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說現代人焦慮，除了對一些物質的需求和未來的不確定性之外，很大程度上，焦慮都來自對身份的恐慌。比如為什么同事在升職，而我卻原地不動？我愛的人究竟愛不愛我？為什么只有我受到了不公的待遇？這些惱人問題的背后都是對身份深深的焦慮所導致的。

美國著名的社會學家歐文·戈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中，探討過人們在走入社會，跟他人互動時的一些心理和行為狀況。他指出，“不管個體心懷何種特定目的，他的興趣總是在于控制他人的行為，尤其是他們應對自己的方式。這種控制主要是通過影響他人正在形成的情境定義而達到的?！?/p>

在認識、判斷和行動之中，人們一方面發出了自己對他人的態度，同時也在積極的渴望著從他人那里收獲對自身的評價。如果將這些通過行動對情境定義并規定人行為的過程打包成一個可以定義的概念的話，那就可以稱之為——身份。

我們通過對他人的身份的認識，判斷確定自己對他人的行為，同時我們也在他人的行為中，去推測他們對我們的判斷和認識，這就好像是在一個交互行為的湖面之下，不斷去發送和接受密碼，人也就是在行為的象征中搜尋著彼此身份的認同。

可隨著社會的發展，這個平靜的湖水似乎變成了波濤洶涌的海面，原本單一清晰的人際關系地平線，變得曲折離奇。經濟快速發展背后導致的人際關系中的利益糾葛日趨復雜，信息渠道的豐富讓人看到原本隱藏在行為背后更多的動機，使得本來可以作出的自欺欺人的判斷，已經成為負負得正，使得人無法安然在自我的謊言中直面他人的真實。

所有人都是希望被愛的，這不單純是一種生物學角度的喜愛，而且在社會層面，愛也是對他人行為預期和控制的最好辦法。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寫到，“被他人注意、被他人關懷，得到他人的同情、贊美和支持，這就是我們想要從一切行為中得到的價值。富有的人忘情于財富，是因為財富能夠自然而然地為他吸引世界的目光?！?/p>

在這位經濟學鼻祖的眼中，人對愛的需要是如此的普遍，以至于人追求財富的目的也同樣是為了獲得愛。時至今日，愛與財富甚至可以互相轉化了，用更流行的語言來描述這種愛，就是流量。能夠獲得更多人的關注，上至偶像，下到網紅，都可以將愛變現。所以誰又能不喜歡愛呢，誰又能忍受不被愛呢？

威廉·詹姆斯在《心理學原理》中說道“如果可行，對一個人最殘忍的懲罰莫過于此：給他自由，讓他在社會上逍游，卻又視之無物，完全不給他絲毫的關注?！彼陨矸萁箲]最大的一個因素，就是對愛的患得患失。

我愛誰，誰又愛我。這個愛，并不是狹義上的男歡女愛，不是由性伴隨著的那種純粹的心理的愉悅。在人類世界的天際線中，劃分出明顯的兩個空間，其下是物質的生活，其上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關注和愛意。身份不能承受之輕，就是作為某一個名字下的人，某一個職業下的人，某一個群體下的人的身份被他人所忽視，對這種愛的喪失的恐慌，是身份焦慮的核心誘因。

當然，這種概括性的歸納，往往并不能反映出真實的情況。如果沒有他人的比較，人是無法衡量自身所獲得關注的多少的，特別是在與自己相似的人的相處中發現，為什么大家都愛他，我做錯了什么讓我這么受到冷落？

休謨在《人性論》中就表達了這一深刻的洞見，“產生這種妒忌的不是自己與他人之間的遠遠不成比例，反而是我們的互相接近。一個普通的士兵對他的將領不如對軍曹或班長那樣妒忌，一個卓越的作家遭不到一般平庸的小文人的多大的妒忌，而卻遭到和他地位相近的作家的妒忌?！?/p>

而這也恰好直擊“身份焦慮”的核心，如果泛泛的說一個人的焦慮，可能無法明確參照對象，而身份恰好是對相似人的歸類，那么只要環顧相同身份的人的境況，人們就能夠清楚的認識到自己究竟少了什么。

同窗好友，同時進公司的同事，同年級的老鄉，這些本來應該是社會關系中較為穩固的網絡，卻成為造成身份焦慮的黑洞。別人家的老公、別人家的爸爸、別人家的孩子，別人，就是地獄。而這個別人，往往就是那些身邊跟我們身份相近的人。

甚至，即便是我們完全接觸不到，并不在身邊的人，也同樣是我們身份焦慮的來源。其實，人們不太會為了那些跟自己沒有相似性的人而感到焦慮，對那些商界大佬們，身價百億只會讓人艷羨。不過一旦發現，某個大佬與自己同年生人的時候，艷羨中就逐漸產生了濃濃的酸味，一種自動的身份比較就開始了。

除了一些自然的身份屬性的比較，還有更多的實在人的行為本身，威廉·詹姆斯曾說，“對于我們未曾想去嘗試的事情，就不可用成敗來衡量；既無失敗，何來羞辱？人生在世，我們的自尊完全受制于時時鞭策我們的理想以及我們為理想所付諸的行動，取決于我們實際的現狀同我們對自身期待之間的比率。可以用公式表達如下：自尊=實際的成就/對自己的期待?！?/p>

如果說，人會將自己的理想也設置一個未來將要到達的身份的話，那么為了這個身份所做出的一切努力，都會在社會的同樣的情境下被反復的比較，這種焦慮是源自對自我的肯定和認同的過程，但形式上卻是不斷地在與他人的對比中理解自我價值的過程。

從某種程度來說，這種身份的焦慮是不可避免的。芝加哥學派社會學家的羅伯特·E·帕克曾說——在西方文化中，人這個詞，最初的含義是一種面具，這也許并不是歷史的偶然，而是對下述事實的認可：無論在何處，每個人總是或多或少的意識到自己正在扮演一種角色，正是在這些角色中；我們互相了解，也正是在這些角色中，我們認識了自己。

莎士比亞也曾說，世界是個舞臺，男男女女不過是演員，他們都有下場的時候，也都有上場的時候。在舞臺上，人們扮演了一個角色，擁有了一個身份，而在身份之下，去獲得該身份應有的尊重，包括他人的，也包括自尊。

但這種尊重的脆弱與不穩定，仿佛人在不被告知的情況下，可能會隨時失掉它，失去了尊重，也就失去了身份，失去了身份也就失去了在世界大舞臺上表演的資格。這就如同對失去工作的恐慌，對失去他人愛的焦慮，對失去某個關系的擔憂。

既然身份的脆弱無可避免，那么想要抵抗脆弱性，想要減輕焦慮感，唯一能做的可能就是將身份多元化，身份價值判斷的豐富化，通俗的來說，一人分飾多角色，哪怕丟了一個角色，還能夠繼續演下去，再有別執著于對他人眼中自己的求證，在內心尋求一些恒定的判斷標準，堅信自己是一個好演員，扮演的是一個好的身份，這樣一切就不會在風吹草動之中煙消云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