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期間，廣大代表、委員積極建言，有很多非常好的建議。其中有一些，也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討論，比如說，學習英語是否必要，或者說，必要性是不是應該大大縮小？

這個議題，其實在前幾年就曾經被在不同場合拋出，亦都引起了比較熱烈的討論。

中國人要不要學習英語？

要討論這個問題，首先要討論另一個問題，即中國人為什么要學習英語？

要想討論這個問題，則少不了要問一句，中國人是怎么開始學習英語的呢？

學英語曾經違法

中國人剛開始是不懂英語的，也不學習英語，更準確地說，不許學習英語。

必須說，縱觀歷史，中國過去主要是個以農業經濟為主，以中原地區為中心的陸地國家。在古絲綢之路逐漸衰落之后，中國經歷了一段相當封閉的時期，可以稱為“閉關鎖國”。從那時大清律例看，無論是教授中國人外語，抑或教授外國人中文，都是違法行為。

但是事實上，早在19世紀初，哥倫布、麥哲倫的大航海項目，就帶來了葡萄牙、西班牙、后來是英國等的崛起和擴張，其貿易船隊已經到了中國南方，開始了與中國人的交易。經濟上開始了往來，語言還不通，怎么辦呢？這就產生了我們現在所說的“洋涇浜”（pidgin）英語。這種混雜語言首先出現在廣東地區，因為當時貿易交流主要集中在廣州港口，被稱為“廣州英語”。根據一些專家考證，當時在商業上常使用的詞匯只有幾百個。這種英語在差不多一個半世紀內成為英語流入中國的“先遣”。

到了鴉片戰爭之后，對外開放的通商口岸增加，海上貿易逐漸向新的港口城市上海轉移，于是混雜語言的上海地方特色大大突出，由于該語言流行于外灘洋涇浜周邊地區，就正式被稱為“洋涇浜英語”。上海洋涇浜英語比廣州英語的詞匯量豐富，語言交流范圍也更寬廣了，不限于貿易交流，人們日常生活，社交中都會使用。比如說，現在上海話中的“癟三”一詞，全國人民都曉得，但據語言專家考證，就認為其來源于begsay，是個很“洋氣”的土話。

隨后，與通商口岸開放一同到來的，是“洋人”的利槍大炮。閉關多年，滿清政府才發現，自己已經徹底與世界脫節，此時，拒絕洋人、屏蔽洋人、甚至趕走洋人已然不再可能，屈辱之下，英語學習開始了。

中國近代意義上的外語教育起始于清末洋務運動時期，隨著政治、外交、軍事、貿易等對英語高標準的需要，一些專門教授學英語的學校陸續建立，如“京師同文館”就是清朝政府官方辦的第一個外語學校，還有“上海廣方言館”、“廣州方言館”、“湖北自強學堂”等，都是中國最早建立的英語學校。但當時，“同文三館”的設立是與晚清政府的“制御遠夷”政策聯系在一起的，具有明顯的政治意義。學習英語的目的主要是“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出于“強兵護國”的政治需要，帶有強烈的“民族雪恥”意識。

又一次對英語學習的抵抗

清末的英語教育目的極其明確，主要就是培養翻譯人才和專門軍事科技人才，為國家利益服務。因此，這種學習只強調理解英語，能夠翻譯相關公文、合約或進行技術學習等，工具性極強。而此策略當然也不可能挽救已經病入膏肓的大清帝國。

在民國時期，英語課開設很普遍，但也遇到了“不愿意”“不允許”。

中國最早的英語教育與外國傳教士密切相關。1830年，美國首位來華的新教傳教士裨治文（Elijah C.Bridgman）在廣州開辦中國本土最早的新教教會學校貝滿學校（Bridgman　School），學生通過幫助裨治文翻譯教義和采編《中國叢報》（The Chinese Repository）學習英語。1839年，畢業于耶魯大學的布朗（Samuel Robbins Brown），在澳門正式創辦馬禮遜學校（Morrison School），采用美國當時的教學方式，并在中國本土最早開設學校英語課程。但其早期只能收錄到底層家庭的孩子做學生。其首批學生中的容閎，1854年成為耶魯大學畢業的第一個中國留學生。1871年，清廷實施容閎提出的幼童留學美國計劃，先后4批共120名。可以說，中國英語教育由英美傳教士起步。

當“洋務運動”開始以后，推動了民族資本主義經濟較快發展，傳教事業在中國變得更加興盛。到了20世紀初，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強國，其在中國的開辦的教會學校最多。

隨著新教的興盛，其在社會、政治中的作用愈加強大。1912年“孔教會”成立，次年，袁世凱倡導以“忠孝節義”為“立國之精神”。新教發起大規模簽名運動反對，后甚至成為反帝革命的重要組成。當時，也曾產生過激烈爭論，認為教會學校可能對中國民眾思想，價值觀念造成沖擊，其可能是“文化和心理分裂的來源”，是帝國主義企圖“用宗教來影響和改變中國的工具”。

國民黨執政后加強了對教會學校的控制，政府辦的學校很快超過了教會學校。

不過，大潮流無法阻逆。政局混亂，戰亂不斷，歸國留美生成為民國中堅力量，試圖通過英語推行英美生活方式以及思想觀念，近代學術研究已生根，為中國工業化培訓夠格的專業技術人才。

