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特朗普宣布競選美國總統時曾針對移民群體發表過令人震驚的言論，而其在任期內也多次表示自己將推動“隔離墻”的建立，防止更多的移民入境。而與特朗普不同，總統拜登則展現出了對移民群體的同情，并承諾將為移民提供更多的入籍途徑。但是，在本文作者梅夫·希金斯（Maeve Higgins）看來，美國的兩黨都有著排斥移民的過去，而諸如海關和邊境保護局（CBP）和移民和海關執法局（ICE）則通過提供資金的方式進一步提高了其政治影響力，在過去二十年內，美國邊境的軍事化程度越來越高，越來越多的“邊境安全公司”也隨之誕生，其背后的利益和產業鏈將成為左右移民政策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拜登強調通過技術手段來治理移民問題的做法能否為移民提供更多的安全保障仍然尚未可知。本文原載于《紐約書評》，作者梅夫·希金斯（Maeve Higgins）是作家和喜劇演員，也是與瑪麗·魯濱遜（Mary Robinson）共同主持的氣候正義播客Mothers of Invention的主持人。

2021年3月4日，美國華盛頓特區，拜登政府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就基礎設施問題舉行會議。美政府準備將得州南部的移民家庭拘留中心轉變為快速處理中心，目標是迅速釋放尋求庇護的移民家庭。

在去年新冠病毒以難以阻擋且致命的態勢席卷美國之前，我希望自己能夠以很多方式度過最后的自由時光，但參加2020年的邊境安全博覽會并不是其中之一。2020年3月9日，特朗普總統告訴我們，流感比新冠病毒更致命，并表示不會關閉任何設施。他發推表示：“好好想想吧!”。3月13日，他宣布疫情進入全國緊急狀態。在此期間，我飛往了德克薩斯州的圣安東尼奧參加了博覽會，試圖更好地了解邊境安全行業以及其與政府的聯系。我很快就發現自己擠過了幾十個身著西裝的平頭男人，他們在餐桌上互相拍著后背，大口吃著百吉餅，卻很少提及即將到來的災難。

相反，他們的重點是如何最好地去使用海關和邊境保護局（CBP）和移民和海關執法局（ICE）不斷增加的預算。這兩個機構的可自由支配支出撥款總計270億美元。總的來說，這比上一年的預算增加了20%；幾十年來，無論是在民主黨還是共和黨的領導下，邊境安全產業每年都獲得了越來越多的資金。多年來第一次，這些機構最新的預算總額出現了15億美元的小幅削減（盡管ICE的支出繼續在無限制地增長）。

總統拜登正在努力撤銷一些前任總統所制定的、最暴力的反移民政策，其中包括取消13個國家的旅行禁令（這些國家幾乎所有在中東或非洲），并致力于結束移民保護協議，該議定書迫使大約25000名尋求庇護者留在墨西哥，等待上庭的日子。他還成立了一個特別工作組，幫助在美墨邊境失散的家庭得以重聚，并已經向立法者提交了一份全面的移民改革法案。他還停止了唐納德·特朗普主導的、臭名昭著的邊境墻建設。

這是否意味著拜登已經準備好去馴服邊境安全工業這臺龐大的軍事化機器？或者，他會像之前的民主黨總統一樣，繼續悄悄地擴大它？

盡管特朗普的支持者在過去五年中大肆呼吁“修建隔離墻”，但13家邊境安全公司的高管和頂級員工為喬·拜登（Joe Biden）的總統競選提供的捐款數額（5364994美元），是他們為特朗普連任捐款數額（1730435美元）的三倍。跨國研究所（Transnational Institute）剛剛發布的一份報告引發了人們對民主黨與邊境安全產業關系的擔憂。在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襲擊之后，大量資金持續流入，在奧巴馬總統的第一個任期內，邊境巡邏隊的規模增加了一倍多，從2001年的9200名特工增加到2011年的21000名。當時的國土安全部（DHS）監察長理查德·斯金納（Richard Skinner）在接受Politico采訪時回憶說：“如果布什總統要求增加100名特工，國會就會增加200名。你要記得當時大家有多害怕。他們的想法是我們需要更多的地面部隊。”

