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中國區域發展表現出明顯的動態演進特征。隨著改革開放進程的推進，東部沿海地區率先發展，逐步形成東、中、西三大空間發展格局。西部大開發、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中部地區崛起等重大戰略深入實施，東、中、西部地區之間的差距逐步趨于收斂。

十八大以來，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重大戰略的相繼實施，推動區域發展進入新時期。當前中國區域經濟發展出現新情況、新問題，區域經濟發展分化態勢明顯，全國經濟重心進一步南移，中國南北方地區差距日益成為新的關注點。隨著2020年前三季度地區GDP的公布，天津市名義GDP跌出全國城市GDP排名的前十位，北方地區僅剩北京市位列其中，南北差距擴大問題再次引起高度關注。   

本研究從經濟、社會、生態和民生四個維度出發，全面刻畫和測度南北平衡發展差距，并分析背后的深層次原因。關于南北方地區的劃分，參考經濟地理的劃分標準。本研究的分析不包含中國香港、中國澳門和中國臺灣地區。

研究表明，北方地區在經濟、社會、生態和民生領域的平衡發展水平均遜于南方地區。南北經濟領域平衡發展差距逐年擴大，較為顯著;社會領域平衡發展差距加速擴大;生態領域平衡發展差距有所縮小，但仍處于高位;民生領域則由北方地區領先轉向南方地區占優?？梢?，南北平衡發展差距已經較為明顯，成為制約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障礙。   

進一步分析表明：首先，北方地區新舊動能轉換乏力、抵御經濟下行能力弱是導致經濟平衡發展差距形成的重要原因;創新能力不足進一步加劇了南北方地區經濟平衡發展水平的分化;人力資本下行壓力大是導致南北經濟平衡發展差距拉大的重要因素。

其次，公共文化資源配置失衡是拉大南北社會平衡發展差距的重要原因;養老保險統籌層次低進一步導致了南北方地區社會保障的不平衡。

第三，南北方地區空氣、水和土壤質量差距懸殊，北方偏“重”的產業結構是導致生態環境污染問題分化的關鍵因素。

第四，南北方地區之間收入差距的擴大，是導致民生領域發展不平衡的重要因素，而新一代信息技術短期內對南北收入分配格局產生新的沖擊;北方地區住房支付能力過快下降不利于勞動人口的遷入，進而對經濟發展乃至收入水平產生影響。

為實現南北平衡發展，需要在問題的關鍵節點上用力，以重點突破推動整體發展。針對南北平衡發展差距的表現和成因，本文提出以下建議:  

首先，大力培育北方地區新經濟、新動能。長期以來，北方地區經濟發展過度依賴資源和資本密集型的重工業，傳統產業的動能隨著經濟社會的演進而逐漸減弱。因此，需要在北方地區大力培育新經濟新動能，以適應新的經濟發展趨勢。

其次，強化北方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提高區域創新驅動能力，是新時期促進區域協同發展的重要任務。

第三，加強北方地區人力資本建設力度。北方地區面臨人才流失加劇、人力資本下降過快的困境。需要合理地優化配置北方教育資源，發揮教育對人才的重要支撐作用。同時，優化北方地區人才聚集環境。

第四，以文化產業助推北方地區公共文化建設發展。

第五，提高養老保險的統籌層次。推進養老保險實現全國統籌，加大養老保險金結余富余省份對養老保險金負擔較重地區的支持，解決區域發展不平衡的問題。

第六，促進區域環境協同治理。生態環境具有時間上的連續性和空間上的不可分割性特點。生態環境問題是一個整體性和全局性的問題，僅依靠單一政府、市場或社會治理模式難以達成有效治理。因此，生態環境跨區域治理是推動南北方地區生態協同發展的現實需要。

第七，縮小區域收入差距。

第八，加快城鎮基本保障性住房建設。

（本文原題“中國南北平衡發展差距研究——基于‘中國平衡發展指數’的綜合分析”，原載《中國工業經濟》2021年第2期。作者許憲春、雷澤坤、竇園園、柳士昌。）

地區差距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從總量上看，1999年至2012年，南方GDP占比維持在57%至60%之間，相對保持穩定，但2013年之后開始明顯增加，到2018年已高達62.5%。相反，2013年之后北方地區GDP占比開始明顯降低。因此，2013年被一些學者當做南北差距擴大的轉折點。此外，2016年開始，南北差距進一步擴大而沒有明顯收斂跡象。

2013年前，北方人均GDP大于南方且差距略有擴大，但2013年后差距開始縮小，尤其是2016年后，北方人均GDP低于南方。因此，觀察人均GDP的變動趨勢，2013年和2016年也是關鍵年份。

在對南北地區經濟增長率的研究中，2013年和2016年同樣成為關鍵年份。不管是從名義經濟增長率，還是從實際經濟增長率來看，2013年之后，北方增長率相對南方增長率明顯要低，但2016年后差距有所緩和。

最后，北方在全要素生產率（TFP）方面也不如南方。在近二十年里，只有2005、2006和2007三年北方TFP略高于南方。2013年至2016年間，南北TFP差距達到近二十年的最大值。

也就是說，2013年以來中國經濟地理格局出現了新情況新問題，主要體現在南北差距逐漸拉大，北方地區在經濟總量、人均量、增長速度和生產效率四個方面均遜色南方地區。

通過對中國經濟增長歷程和相關文獻的梳理，本研究發現，新時代南北差距擴大問題的本質是南北經濟增長方式轉型的問題。

1998年至2018年，資本、勞動、能源和TFP分別貢獻了74.7%、2.1%、14.8%和8. 3%的中國經濟增長率。資本拉動型經濟增長方式是可以明確的，必須也終將對此方式進行轉型。在“三期（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疊加”階段，南方轉型相對成功，北方轉型相對落后。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下，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倒逼下，北方不得不轉方式，因此承受了比南方更為沉重的陣痛。

