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市場的“疫論”專題開設“疫論·流動”子欄目，將在這個子欄目中陸續介紹牛津大學的“疫情與流動”論壇上的文章，該論壇是項飆主持的MoLab (Mobility, Livelihood and Health Lab) 項目的一部分，文章均由項飆策劃與編輯，并與《澎湃新聞·思想市場》合作，經項飆重新編選后在本欄目刊發中譯版。

2020-2021年新冠疫情在全世界造成的短期震動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未曾有過的。在此之前，雖然危機不斷，但是它們限于一定的地域和部門。而新冠疫情波及所有人群，在全球范圍制止了像出門上街這樣最基本的人類活動。

2020年9月11日，希臘萊斯沃斯島，大量移民和難民露宿街頭。

震動之后會怎樣？

后疫情時代，我們期望它是回歸尋常的時代。但是，什么叫尋常、尋常是由什么構成的，卻不是不言自明的。掃碼支付、吃外賣、看手機上推送的新聞，這些今天的尋常在2015年都是無法想象的。“最后500米治理”、健康碼、平臺數據，這些疫情間強化的措施也在全面重構尋常。那么，疫情之后，我們會回歸到原來尋常變化的軌跡，還是會被推到新的拐點？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人類社會中看似尋常甚至天然的規則，往往來自于緊急情況下的臨時對策。當緊急情況過去之后，這些應急措施卻被常規化了 (Anderson and Adey 2012)。美國2001年9-11恐怖襲擊完全是意外的事件，美國政府和警方采取了一系列緊急特殊措施搜集、監測私人信息。這些措施并沒有隨著恐怖主義威脅的降低而消失，反而不斷強化，成為尋常。當時的這一轉折甚至是大數據技術和大數據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 (Zuboff2019)。在中國，不管是1950年代禁止城鄉流動的戶籍制度，還是1970年代末的農村土地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行，最早都是局部的應急措施。2003年非典之后，由于經濟下滑、勞動力流動不順暢，政府勞動部門鼓勵勞務派遣，以把生產任務不足的企業的工人暫時轉移到需要勞動力的企業。2008年，勞務派遣被正式合法化。到現在，還有多少人記得勞務派遣和非典的關系？

但是歷史也告訴我們，危機之后回到“老常態”也是大概率事件。當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后，很多人預期，世界經濟將不得不發生體制性變革。然而結果令人失望。“老常態”的生命力比我們想象的要強得多。娜奧米·克萊因(Naomi Klein)認為，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各種意外特別是災難，其實一直在不斷推進全球的新自由主義政策 (Klein 2008)。災難分散了公眾的注意力、削弱了公眾對相關經濟政策的審視和抵制能力。政府和資本又以“盡快恢復經濟”為由，推行市場自由化。烏爾里希·貝克 (1992) 指出，當我們創造財富時，我們也在創造風險。因為在資本主義條件下，財富是通過風險產生的。因此，資本主義經濟從危機中迅速“復蘇”其實并不奇怪————資本主義經濟不是在復蘇，而正是靠危機式的震動來壯大自己。

在后疫情時代，我們很可能同時看到變和不變。我們的日常生活可能在表面上很快恢復常態，但是深層系統會有種種深刻變化，其后果可能要到相當長時間之后才會凸顯。這震動與恢復之間的來回互動關系，是資本主義的一個固有特征。一方面，資本主義具有高度的“事件性”(Sewell 2005)，其發展被一些看似不可逆轉的變革性事件所驅動。另一方面，資本主義又是高度重復的。浪濤過去，流水如常。“社會生活中發生的各種意外事件，對資本來說是獲得新利潤來源的機會”(Sewell 2008: 525)。資本主義“既是不變的，又是高度事件性的”(517)。

關注我們在如何回歸尋常，不僅僅是為了更快地恢復尋常，也不僅僅是為了記住那些不尋常的時刻，而是要思考：那些不尋常，是不是正是各種我們在平常視而不見的尋常的凸顯？而眼前“回歸”的尋常，究竟是一個什么狀態？

危機下的“應激性流動”

