。1976年，毛澤東逝世，之后中國走上改革開放的道路，美國對越南的戰爭也接近尾聲。這些均在不同程度上促使貝爾納改變研究方向，他萌發了要尋找自己的猶太根源的念頭。

據說， 1979年的某一天，貝爾納在倫敦一家書店翻看一本由著名埃及學家切爾尼編纂的《科普特語詞源詞典》。科普特語為古埃及語言的最后一個階段。圣書體、祭司體、大眾體是象形文字繁簡不一的書寫體系。基督教傳入埃及以后，埃及人認為象形文字有偶像崇拜和褻瀆神靈之嫌，相信這種圖畫文字已經不適合用來書寫《圣經》，因此決定用希臘字母轉寫象形文字，創造了字母文字——科普特文。貝爾納在《科普特語詞源詞典》中發現，許多希臘語詞匯在淵源上與科普特語相關。有些評論家稱，貝爾納撰寫《黑色雅典娜》的種子是此時播下的。這個觀點有點偏激，但是也道出了貝爾納的研究方法的一個主要特征，就是把重大的學術論點建構在兩種語言中個別詞匯的相似性之上。古埃及人用希臘字母轉寫自己之前的語言，詞匯中當然有很多希臘語成分。貝爾納認為希臘語當中百分之二十多的詞匯是從古埃及語來的，顯然是本末倒置。可以說，貝爾納《黑色雅典娜》的基礎可謂先天不足，加上他的價值取向經常與建制派相反，我感覺他的著作確實富有挑戰性，但是實際效力多大，真的很難說。

他這本書出版之后，我估計，也達到了他事先預定的目標，就是要引起學術界的爭論。剛才說過，他在漢學界有點山窮水盡的感覺，要是轉行的話，該怎么進入古典學界或者是其他的領域呢？如果按部就班，他只能跟在別人后邊，唯一的辦法就是發起挑戰。正因如此，我們不能指望他的著作完全基于確鑿的證據：一個人半路出家，試圖撼動古典學界眾多學者長期建構起來的學術框架，只能說勇氣可嘉。

李思琪：貝爾納解釋“古代模式”時，常常會引用一些古希臘的學者、作家的作品，比如引用希羅多德的《歷史》，我想知道，這在古典學家看來，歷史可靠性如何？有沒有爭議？

黃洋：希羅多德的《歷史》在西方史學傳統里是一部奠基性的著作，西塞羅把希羅多德稱為西方的“歷史學之父”，但從中國人的角度來看，我們有自己的歷史學傳統，不比西方的時間晚多少。要說《歷史》的真實性，這個問題就非常復雜了。什么叫真實性？按照現代人的標準，當然它有很多記載可能是不真實的。但在二十世紀尤其是后半期以來，歷史學對真實性問題進行了深刻的反省和反思，所謂的真實性是啟蒙理性和科學理性的產物。對歷史研究、歷史著作唯一的評價標準就是記載是不是真實。也就是說，十九世紀歐洲史學的一個標準成了一個放之四海的標準——不只是其他民族要適用這個標準，甚至是人類歷史上任何時期的一部作品，其作者也要為真實性負責。我認為，從某種意義上來講，這是歐洲現代性霸權的體現，這方面中國人的反思不多，但是印度的歷史學家對這個問題反思就比較多。

今天的學者會把“真實性”的問題相對化，或者說，就是不去窮追這個問題，反過來會去探討為什么希羅多德會這么去書寫，為什么在希羅多德看來會是真實的？他所在的社會對“真實”的觀念是什么樣的？所以，才會有不同的視角。從我們的視角來看，當然他是不真實的。

貝爾納在《黑色雅典娜》中引用希羅多德、埃斯庫羅斯等，比如希羅多德談及埃及的時候，說希臘人向埃及人學習等等這類記述，確實是希羅多德所記。那么，貝爾納就認為這些都是真實的——不僅僅是說，這些對希羅多德來說是真實的，對我們來說也是絕對真實的。但事實上，對希羅多德而言是真實的東西，對我們來說不一定是真實的，要看以什么為客觀標準。

按照現在的標準，對這樣一些說法，至少研究古希臘史的學者們會打一個大大的問號，或者要去進一步研究、考證：希羅多德說 “希臘人跟埃及人學”，那么，到底哪些是跟埃及人學的？問題要一個一個地去證實。