新文化運動中有人主張干脆“廢除漢字”，而此時，更多的思潮涌起，更廣闊的開放天地，反而使人們對中學和西學的了解更深刻，民族認同感更強，同時又積極學習各種更加先進的理念和技術。

英語學習的再一次低谷

新中國成立后，英語教育也經歷了一個從“接受”到“抗拒”再到“接受”的過程。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結束了長達百余年的動蕩與戰亂，徹底實現了民族獨立，真正開啟了新的篇章。

但是，怎么對待英語學習？

事實上，在新中國成立以前，中國共產黨就非常重視外語教育。早在20世紀20年代，就在當時的上海大學培養了大批對民族復興與共產主義革命有貢獻的外語干部。在抗戰時期和解放戰爭的革命形勢下，先后創辦了延安大學俄語系、延安外國語學校、華北聯大外專和哈爾濱外國語專門學校等外語教育機構，為新中國外語教育事業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至1952年，英語教育尚沿用民國教學方法及教材。但在當時的國際國內大背景下，為了適應國家政治與經濟建設的發展與需求，借助蘇聯建設經驗，新中國試圖以蘇聯模式快速實現工業化，并創造嶄新的社會主義文化，當時的外語教育規劃采取了“突出俄語教學”的“一枝獨秀”政策。英語教育一度被嚴重削弱，８個高等師范英語系中的７個被撤銷，設英語專業的大學也被壓縮至８所。英語教育管理體制由分散、獨立轉變為計劃、統一，蘇聯教材占了大多數，教學被分割成語法、詞匯、聽力、泛讀等，至今中國的英語教育還深受影響。至1954年，英語教育幾乎被取消。1957年，全國只有850名中學英語教師。

上世紀50年代中后期，套搬蘇聯模式的弊端顯現，國家提出“以蘇為鑒”，開始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此后，中蘇兩黨理論、思想方面的分歧迅速發展為兩國關系的惡化，至1962年，中蘇矛盾公開化。而中美關系趨向緩和與改善，我國與西方及亞非拉國家逐漸建立外交關系，英語教育的發展也隨之轉折，得到空前重視。1964年，英語重新成為中國外語科第一語種。中國英語教育也某種程度上承擔了輸出社會制度、政治思想的使命。1965年，陳毅副總理在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發表的講話中強調，學習外語的目的是為社會主義服務，通過外國語“把毛澤東思想革命經驗傳播出去”，從而“能夠在各種場合聯合朋友，打擊敵人”。

但“文革”期間，英語教育成為受沖擊的重災區。

學習英語，和其他外語，so easy

改革開放后，英語和其他外語的學習迎來了新階段。

1978年5月，鄧小平同志親自指示要加強外語教學。同年9月，新中國成立后第一次由教育部組織召開專題研究外語教育規劃的會議，會后下發《加強外語教育的幾點意見》，特別強調高水平的外語教育不僅是實現四個現代化，加強與世界各國人民友好往來的需要，同時也是提高整個中華民族科學文化水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一個先進國家、先進民族所必須具備的條件之一。80年代開始，大學英語教育受到重視，隨著大學四、六級考試機制逐步建立，公共英語教學在高校全面開展。

20世紀90年代初期至末期，隨著中國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的逐步提升，中國與世界之間的聯系日益緊密，截至1998年，全國除了青海與寧夏之外，其他省市都已開設小學英語課程。

不僅如此，英語以外的其他語種也變得越來越受歡迎。自2015年起，全國外語院校和綜合性大學紛紛開設“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語種專業或課程，各省市不少地方高校也相繼加入小語種專業建設，國內小語種專業和布局都出現“井噴”式增長的趨勢。

事實上，隨著國家綜合實力增強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中國人對于學習外語的認識越來越清晰。

首先，外語是一種工具。目前世界上通用語言中運用最廣泛的是英語。電子技術儲存的信息80%為英文，世界上近70%的科學家用英語讀寫、交流，50%以上的報紙雜志是英語。從使用它的人口來說，以英語為母語的人數僅次于漢語而居世界第二位，大約有四億多人。然而以英語作為第二語言、或者在一定程度上使用英語的人數，要超此數字。其廣泛應用，既有歷史的、政治的原因，也因為英語相對很多其他大國的語言而言，無論是拼寫還是語法都相對簡單，更易于學習應用。

此外，外語是一種橋梁。開放的關鍵意涵是要加強交流。在此意義上看，學習英語或其他語言，都無不可。事實上，我們能夠看到，很多國家的很多人都在積極學習中文，如今很多中國人也因為事業需要或者只是因為興趣就在學習多門外語。

若回看滿清的閉關鎖國，和高度政治化的為了“制夷”而學習英語，排斥英語或外語，或排斥性地學習英語或外語，從來不是國力強盛、文化昌盛的表現。而如今開放的步子越來越大，學習英語（外語）變得更加有用更加普遍，這正是國運昌盛、民眾富強、文化自信的表現，而非相反。

后記

英語學習在中國近代史上所遇“波折”，與國家發展的歷程息息相關。其起起伏伏不斷被阻隔、被接受、被抵抗、被加強的過程，也展現出中國在發展過程中對于開放和融入世界的態度發生著微妙的變化并有了越來越深刻的認識。

不要太過在意，究竟是我學了你還是你學了我，正是平視世界的開始。

（作者萬喆為經濟學家，澎湃新聞特約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