突發性事件引起人口流動，我們或可稱之為“應激性流動”。這些流動可能強化危機中的矛盾，但是也可能化解危機；在危機之后，流動的恢復往往是重新建立常態秩序的關鍵之一。

應激性流動常常被處理成短暫的例外事件，很少受到研究者的關注。我們有多少人還記得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2004年印度洋海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2013年日本海嘯、2018年埃博拉疫情所引發的人口流動的劇烈變化？我們對應激性流動的模式、持續時間、密度、人口組成和時間動態知之甚少。但是了解應激性流動，對處理危機、對理解危機如何轉化為新的常態，至關重要。在新冠疫情中，我們至少觀察到以下五種應激性流動。這些應激性流動，并不是從天而降的全新的行為。它們其實根植于原來的“尋常”中，有時候是對原來的尋常因素的重新組合。

2020年8月27日，印度加爾各答在為期兩周的封城期間，貧困居民在豪拉火車站前排隊領取免費救濟食物。

反應性流動(Reaction mobility)是對危機的直接反應。人類學研究表明，逃跑是所有社會中面對高死亡率的流行病最常見的反應 (McGarth 1991)。例如，在2020年3月24日印度政府宣布對新冠流行病實行全國封鎖后，截止5月23日，有750萬印度國內的流動人口絕望地蜂擁回家 (The Tribune 2020)。由于沒有公共交通，許多人走了好多天。當疫情中心從亞洲轉移到歐洲、隨后又轉移到美國，來自亞洲的學生，特別是中國學生，紛紛離開這些新的熱點地區回國(Kirton and Woo 2020)。機票價格一夜之間漲了10倍。許多學生同時買了多張機票 (Japan Times 2020)，因為航班隨時會被取消。封鎖在短期導致了加劇的、更大規模的人口外逃 (Rothstein et al. 2003)。3月初，為了躲避防疫封鎖線，數千人逃離米蘭；卡拉布里亞州長稱這次南遷是“瘋狂”的行為，并督促國家政府阻止這種行為(Kington 2020)。來自世界不同地區的信息表明，在導致反應性流動的因素中，民眾對政府的不信任比他們對病毒的恐懼更重要。

反應性停滯(Reaction immobility)指在危機下，流動突然停止。在新冠疫情下，兩類群體最快地采取了反應性停滯。一是有條件居家隔離的城市中產階級，因為他們對健康風險很敏感。二是邊遠地區的農民，他們甚至在村周圍修建圍墻、破壞公路來實現自我封閉。由于醫療條件的匱乏，在物理空間上隔離自己，是他們唯一可以自保的手段。

生存性流動(Survival mobility)，即在危機下失去生計的人通過流動以求生存。回家是一種典型的生存性流動方式，不論“家”里的情況多糟糕。截至2020年5月下旬，超過6.8萬委內瑞拉人返回了他們逃離、飽受危機困擾的國家（Idler and Hochmüller, 2020）。鑒于委內瑞拉和哥倫比亞之間的7個官方邊境都關閉了，據說是犯罪團伙將移民偷渡回委內瑞拉。

懸置性流動(Limbo mobility)，即沒有目的地、甚至無法停止的流動。在疫情期間大家匆忙流動，對自己要去哪里、怎么去，是沒有準備的。當武漢剛封城時，路過武漢的人無法離開城市回家，也無法入住酒店，成了無家可歸的人。為了獲得食物、水和過夜的空間，他們在公園、火車站和醫院之間穿行。在印度，由于大量的流動者被困在前不著村后不著店的懸置狀態，最高法院命令所有地方政府向移民提供免費的食品和交通，并于6月9日再次要求所有移民應在15天內被送回家 (The Hindu 2020)。截止2020年6月，全世界有15至20萬海員因港口關閉而被困在船上(ILO 2020)。

替代性流動(Substitution mobility)即某些群體代替其他群體進行移動。替代性流動可能由政府組織。比如中國政府“下沉”干部到基層社區充當送貨員。世界各地的志愿者也采取了類似的舉措。替代性流動也可以是商業性的。平臺公司，特別是運輸或外送平臺公司，在組織替代性流動這方面也發揮著重要作用。