金老師說這本書有巨大的沖擊力，有很大的學術貢獻，但是它也的確有很多的問題——它對一些比較復雜的古代記載，簡單化地理解，或者說絕對化地理解了。

李思琪：黃老師寫過一篇文章“Invention of Barbarian and Emergence of Orientalism: Classical Greece”，討論到野蠻人的形象，還有東方主義在古典希臘文明中的出現。其中講到，在希波戰爭之后，亞洲人就被希臘人塑造成野蠻人的形象。而貝爾納所定義的雅利安模式，根據他的論證，好像是在十八世紀以后的歐洲社會才出現的例子。對照您的這篇文章，是不是表示其實這種思維模式可以追溯得更早？

黃洋：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問題。

李老師提到我的文章，我做一點解釋。大家可能知道，古代希臘人和中國人有一點非常像。古代中國人把世界分成兩個部分，住在中間的是華夏，四周的是蠻夷；華夏當然是文明的，是禮儀之邦；蠻夷則是落后的，甚至野蠻的。在這個觀念上，希臘人和中國人特別像。公元前五世紀，尤其在希波戰爭之后，希臘人也是把世界分成希臘人和蠻族人兩部分，這在文獻中、在藝術包括雕塑和繪畫中都有體現。希羅多德的《歷史》一開頭就講“哈利卡納索斯人希羅多德在此發表其研究成果，以使人類過去的事不致因時間流逝，使希臘人和蠻族人偉大而令人驚嘆的事跡不致變得湮沒無聞”，這是很典型的。除了希羅多德，其他很多古典作家也有這樣的表達。希臘人把他們自己以外的所有人都叫做蠻族人，這個詞在希臘語中是β?ρβαρο?（barbaros），英文的barbarian就從這個詞來。我的文章是要說明，希臘人把所有的外族人都稱為蠻族人這樣一個一般性觀念是怎么產生的，即文中所說的蠻族人概念的發明（Invention of Barbarian）。文章后一部分，我是在講東方主義的起源，受愛德華·薩義德那本書的影響——國內翻譯成《東方學》，我覺得這個譯法是錯的，應該翻譯成《東方主義》——他講的東方主義，我認為在古代希臘就產生了。薩義德指出，所謂“東方主義”，簡單地說，就是歐洲知識界把“東方”即伊斯蘭世界描繪成與歐洲文明對立的世界。歐洲被建構成一個民主、文明、自由的世界，伊斯蘭世界則被構建成一個野蠻、落后、專制的社會。如果說到東方主義的起源，古代希臘人就已經是這樣了，尤其是把波斯帝國及其治下的其他民族都描繪成蠻族人——他們是低劣、專制、不文明的，甚至說他們的長相、品性都比希臘人低劣。我那篇文章，講的是這些。

《東方主義》，薩義德著

李老師的問題說，如果希臘人已經這樣看的話，那么所謂的雅利安模式在古代希臘不就已經有了嗎？那么，貝爾納怎么看這個問題？首先，他沒有講這是古代希臘人的東方主義——古希臘人當然不知道雅利安這個概念，這是后世歐洲人提出來的。他也認識到，尤其在公元前五世紀，希臘人把其他的民族都看作蠻族人。在第一卷第一章論及修昔底德的時候，他說希羅多德、柏拉圖，他們都承認希臘人是向埃及學習的，希臘人有一些埃及人或者腓尼基人的祖先如卡德摩斯、達那奧斯等，但是修昔底德只字未提，而且把那些人都看成蠻族人，似乎很鄙視。貝爾納說這是修昔底德的民族主義思想在作祟。他也說，在公元前五世紀，把其他人都看作蠻族人的觀點是希臘的民族主義的典型表現。然后他還講到，這是修昔底德的“傲慢”，用了arrogance這個詞。現在學界認為，希臘人把其他民族刻畫成蠻族人是他們構建民族認同的一種方式，但這個方面貝爾納顯然是不太了解的，所以他簡單地說這是一種希臘人的“民族主義”，用了nationalism這個詞，也好幾次提到這是希臘人的傲慢。大家想一想，這是一個令人滿意的歷史解釋么？你當然可以斥之為傲慢，但這是一種價值判斷，不是一種歷史解釋。在這一點上，我覺得是有問題的。所以貝爾納淡化希臘人將其他民族看成蠻族人這件事，因為這與他的古代模式是沖突的。他想要建構起自己的古代模式，不說雅利安模式在古代希臘就有。這是我的一個理解。