2018年，《洛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報道稱，南部邊境的抓捕人數創歷史新低，這是衡量非法移民的最常見標準。在該年的財政年度（于9月結束）中，邊境當局逮捕了521090人，比起之前幾十年間，每年的百萬以上的被捕人數有所下降。盡管如此，特朗普總統還是下令進一步增加CBP的人員配備。到2021年底，邊境巡邏人員從19627名增加到26370名。事實上，目前邊境巡邏人員的總人數還不到2萬人，因為該機構的人員流失率居高不下，而且很難招到足夠多的候選人——這個問題是在圣安東尼奧召開的會議上討論的焦點。盡管規模相對較小，但CBP和ICE官員工會在特朗普政府期間發揮了巨大作用，他們通過在早期開始支持特朗普、并經常顯示對他的認可的方式獲得了政治影響力。

在邊境巡邏方面，對“地面部隊”的呼吁對兩黨都很常見。奧巴馬總統本人在2013年一次有關移民的演講中使用了這句話，當時他夸口說，“我們在南部邊境部署的地面部隊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多。”這句話的軍事內涵可能會讓人忘記，邊境巡邏隊不是一個軍事組織。盡管如此，我在會議上看到一些出售的商品都標有“作戰裝備”和“戰爭裝備”的字樣，邊境巡邏隊使用的大部分裝備很可能被民兵使用。在圣安東尼奧的亨利·B·岡薩雷斯會議中心內展出了各種各樣的傳感器、熱成像設備、生物識別產品、用于地面和空中的無人駕駛設備。當然還有槍支，大量的槍支。雖然一些邊境巡邏人員有服役背景，但博覽會的許多與會者要么是CBP的高層官員，要么是向該機構銷售產品的行業人士。通常，這些角色是可以互換的，同一個男人（我使用這個詞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他們幾乎都是男性）可以從私營企業轉到公共服務部門，然后再轉回私營企業。

2003年至2017年期間，至少有四名CBP專員和三名國土安全部部長在離開政府部門后，進入了國土安全公司或咨詢公司。杰森·埃亨（Jayson Ahern）是其中的一個例子：他在退休前擔任了近一年的CBP代理專員；現在，他是全球風險管理公司切爾托夫集團（Chertoff Group）的負責人，為客戶提供“邊境安全管理”方面的建議。考慮到各個機構的支持工會，這個由企業和員工組成的“公司聯盟”似乎有效地控制了這個龐大的政府機構。跨國研究所的這份報告顯示，在2008年至2020年期間，CBP和ICE向私營企業簽發了105997份、價值551億美元的合同，報告指出:“該行業如今已深深嵌入了美國政府的機構和決策中，與戰略政客之間有著密切的財務聯系。”

而該行業的人才和政策制定的旋轉門也在不斷轉動。在2020年的選舉周期中，押注拜登的公司也向負責監督和資助邊境安全的主要立法委員會、眾議院和參議院撥款委員會，以及眾議院國土安全委員會的共和黨和民主黨成員提供了大量資金。跨國研究所還指出，一些邊境安全公司歷來傾向于某個政黨而非另一個政黨。與拘留有關的公司，尤其是CoreCivic、G4S和GEO Group，強烈支持共和黨人，軍事承包商埃爾比特系統公司（Elbit Systems）和通用原子公司（General Atomics）也是如此；擁有重要邊境安全業務的審計和IT公司，如德勤（Deloitte）、IBM和Palantir，則大多支持民主黨。在過去的二十年里，國土安全方面的游說，包括更多的邊境軍事化和許多邊境安全公司的參與顯著增加。從2002年到2019年，總共有近2萬次與國土安全有關的游說報告。

2021年1月20日，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亞，美墨邊境墻仍在施工中。20日就職美國總統后，拜登在橢圓辦公室簽署了一系列行政命令、備忘錄和對各機構的指示，其中包括停止為美國和墨西哥邊境修建隔離墻提供資金。

該報告的作者繼續說道：拜登反對特朗普的建墻計劃，但他和許多民主黨人一起公開表示支持建立更隱蔽的“虛擬墻”和“智能邊界”，部署監控技術，這既能給該行業帶來更多利潤，也能使其實施的虐待行為變得更為隱蔽。

揭開這些隱藏的部分是非常重要的。民主黨政府的其他政策舉措使得我們走到了今天的地步。克林頓總統一方面簽署《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使商品、信息、當然還有資本的自由流動成為可能，另一方面卻在壓制非正式勞動力的自由流動，這迎合了本土主義和限制主義情緒（nativist and restrictionist sentiment ）。在他的監督下，民主黨人，包括當時的參議員拜登在內，通過了1994年的“威懾戰略預防”（Prevention Through Deterrence strategy）和1996年的“非法移民改革和移民責任法案”（Illegal Immigration Reform and Immigrant Responsibility Act）。可以說，民主黨那些年的新自由主義妥協，激起了此前支持民主黨的藍領、親工會群體的不滿，為特朗普的“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貿易保護主義和更加強硬的移民政策的結合鋪平了道路。當然，克林頓的選擇加快了邊境軍事化和將非法移民驅逐出境的步伐。總統們延續了這一做法，20年后，奧巴馬成為了首位驅逐近300萬人的總統。