震動之后：流動的再分配

在全球疫情開始緩解的2021年初，流動在恢復，但是流動的具體方式和意涵——什么群體在怎么流動——在發生變化。流動在不同群體和方式之間重新分配。

2021年1月16日，危地馬拉，來自洪都拉斯的又一次難民潮試圖經過危地馬拉進入美國。

1. 底層群體不得不繼續流動，不得不冒險突破各種關于流動的管治。他們的流動因此更危險也具有更強的非法性。比如我們在伊朗-阿富汗和伊朗-伊拉克邊境地帶看到的那樣。

2. 中下層群體，可能會對流動采取保守的態度。像在危地馬拉的農民那樣，會更加意識到流動帶來的多種風險。如何在不流動的情況下維持生計，可能成為人們的首選家計策略。

3. 政府會加強流動的管治，但是不一定會減少流動。像日本的案例顯示的那樣，疫情帶來的經濟沖擊，可能讓日本政府更需要外勞，所以可能會采取措施去穩定、甚至擴大其所謂“技能實習生”計劃。政府的管治可能會體現在微觀上的對流動過程的“安全”化，而不體現在總量上的控制。

最后，平臺公司可能會進一步推進流動的“商品化”。需要流動但是不愿意流動的人，可以購買別人的流動，比如外賣、跑腿、快遞等服務。這些流動的“恢復”，將連帶著個體-政府-資本，以及地方-國家-全球之間多重關系的變化。

References:

Anderson, B. and Peter Adey. (2012). ‘Governing Events and Life: “Emergency” in UK Civil Contingencies’. Political Geography 31 (1): 24–33.

Beck, U. (1992).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First Editi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Idler, A. and M. Hochmüller. 5 June 2020. ‘Venezuelan migrants face crime, conflict and coronavirus at Columbia’s closed border’. The Conversation. https://theconversation.com/venezuelan-migrants-face-crime-conflict-and-coronavirus-at-colombias-closed-border-137743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2020). ‘ILO: Release more than 150,000 seafarers trapped on board ships due to COVID-19’. https://www.ilo.org/global/about-the-ilo/newsroom/news/WCMS_747293/lang--en/index.htm

Japan Times. 5 April 2020. ‘Chinese students feeing virus face uneasy reception back home’. https://www.japantimes.co.jp/news/2020/04/05/asia-pacific/chinese-students-fleeing-virus-face-uneasy-reception-back-home/#.XuCxRUZKi00

Kington, T. 8 March 2020. ‘As Italy extends quarantine zone, many flee; angry officials tell them to go back’. Los Angeles Times. https://www.latimes.com/world-nation/story/2020-03-08/italy-extends-quarantine-across-north-many-flee

Kirton, D. and R. Woo. 17 March 2020. ‘Chinese students flock home as coronavirus shuts Western campuses’. Reuters.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health-coronavirus-china-students/chinese-students-flock-home-as-coronavirus-shuts-western-campuses-idUSKBN2150J4

Klein, N. (2008). The Shock Doctrine: 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 Macmillan Publishers.

McGrath, J. W. (1991). ‘Biological impact of social disruption resulting from epidemic disease’.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84(2), pp. 407-19.

Rothstien, M. et al. (2003). ‘Quarantine and Isolation: Lessons Learned from SARS: A Report to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Institute for Bioethics, Health Policy and Law University of Louisville School of Medicine.

Sewell, W. (2005). Logics of History: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ewell, W. (2008). ‘The temporalities of capitalism’. Socio-Economic Review, 6(3), pp. 517-537.

The Hindu. 9 June 2020. ‘Coronavirus India lockdown Day 77 Updates: June 9, 2020.’ https://www.thehindu.com/news/national/india-coronavirus-lockdown-june-9-2020-live-updates/article31784353.ece

The Tribune. 23 May 2020. ‘4 crore migrant workers in India; 75 lakh return home so far: MHA’. Tribune India. https://www.tribuneindia.com/news/nation/4-crore-migrant-workers-in-india-75-lakh-return-home-so-far-mha-88940

Xu, X. et al. (2020). The Geographical Destination Distribution and Effect of Outflow Population of Wuhan When the Outbreak of COVID-19[J].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49(3): 324-329. 

Zuboff, S. (2019). 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Profile Boo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