李思琪：謝謝黃老師，接下來的問題也與雅利安模式有關，兩位老師可以發表自己的意見，你們覺得“雅利安模式”這個詞有沒有問題？或者說，有沒有爭議？

黃洋：我先講講我的一種理解。

這個詞引起了巨大的爭議，因為“雅利安”這個詞當然在傳統上是歐洲人使用，也是歐洲人發明的一個概念。在早期，“雅利安”指的是印歐語系民族，或者說是白種人的一個代名詞。比如我前面講到雅利安人進入印度，但因為納粹宣揚德國人是純種的雅利安人，這個詞就和“納粹”聯系在一起了。所以學者們一般會避免用這個詞。這也是引起學者們很大不滿的一點。

像金老師說的，貝爾納為了一炮打響，或者從一位學者的抱負來看，為了建構一個宏大的解釋模式，他當然要提出比較有沖擊力的概念，這其實有點過火了。貝爾納在康奈爾大學政府管理系任教授，他的同事、康奈爾大學的古典學教授約翰·科爾曼（John Coleman）寫文章批評他，其中就特別指出，用“雅利安模式”是不合適的。因為在現在的語境之下，“雅利安”就是白人種族主義的一個概念，用這個概念來建構一個歷史解釋的模式是不妥的。另外一位美國學者瑪麗·萊夫科維茨（Mary Lefkowitz）是衛斯利學院（Wellesley College）的古典學教授，她覺得，這樣一頂帽子一旦扣下去，所有古典學家都成了種族主義者。這是大家對貝爾納不滿的一個原因。

金壽福：我想從埃及學角度說一下。不少歐洲學者在十八世紀就指出，“雅利安”這個稱呼是有問題的。貝爾納后來也親口承認，他選一這個詞有點故意為之。“黑色雅典娜”這個書名也并非貝爾納的本意。據貝爾納回憶，完成第一卷之后，他跑了很多出版社，“體制內”的出版社不愿出版這本一眼就可以看出有爭議的書稿，加上國外的出版社又有嚴格的外審制度，他到了走投無路的境地，幾乎放棄了出版希望。最后，他的一位小出版商朋友答應出版，可能是為了銷路，鼓動貝爾納采用“黑色雅典娜”這樣一個吸引眼球但缺乏學術依據的書名。需要補充的是，貝爾納起初并沒有非洲中心主義傾向，后來才有意無意地與持這個信條的人走到一起。

歐洲人對古希臘和古代近東的認知和評價經歷了一個變化過程：從文藝復興時期對東方包括埃及在內的文明的推崇，到逐漸劃清界限——歐洲是我的歐洲，歐洲以外的人或者因為膚色，或者因為語言和宗教，被視為“他者”。在十七世紀，歐洲人講到希臘的時候，推崇斯巴達超過雅典，在講古典時期的時候，推崇羅馬勝過希臘。到了十八世紀，風向開始轉了，這跟歐洲人當時尋求個體自由、民主等思潮都有關系。關于這一點，貝爾納在第一卷刺中了問題的要害，所以獲得的反響也比較好。盡管他的批評有過分或者以偏概全的地方，總體來說是對的。涉及第二卷和第三卷，很多嚴謹的學者期待貝爾納用確鑿的證據進一步闡述他在第一卷中提出的批評和建構的理論。但是他沒有做到，我感覺做到這一點太難了。

西方的古典學、埃及學，還有亞述學等研究西亞古代文明的學科，既有聯系，又有自身的特征，共同構成龐大的學科體系，是數十萬人花費了幾個世紀的時間才建立起來的。貝爾納如今憑借一個人的學養試圖顛覆古典學關于古希臘文明的來源和性質等根本性的認知，顯然是做不到的。至少從埃及學角度看，說古典學界或者西方學術界有一個從古代模式到雅利安模式的轉化，確實沒有令人信服的根據。在十八、十九世紀，歐洲人有貶低伊斯蘭世界、丑化埃及阿拉伯人的傾向，但是這個傾向并不涉及古埃及，這一點值得強調。薩義德揭露和批評的就是西方的這段歷史，所以他提出的東方主義理論有助于深刻、全面理解上述傾向。與此相反，西方學者并沒有否認古埃及對古希臘的影響，而是隨著象形文字的破譯和埃及考古學的誕生，設法從文字和文物等多方面證實和鑒別古典作家的記述。所以說，西方學界尤其是古典學界，對古埃及文明的態度，經歷了從主要依據古典時期的著作到對多種材料進行比較和批判的過程，這個過程很難說是從推崇到貶低或者否認和抹殺。

