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語】

2018年的早春，我又一次來到曼哈頓下城。這是我2003年離美回國后的第三次重返紐約。華爾街在經歷了恐怖襲擊、金融風暴等一系列暴風驟雨之后，似乎已經恢復元氣。

我站在紐約證交所大樓前的時候，道指正在向25000點發起沖擊。我依然記得 “9·11”之后，道指狂瀉至8000多點時，電視上出現的人們的恐懼表情。

不遠處，“9·11”紀念碑中波光粼粼的水面上，映射出新世貿大廈的壯麗身影。華爾街沒有倒下，它講述了一個帝國重振的故事。

但這不是一個完整的美國故事。僅僅三年之后，我在電視上看到揮舞著棍棒的憤怒人群沖進國會，尖銳而激烈的對立將整個美國分解成了“政治部落”。

這也是一個美國的故事。兩個故事，構成了一個真實的美國。

在大選獲勝之后，美國新總統拜登講的最多的就是“團結”（unity）。這讓我想起了“ 9·11”恐怖襲擊發生時的一些事情。當時我在紐約。

那段時間，我在曼哈頓大街上看到許多標語，不少都帶有“United”（聯合、和諧之意）的字樣。其中一個標語牌寫著：“ United，we stand up。”（意為團結起來，我們挺身而立。）

這個詞也提醒了我們，美國本來就是一個“合眾之國”（United States）。

2001年9月13日，紐約街頭有很多人打出標語，相互鼓勁。這兩位年輕人的標語牌上寫著：我們不會讓他們摧毀我們的精神。

在美國總統標徽上和硬幣上，印著這樣一句箴言：“合眾為一”。這個“一”就是建立在基督教信仰基礎之上的價值觀。

WASP（白種White、盎格魯－薩克森人Anglo-Saxon、清教徒Puritan，統稱WASP）創造了美國，締造了美國的憲法，構建了美國的制度，控制著美國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他們的族裔、文化、宗教和意識形態特征構成了美國的主體認同。

五角大樓和紐約世貿中心的煙塵尚未落定，美國媒體就幾乎一致地認定，這場襲擊的目標是美國人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一夜之間，星條旗遍布紐約，塞繆爾·亨廷頓教授的名著《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熱銷。

“9·11”事件也是美國本土第一次被外敵“入侵”，這加劇了美國人身份認同的危機感。大敵當前，用不著總統或媒體多說什么，擱置分歧，團結起來很快就成為共識。

現在，20年之后的今天，美國新總統拜登又一次向國民發出緊急呼吁：團結起來！

精英們堅信，只要團結起來，讓合眾為一的大熔爐重具熔鑄之力，美國就能從混亂中走向和諧，重新煥發生機。

但這一次他們面對的不是外敵，而是內部的沖突與分裂。

“9·11”事件發生后的幾年，美國最大的麻煩是奧薩瑪·本·拉丹。前總統布什在回憶錄中說，（當時）讓他晚上睡不著覺的事情是，擔心再發生一次恐怖襲擊。不知道現在拜登總統會因為什么問題睡不著覺，但在他優先考慮的問題中，一定會有“特朗普的忠實支持者下一步會采取什么行動”。

美國面臨的問題不再是兩個不同價值觀之間的競爭或較量，而是價值觀的分離，是對“誰是美國人”的身份認同出現了分化，也是一直具有平衡能力的兩黨制的分裂，并出現了向兩極撕扯的極端傾向。有時就像是兩道90度的懸崖峭壁對立，根本沒有中間道路的生存空間和政治調和的橋梁。傳統體制所具有的妥協、互補和修復能力已嚴重弱化。

看上去，去年那場總統競選是在兩個70多歲的老白人之間進行，但在國家層面呈現的，卻是一半美國人反對另一半。大選成為7400萬支持特朗普的選民與超過8000萬支持拜登的選民之間的攤牌。

這是中產階級之間的分裂，是多數派反對多數派的分裂，是兩個政黨的分裂，是兩個“政治部落”的分裂，更是各種小部落的分裂。

對同性戀、墮胎、醫療保險、最低工資，以及移民和婦女平等權利的激烈爭論只是幾個例子。這些問題也并非今天才有。但在大選中，它們都變成了與美國價值觀，甚至西方文明的底線有關，是涉及國家前途的重大問題。

一方強調，美國的本質在于民主與妥協；另一方則堅持認為：“耶穌是我的救世主，特朗普是我的總統。”一些人說，美國文明靠的是開放和多樣性；另一些團體則相信，白人文明正在被摧毀。有人反對建立全民醫療保障的體系，認為這將導致大政府；另一些人認為美國的福利體系已經崩潰，必須予以修復。

支撐這些不同訴求的價值觀元素其實都囊括在美國大熔爐的“底料”之中，正是這個“熔爐”塑造了今天的美國。

過去，由于總統和兩黨政策的重點不同，一直都有上述問題引發的矛盾。這些矛盾在兩黨體制的政策互補下得以平衡，但是今天，這些矛盾變得異常尖銳，甚至越來越不可調和。

美國政治學者福山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說，美國內部分裂的根本原因之一是，“美國的制衡機構與政治兩極分化相互作用，從而導致僵局和永久黨派內斗狀態”，而“加劇國家政治兩極化的第二個事態發展——無法估計其影響力——是，從對政治問題的辯論轉向對身份認同的斗爭。”

正如我們從1月6日美國國會被攻擊那一幕中看到的，那些沖進國會的人倍感憤怒的是，“白人至上”的底線已被徹底打破。我們同時也感到了美國精英人士對如此暴行的憤怒，讓他們驚恐的是美國民主制度正面臨崩潰。

不僅如此，身份政治幾乎滲透到了美國一切政策議題之中。比如，在大流行之下是否應該戴口罩？從公共衛生的角度看，這本是一個沒有疑義的問題，但在2月底舉行的“保守派行動大會”上，當組織者按照會場規定要求與會者戴上口罩時，現場卻爆發出巨大的噓聲。在保守派看來，口罩已不再是一件防護用品，而成了自由派的標志，因而必須予以反對。

從“9·11”到“1·6”，美國需要團結起來應對的“敵人”從外部轉向了內部，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再樹立一個外來之敵，也很難想象美國會再次“合眾為一”。

新世貿大廈

3月3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發表了首次外交政策講話，闡述了美國臨時對外戰略方針的要點，他強調，在他的整個職業生涯中，內政和外交的區別從未如此小，二者是如此的相互交織，只有內政梳理好，才能夠加強美國在全球的優勢。

布林肯強調的內政才是團結的關鍵所在。原因很簡單，只有一個團結的美國才可能有一個共同的敵人。

當今的全球化是在二戰后美國著力塑造的世界秩序下出現的，而美國是舉著價值觀旗幟的構建者和治理者。現在，構建者自身的價值觀、治理體系正面臨前所未有的麻煩。

美國政治風險咨詢公司歐亞集團在不久前發布的“2021年世界十大風險”報告中，將美國政治分裂列在了首位。在21世紀的世界舞臺上，美國大熔爐能否或如何將如此嚴重的兩極分化重新熔鑄在一起，將會成為人們關注的重要場景。

-----

本文為“美國脫美國化”系列的第一篇。作者丁剛，原為《人民日報》國際部副主任，曾駐歐洲、美國、拉美以及東南亞。有《脫美國化——尋找中國現代化的定位》、《中國方向》等著作。現為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本文圖片均由作者拍攝并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