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根

當前，氣候變化已從一個遙遠的危機走向現實的生活。

氣候變化是人類排放到大氣層中的溫室氣體濃度不斷增加而形成的一個籠罩地球的“溫室”的后果體現，氣候變化使得原太陽照射到地球的光和熱及其反射過程平衡被打破，以至于擾亂地球的水循環系統。

才過去的2020成為有歷史記錄以來出現的第二個“最暖年”，與2016年持平紀錄。同時，在2020年疫情期間，全球有44起損失超過10億美元的自然災害，其中25起發生在美國。氣候變化引發的自然災害日益加劇。

氣候變化幾乎用一直最直接的方式將人類連成命運共同體。仍然存在的氣候懷疑論也好，氣候陰謀論也罷，21世紀第3個10年里，這場氣候的凈零碳排放大轉型都已經成為定勢。其中，“碳中和”是全球級別的目標。在碳中和目標中合作，在碳中和目標中競爭，實現合作大于競爭，幾乎成為對人類的一場大考。

碳中和上升全球目標

盡管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委員會的科學家們用許多模型和情景推出“爭取到本世紀末，全球地表年平均氣溫比150年前升溫不要超過2度，甚至不要超過1.5度”的結論。但根據最新紀錄，相較于150年前，全球已經升溫1.25攝氏度，地球上的很多地區的升溫早已超過1.5攝氏度。

這意味著，如果各國不干預碳排放，按照聯合國推測，世界各大洋將持續變暖，冰雪將繼續融化。以1986-2005年作為參照期，至2065年，平均海平面預計上升24-30厘米。至2100年，平均海平面預計上升40-63厘米。即使停止排放溫室氣體，氣候變化所帶來的大多數影響也會持續數世紀之久。

2015年，聯合國195個成員國在法國巴黎召開聯合國氣候峰會，通過《巴黎協議》，以期能共同遏阻全球變暖趨勢。根據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測算，若實現《巴黎協定》對氣候變化的推測和控溫目標，全球必須在 2050年達到二氧化碳凈零排放。

“碳中和”概念應運而生。這一概念強調碳排放與碳去除實現平衡，即在一定時間內通過節能減排、植樹造林等途徑，抵消所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實現二氧化碳“零排放”。

隨著“碳中和”而來的還有“碳達峰”。碳達峰代表年度二氧化碳排放量達到歷史最高值，隨后經歷平臺期進入持續下降的過程，是二氧化碳排放量由增轉降的拐點。然而，碳達峰并非攀高峰，而是在拉低峰位的基礎上達到合理排放峰值。可以說，“碳達峰”是為最終實現碳中和的階段性目標和任務。

當前，碳中和大行動已經開啟，多個國家和地區已公布凈零排放的意向及目標。美國、歐盟、英國、日韓等國家地區紛紛將時間目標定為2050年，提出無碳未來的愿景。

美國方面，有超過25個州、500個郡和城市、2275個大型企業、350所大學和機構，通過“美國承諾”運動，積極推進應對氣候變化，加速清潔能源轉型。2021年1月20日，拜登總統上任第一天簽署17個“總統令”，其中之一就是美國回歸《巴黎協議》，同時也向聯合國秘書長提交了重新加入《巴黎議定書》的申請。

歐洲方面，根據歐盟碳排放交易體系，歐盟在 2030年可再生能源占最終能源消費的比重需達到32%。在EDCP中，這一比例預估上調為33.1-33.7%。本次提案進一步上調目標至 38-40%。同時要求 2030 年化石能源發電量占比降至 20%以下，可再生能源提供 2/3 的電力（目前 32%）。

在我國，從中央到地方，關于碳中和的目標政策正逐漸落地。2020年9月，我國在第75屆聯合國大會上正式宣布力爭2030年前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隨后習近平主席在氣候雄心峰會上再次強調，至2030年中國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將比 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將達到25%左右。

2020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把“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作為2021年八項重點任務之一。2021年1月，國家生態環境部正式印發《碳排放權交易管理辦法（試行）》。上海、江蘇、廣東等多省市同時出臺碳達峰有關規劃。

碳中和上升至全球目標，全球合作勢在必行。

零碳革命任重道遠

承諾是應然的，挑戰卻是實然的。

能源是支撐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設施中的一個關鍵要素，是一個大系統，一個由大系統和無數子系統組成的大體系。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必然帶來相應的經濟成本，在沒有出現解決溫室效應的革新技術前，各國必然爭論減排經濟成本的分配。因此，一直以來溫室氣體談判都存在難以調和的利益關系，致使全球各國合作難以維持。