雖然這個國家的兩黨，在長期以來都一直在強迫不受歡迎的移民從其視線和思想中離開，但這并不是說民主黨和共和黨在移民政策上是可以互換的。顯然，兩黨的政策并不相同，尤其是在過去四年里，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這一幾十年來最惡毒的排外移民政策的設計者掌握了主導權。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拜登政府的很大一部分任務就是撤銷這些政策：最近圍繞南部邊境隔離墻的爭論就是兩黨不同做法的一個很好的例子。

在2019年出版的《邊境戰爭：特朗普對移民的攻擊內幕》一書中，作者邁克爾·謝爾和朱莉·戴維斯（Michael Shear and Julie Davis）報告了推動特朗普政府做法背后，那令人奇怪和感動不安的沖動。“私下里，總統經常說要用充滿水的壕溝來加固邊境墻，并在里面放上蛇或鱷魚，并督促其助手去做成本估算。他希望這堵墻能通電，上面要配有能刺穿人體的尖刺。”所有這些設想，加上他以國家緊急狀態為借口從五角大樓抽走的數十億美元，都沒能讓他的“美麗的大墻”得到任何擴張。盡管如此，今年國土安全部的預算還是規定了20億美元的開支，用于“建造大約82英里長的新邊境墻系統”。這筆資金將被用于支持房地產和環境規劃、土地征用、墻體系統設計、施工和工程監督。

值得注意的是，拜登總統并沒有承諾拆除近年來建造的物理屏障——他在2006年投票支持建造其中的650英里。拜登堅定地表示，他的政府將把資源轉移到技術手段上——包括相機、傳感器、X射線掃描儀等。真正的問題是，與特朗普的墻相比，這種隔離墻是否可以在阻止人們試圖越境的同時，來減少人們在試圖越境時可能承受的、更大的安全風險？

在我參加邊境安全博覽會（Border Security Expo）期間，人類學家和社會理論家尼古拉斯·德熱那亞（Nicholas De Genova）的著作中出現的兩個短語多次浮現在我的腦海中。一個是“遠距離殺人”（killing from a distance）；另一個是“被迫死亡”（made to die）。試圖穿越沙漠或河流的人們都是被迫這么做的，德熱那亞會這樣解釋他們的死亡（根據德熱那亞的計算，從2000年到2016年，幾乎每天有一人死亡）：不斷上升的邊境死亡人數并不是單純的巧合或地理上的意外，而是美國移民法制定后的一個可預見結果，也是邊境物理防御日益加強、邊境執法戰術和技術日益軍事化的常規運作后的一個系統性特征。

在其漫長的政治生涯中，拜登總統在邊境政策上的投票記錄好壞參半。他曾多次對移民權利表示一定的支持，但在邊境安全問題上，他批準的立法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奧巴馬總統（他擔任副總統的政府）的大規模驅逐行動。拜登還支持了2006年的《安全圍欄法》（Secure Fence Act），該法案延長了邊境的物理屏障，這在唐納德·特朗普走下鍍金的自動扶梯宣布參選總統之前就已經發生。

今天，我們看到拜登總統正在推動一個更加人性化的移民體系：提出全面改革，允許某些非法移民去擁有新的入籍途徑，承諾歡迎更多的難民，并將資源投入到移民法院積壓的大量案件中。他提出了一項40億美元的四年計劃，旨在減少薩爾瓦多、危地馬拉和洪都拉斯的暴力、腐敗和貧困，近年來，這些國家是許多抵達美墨邊境尋求庇護的中美洲移民的原籍國。

但與此同時，隨著執法機構ICE和CBP在聯邦政府內部不斷擴大和鞏固權力，拜登總統卻在控制執法機構方面幾乎毫無作為。他不會努力使邊境擺脫軍事化，而是會簡單地處理前任總統那些最糟糕的錯誤以及過激行為。這是否會讓我們更容易視而不見，不去想我們每年在那里花費的數十億美元？最為重要的是，民主黨是否有足夠的實力，來打破它讓邊境安全產業為自己所戴上的“金手銬”？

（本文原載于《紐約書評》，原題為Biden and the Border Security-Industrial Complex，作者為Maeve Higgi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