基于此邏輯，本研究發現，2013年后南北差距擴大，是因為政府的經濟刺激計劃將本該在2008年就出現的問題推遲到了2013年?？梢哉f，南北差距問題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北方地區如果不進行經濟轉型升級，該問題遲早會出現，國際金融危機僅僅是導火索，而經濟刺激計劃則形成了短暫的隔離帶。   

轉方式、調結構是在長期內確保南北經濟差距處于合理區間的治本之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深水區”。但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轉方式收效甚微，尤其是在部分北方地區，在經歷了2008年經濟刺激之后，又走回了粗放型增長的老路。直到2015年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推出，經濟內生增長才逐漸有了起色，這一點通過本研究得到驗證。

由于北方地區已經到不得不改的地步，因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北方內生增長的促進效果更明顯，從而縮小了南北地區全要素生產率和經濟內生增長率差距。從表面上看南北差距正在拉大，但只要改革效果能夠保持住，那么北方通過轉型升級和經濟內生增長，在長期內還是會跟上來。但需指出的是，改革在北方成效顯著，很可能主要是因為北方“積重易返”，要想長期保持北方內生增長動力并不容易。

基于上述研究結論，本研究認為:

首先，中國需要繼續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供給側”和“結構性”兩個維度盤活地方資源、促進產品有效供給和需求、推動形成“雙循環”新格局，不能因為害怕承受改革陣痛就踟躕不前。

其次，北方地區不能為了縮小南北差距就把已經衰敗的產業和企業強行扶持起來，而是要有效整合資源，主動調整經濟結構和推進產業升級。

再次，本研究表明2016年起南北地區TFP和經濟內生增長率趨同得益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但要長久保持北方內生增長動力，最終是要依靠創新型要素的集聚和協同。

最后，生產要素自由流動有助于技術擴散和全國整體層面的內生增長，因此北方地區不能為了留住要素資源就畫地為牢、自我封鎖，而是要改變不合理的體制機制，營造能充分實現要素價值的經濟社會環境。

（本文原題“地區差距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三期疊加’下的內生增長”，原載《經濟研究》2020年第10期。作者鄧忠奇、高廷帆、朱峰。）

是什么決定了南北區域經濟差距的演變

本研究利用1978至2017年中國各省實際人均GDP的橫截面數據和動態面板數據，分析時空演進視角下的我國各省人均實際GDP的收斂性問題。

主要結論如下：

第一，改革開放40年（1978至2017年），中國全域經濟經歷了“收斂-發散-收斂”的過程。1990年代前，中國經濟表現出一定程度的收斂趨勢，尤其是改革開放前五年，但在整個1990年代表現出明顯的發散趨勢，2003年以后又出現明顯的收斂特征，尤其是2010年前后收斂的趨勢較為明顯。

第二，中國經濟存在“俱樂部收斂”特征（區域內部人均產出的明顯聚集），但是“俱樂部收斂”特征隨時間推移而變化：四大板塊（東北、東部、中部、西部）間從存在“俱樂部收斂”特征逐漸過渡到“俱樂部收斂”特征不明顯甚至四大板塊內部的分化，南北區域間從不存在“俱樂部收斂”特征逐漸過渡到“俱樂部收斂”甚至是“南方內部出現經濟分化，北方經濟收斂”的總體特征。這也意味著我國四大板塊間差距逐漸縮小，南北區域間差距逐漸擴大。

最后，可能是創新能力差距、人力資本流向、營商環境等決定區域創新能力的因素和城市群規模經濟效應大小影響了南北區域經濟差距的演變。

具體來講，首先，南北存在創新能力差距。根據《中國區域創新能力報告》，2013至2016年，南北創新能力綜合評價指數差距有所擴大，其中，除了知識獲取維度的差距有所下降，知識創造、企業創新、創新環境以及創新績效維度都所有上升。

其次，人才是創新的主力軍，但高人力資本的流向呈現向南發展的態勢。從2015至2017年全國排名前列的學士、碩士以及博士的畢業去向來看，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前往廣東的比例有所上升，中國科技大學畢業的碩士和博士更傾向于前往廣東以及長三角地區，長三角地區的一流高校，如浙江大學、復旦大學、南京大學等的畢業生則選擇留在浙江或上海就業，珠三角地區的一流高校中山大學的畢業生在選擇留在珠三角，甚至更高比例的高學歷人才前往深圳就業。但南開大學、四川大學等高校就業有明顯的地域特征，在天津或四川及西部地區就業比較多。

再次，營商環境的差異影響創新活動。目前，高新技術企業主要分布在京津、珠三角、長三角和中西部強省會城市，廣東省的高新技術企業數量甚至超過江蘇、浙江和山東三省之和。《2019年全國經開區營商環境指數報告》顯示，長三角和珠三角營商環境指數最高。良好的營商環境有助于消除轉型經濟中的尋租影響，促進企業創新。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規模較大的區域性經濟中心是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長三角和珠三角作為南方重要的城市群，京津冀作為唯一可與其媲美的北方城市群，在城市群規模上的差異也是南北經濟差距擴大的重要原因。

（本文原題“中國區域經濟差異與收斂的時空演進特征”，原載《經濟地理》2020年第10期。作者董雪兵、池若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