發展中國家期望進一步發展而承擔相對小的義務，而發達國家則不想僅僅自身加大減排力度而與其他國家共享減排的收益。這也正是歷屆氣候變化峰會所反映的主要分歧所在，即各方應承擔多大的責任、碳排放應該付出多大的代價問題。

當前，新一輪能源革命蓬勃興起，能源生產和消費繼續向低碳化、電氣化、高效化和智能化的方向發展。在全球能源革命深刻影響下，過去全球性的碳博弈也逐漸轉向新能源革命。當新能源成本的降幅已經足夠大，技術進步也足夠快，或許就能夠以可控制的成本實現向新系統的轉變。

然而，假設到2050年完成向全球零排放經濟的過渡在技術上確實可行，但這也并不意味著純粹經濟力量就能做到這一點。

一方面，在許多領域，脫碳替代物的成本優勢充其量也就一般，這些技術還沒有（至少目前還沒有）成為所有相關領域的主導技術。另一方面，阻礙向新技術轉移的巨大慣性總是存在，尤其是在熟悉的方法和系統將要被全新方法和系統取代的領域。

如此規模的全球體系轉型不會自行發生，它需要大規模的政策干預，包括監管、激勵和政府支持的研發。這需要各個國家在競爭中合作，并明確認識到世界各國在過去行為、現在責任和未來需求方面截然不同的立場，以期實現合作大于競爭的目標。但在全球政經的不穩定中，全球合作仍面困境。

就中國來說，今天，中國能源相關二氧化碳排放占全球總量的29%，高于美國和歐盟排放量的總和。也就是說，我國碳排放總量大、強度高，科技支撐碳中和目標將需要付出更多努力。

事實上，雖然近些年可再生能源呈快速增長趨勢，但作為“世界工廠”，我國生產了全球約56.5%的鋼鐵（2020年）與55.7%的水泥（2019年），而這些行業都為較難實現凈零排放的重要行業。化石能源依舊提供電力、熱力和交通移動力85% 的能量來源，也就是說，想要實現碳中和目標，就要顛倒今天化石能源和非化石能源85:15的比例。

過去二十幾年里，中國積極推進節能減排，加大力度發展非化石能源，尤其是太陽能、風能等新能源的發展，速度之快和規模之大，前所未有。當前，中國在清潔能源領域卻具備全球領先優勢。根據IRENA數據，2019年中國陸上風電、太陽能光伏、水電累計裝機規模分別占全球總量的 34%、 35%、27%，均居全球第一。

然而，能源生產雖然重要，但能源消費同樣重要。在能源生產和能源消費的端口上，如果不能打通或超越“碎片化”的障礙，實現碳中和的目標依然挑戰巨大。想要打通端口間的障礙，就需要強技術創新能力、人才和經營管理能力。

從減排技術角度，我國一直積極推動節能減排和綠色低碳發展技術。近年來通過加大科技投入、出臺激勵政策及規劃、部署科技計劃項目和開展國際合作等措施，但如果僅延續當前政策、投資和碳減排目標等，現有低碳、零碳和負排放技術難以支撐我國到2060年實現碳中和。脫碳、零碳、負排放技術供給存在不足。

與此同時，如果政策激勵不到位或者激勵錯位，就無法有效激勵創新和吸引投資來支撐目標實現。如果政府的官員績效考核沒有將落實凈零碳轉型提高到最高層次，也依然不會有實際成果。 

此外，很多發達國家在《京都議定書》履約過程中，積極推進減排，積累了相對多的經驗和基礎。但是，中國的民意基礎、企業行動、技術儲備、市場機制、法律法規等諸多方面則相對滯后。這些都增加了落實目標的難度，挑戰中國在新一輪全球加速轉型博弈中的韌性和競爭力。

氣候變化是復雜的科學體系，其中多種要素相互影響。作為地球生態系統中的一份子，人類離不開自然生態對生命的支撐。想要實現全球碳中和，將需要全社會的共建共享。政府需要科學布局引導；企業以創新引領科技向善；公民個體則需要增強環保意識，綠色生活。

這場變革是一次必須打通所有經濟社會環節的深層次變革，需要全社會的一致行動。全球碳中和，任重道遠，但也勢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