李思琪：講到卷二卷三，就涉及更古老的考古資料、文獻資料了。從埃及學者的角度，如果我們不講古希臘的史料，而是講到古埃及的那些史料——因為貝爾納他想證明埃及是古希臘文明的源頭，那么他就必須要證明埃及曾經殖民古希臘大陸、島嶼這些地方。金老師，根據您的研究，有沒有埃及史料講到埃及人和腓尼基人殖民希臘的呢？

金壽福：我剛才講，貝爾納的第一卷確實令人震撼，當然也有一些人不服氣，他們要拭目以待。我們做古代史研究的人知道，文獻就那么一點點，如果你仔細看，貝爾納用的基本上都是學者們早已用過無數遍的材料。他做全新的解釋，無法避免傾向性和選擇性。

貝爾納認為，埃及歷史上有三個對希臘產生重大影響（即殖民）的階段，它們分別是中王國時期、喜克索斯人統治時期和新王國時期尤其是第十八王朝。事實上，中王國是在結束第一中間期國家分裂狀態的基礎上建立的，君主的主要精力在于鞏固其統治權。第十一王朝的末代君主被其宰相篡位，第十二王朝的開國君主死于宮廷政變，都說明政局的動蕩。考慮到這一歷史背景，埃及人在這個時間把勢力擴張到克里特島或愛琴海島嶼甚至希臘本土，顯然不太可能。有意思的是，希羅多德說，在今格魯吉亞西部有一個叫做科爾基斯的地方，有關金羊毛的希臘神話與此地相關。希羅多德說他在這里碰到了一群黑皮膚、卷發、厚嘴唇的人，感到奇怪，問他們的身世，他們說自己是埃及人。希羅多德后來到埃及，就此事詢問當地人，沒人能給出答案。貝爾納則認為，希羅多德所言就是埃及人在中王國時期向外擴張的證據。學界對這一不同尋常的史料的解釋是，在埃及第二十五即具有黑人血統的努比亞人建立的王朝時期，亞述人攻打了埃及，這些亞述人返回時擄走了一批俘虜。

關于喜克索斯人的族群和語言歸屬問題，學界一直有爭議。有些學者以為他們是胡里安人的一支，有的則相信他們的語言屬于閃米特語系。不管怎么說，最新的考古發掘結果說明，喜克索斯人在埃及行使統治權的同時，與他們在宗教文化方面同根同宗的人在今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區建有王國，并且與克里特等地有貿易往來。具有典型米諾斯文明特征的濕壁畫在巴勒斯坦出土，在埃及尼羅河三角洲喜克索斯人的都城也被發現。多數學者認為，米諾斯藝術傳播到地中海東岸和北岸，傳播者是來自克里特島的藝人，他們像游吟詩人一樣，把人們喜聞樂見的主題帶給外邊的世界。在貝爾納的眼里，這個現象只能被解釋為原來居住在埃及的喜克索斯人殖民到克里特。

古埃及壁畫上，喜克索斯人穿著色彩鮮艷的衣服

在貝爾納所說的第三階段，確切地說在新王國時期的第十八王朝，位于今盧克索尼羅河西岸的官吏墓中出現了描繪來自克里特島、邁錫尼等地的人的壁畫。古埃及人把這些遠道而來的人刻畫成朝貢者的樣子，學者們則認為他們是生意人。另外，這個時期的王室雕像試圖暗示，克里特島、愛琴海地區均被踩在埃及國王的腳下。這是埃及法老強調其權力和勢力的慣用手法，貝爾納則把這個時期的埃及稱為“帝國”，以為在克里特等地發現埃及風格的物品都是這個帝國存在的可靠證據，實則不然。在談論古埃及人是否向外殖民的時候，我們要考慮埃及的地理環境和埃及人獨具特色的人生觀和來世觀念。希羅多德說埃及是尼羅河的贈禮。確實，比較當時的環地中海區域，埃及無疑具有很多優越性，正因為如此，埃及人趨向于安居樂業。在教諭文和其他文學作品里，最不幸的命運就是背井離鄉。古往今來，移民出于兩個原因，一是目的地優于居住地，二是居住地天災人禍。在古埃及，這兩個原因似乎未曾達到讓大量人群漂洋過海的程度。最重要的是，古埃及人相信，離開了由尼羅河谷地和河西岸沙漠構成的特定空間，由來已久的來世就不復存在。正是在這樣的語境中，古埃及孝子的最有效證據就是把不幸客死他鄉——不管是因為做貿易還是打仗——的父親軀體帶回埃及，按照墓葬習俗下葬。

