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全國兩會期間，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副會長、全國政協委員朱征夫提交《關于公開征集嫌疑人犯罪線索不妥的提案》，受到廣泛關注。朱征夫委員向媒體表示，公開征集嫌疑人犯罪線索的現象愈演愈烈，甚至成為一些地方的辦案標配，但這些做法涉嫌有罪推定，存在嚴重的法律弊端。

與有罪推定相反的法律原則自然是無罪推定，其具體指：任何人在未經依法判決有罪之前均應視為無罪；被告人不負有證明自己無罪的義務，其不能因為沒有或不能證明自己無罪而被判決為有罪。

無罪推定被公認為現代法治國家刑事司法的通行原則。那么，為何要實行無罪推定而不是有罪推定呢？筆者不揣谫陋，對此法學問題進行統計學與經濟學的跨界思考，希望能對讀者朋友們有所啟迪。本文的一得之見是，無罪推定與統計學中假設檢驗體系的設定方式在道理上相通，且均遵循經濟效率法則這一底層邏輯。接下來，我們首先對假設檢驗這個現代統計學的核心概念進行舉例說明。

假若我們嘗試基于證據來回答“房間里是否有跳蚤”這個問題，則按照統計學解決問題的基本程序，第一步就是設定所謂的原假設：房間里沒有跳蚤，而“房間里有跳蚤”成為與原假設相對應的備擇假設。原假設與備擇假設一起組成一個完備的假設檢驗體系。

在假設檢驗體系構建完畢后，證據登場。“堅持讓證據說話”，只有在房間里至少找到一只跳蚤，我們才能推翻“房間里沒有跳蚤”的原假設，接受“房間里有跳蚤”的備擇假設。由此不難看出，雖然原假設與備擇假設對應，但兩者的地位其實并不對等——原假設除非被證據有力反駁，否則就不應被拒絕。用統計學行話講，就是“原假設受到保護”。

至此，無罪推定何以與假設檢驗體系設定方式相通就十分清楚了——“被告人無罪”其實就是法律判決中的原假設，而“被告人有罪”乃相應的備擇假設。非常重要的是，“被告人無罪”作為原假設是受到保護的。亦即，除非被控方所提供的證據有力反駁，否則應“疑罪從無”。

從底層邏輯看，無論是法律判決實行無罪推定，還是“房間里沒有跳蚤”被設定為統計學假設檢驗的原假設，均遵循經濟效率法則。所謂經濟效率法則，是指原假設的設定應該使得舉證反駁亦即證偽的成本最小化。我們不妨首先基于“跳蚤”案例，具體考察一下統計學中假設檢驗體系的設定是如何體現經濟效率法則的。

第一種假設檢驗體系設定方式是，原假設為“房間里有跳蚤”，而備擇假設為“房間里無跳蚤”。我們注意到，此時反駁原假設可能需要承擔很大的舉證成本——由于在某一角落未發現跳蚤并不意味著跳蚤不會出沒于其他角落，則為了反駁原假設，我們或許不得不對房間的每個微小角落都展開仔細搜尋。

第二種假設檢驗體系設定方式是，原假設為“房間里無跳蚤”，而備擇假設為“房間里有跳蚤”。顯然，只要從房間任何一個角落發現跳蚤，就有力地反駁了“房間里無跳蚤”這個原假設。因此，在設定方式二下，反駁原假設所需承擔的舉證成本相對小很多。

從以上分析可知，以方式二作為統計學設定假設檢驗體系的標準方式，就是將更容易收集證據對其進行反駁的命題設定為原假設，完全符合經濟效率法則。尤具啟發性的是，遵循經濟效率法則亦意味著遵循了科學哲學中的證偽法則。

所謂證偽法則，是指一個科學的命題應具有可證偽性，亦即存在被經驗證據推翻的可能性。例如，日常生活中有“心誠則靈”一說。由于“不靈”總可歸因于“心不誠”，這一說法就不滿足證偽法則，從而不是一個科學命題。那么，證偽法則如何與經濟效率法則相聯系呢？

道理其實挺簡單：倘若對一個命題進行舉證反駁的成本很高，以致舉證反駁不可行，則將此命題設定為原假設就違背了證偽法則。一個例子是，在爭論宇宙中是否有外星人時，有人將“外星人存在”設定為原假設。由于此處不存在外星人并不意味著彼處也不存在，而將浩瀚無垠的宇宙搜尋一遍又不可行，以“外星人存在”作為原假設明顯違背證偽法則。

當某一命題因舉證反駁成本低而被設定為原假設時，其原本很容易被反駁，但若最終卻未被駁倒，則表明用來反駁原假設的證據缺乏說服力，不足以支持備擇假設的成立。由此可看出，證偽法則蘊含了“堅持讓證據說話”的思想。

回到法律判決上來。通過與“跳蚤”案例類比，我們很容易理解，無罪推定符合經濟效率法則，同時亦體現證偽法則及其所蘊含的“堅持讓證據說話”思想。不過一個問題是，正義一直被視為法律的一大主要價值目標，而經濟效率法則構成法律判決的底層邏輯是否與之相悖呢？

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就引出了關于正義問題的經濟學觀點。與大眾一樣，經濟學家固然期望生活在一個充滿正義的世界里。但“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經濟學家會關注實現正義的成本。例如，與健全司法體系、建造法庭與監獄、聘用法官與警察等有關的公共支出，均屬于實現正義的成本，最終要靠更多的稅收去“埋單”。

實現正義需要成本，而社會資源卻是有限的。因此，若按照純粹的經濟學邏輯，則正如法經濟學代表人物波斯納所言，“對于公平正義的追求，不能無視代價。”經濟學與其他學科一樣，難免會陷入“片面的深刻”，但在更寬廣的視角下，經濟學邏輯與正義價值目標其實存在一致性。原因是，法律判決遵循經濟效率法則，有利于正義的最廣泛實現——倘若任何法律判決都可以不計成本，則大量案件將因司法資源不足而無法獲得高效、公正的審理。值得額外強調的是，如果違背經濟效率法則進行有罪推定，那么被告人還可能因自證無罪的成本過高而放棄申辯，結果導致冤案叢生，正義無法實現。

在這里，還有必要澄清“無罪”這一表述的精確含義。日常生活中，人們常將“無罪”與“清白”混為一談。然而，在法律判決中宣告被告人無罪，僅意味著目前無證據表明其有罪，并不意味著其是清白的。相應的是，在統計學的假設檢驗中，原假設未被推翻僅意味著備擇假設缺乏有力證據支持，并不意味著原假設為真從而應被接受。當原假設未被推翻時，規范的統計學表述是“不拒絕原假設”，而非“接受原假設”。顯然，“接受原假設”這一不規范的表述相當于在法律判決中宣告被告人清白。

最后，要提醒的是，如果人們誤以為，“無證據反駁無罪推定”證明了“被告人是清白的”，或者“無證據可推翻原假設”證明了“原假設為真”，就陷入“訴諸無知”這一著名的非形式邏輯謬誤——人們僅因無證據表明一件事物是錯誤（正確）的，就斷定其正確（錯誤）。科學哲學中，有一句揭示“訴諸無知”謬誤的格言，那就是：“缺乏證據不是證偽的證據（Absence of evidence is not evidence of absence）”。

（作者姚耀軍為浙江工商大學金融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