李思琪：黃老師，根據您的理解，到底古希臘文明和埃及文明之間的關系是怎么樣的？是互相影響，還是有更深一層的聯系？對貝爾納所理解的埃及文明和古希臘文明之間的聯系，您怎么看？有沒有沖擊感或者認同感？

黃洋：這也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金老師剛剛已經講了，貿易往來，手工藝、文字的交流，比如說希臘人從腓尼基人那里借鑒文字，這種關系很密切，相互的影響也很多。這是我們現代人往往比較忽視的。我們不太能想象古代文明之間的相互交流和影響。像地中海東部世界還比較好理解，因為距離都比較近，通過地中海來往也比較方便。但即使是相隔很遠的古代文明之間，也會有影響、有往來，盡管可能是間接的。

比如說中國古代文明，至少從商代開始，就受到伊朗高原甚至受到兩河流域的一些影響，尤其像青銅器的紋飾等等，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只是原來讀到過一些，但是這個影響是存在的。所以，古代文明之間哪怕相隔遙遠，也會存在相互的影響。

回到我們這個主題，像埃及、西亞對希臘文明的影響，學界其實在貝爾納之前早就認識到，有些學者也做過相當多的一些具體問題的個案研究，比如說貝爾納提到兩位做古代西亞研究的學者塞勒斯·戈登（Cyrus Gorden）和邁克爾·阿斯圖（Michael Astour），他們分別研究古代腓尼基文明、猶太文明對邁錫尼文明的影響。另一位英國有名的古典學家叫馬丁·韋斯特（Martin West），他在1971年就出版過《早期希臘哲學和東方》（Early Greek Philosophy and the Orient），提出早期希臘哲學受到東方甚至是伊朗人的觀念和思想的影響。

1984年，也就是貝爾納的《黑色雅典娜》出版前三年，德語世界著名的古典學家瓦爾特·伯克特（Walter Burkert）——他是研究希臘宗教的權威——就出版了一本書，后來英文譯成《東方化革命》（The Orientalizing Revolution）。它的德語初版時，書名是《希臘宗教和文學的東方化時代》（Die orientalisierende Epoche in der griechischen Religion und Literatur）。他就講，在公元前750年到前650年這一百年里，希臘的宗教和文學深受東方的影響，當然他講的東方主要是西亞。類似這種個案的研究是很多的。

如果純粹講影響是沒有問題的，但是貝爾納提出希臘文明的“亞非根源”，這到底指什么？我讀下來，覺得他是很模糊的。所謂希臘文明的亞非根源，你是講影響，還是講希臘就是從亞非來的，從埃及來的？

他在書里面講影響，用的表述是不一致的，比如他在講古代模式的時候，說古希臘的這些作家都認為埃及在希臘文明的形成中起了“核心作用”，用的是central role，另外一處他又說，埃及和西亞都對希臘有“影響”，用的是influence。包括書名“黑色雅典娜”，就如金老師剛才講的，雅典娜是一個象征。貝爾納提出了“雅利安模式”，和“雅利安模式”相對應的一個象征就是雅典娜，是一位從眾神之王宙斯的腦袋里跳出來的白種女性，她在誕生的時候就已經完全成型了。用她來比喻希臘文明是不對的。貝爾納現在提出的“黑色雅典娜”是編輯給他出的主意，這我也讀到過，但是用“黑色雅典娜”是有很多問題的——古代埃及人是不是黑種人，首先就是一個問題。很多人質疑，貝爾納用“黑色雅典娜”這個書名是不是就把古代埃及人說成黑種人，這本身就證明，貝爾納也是種族主義的——這是別人攻擊他的說法。

另外，用“黑色雅典娜”來象征希臘文明，意思就是說整個希臘文明是從埃及來的，這一點絕大部分學者都不認可。他要是說埃及對希臘產生了影響，可能大家會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