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初，慶祝三八婦女節，跟婦女相關的議題，熱熱鬧鬧地出現于各種媒體。商機無限的市場，也以此作招徠，推出特價化妝用品等等。似乎婦女節，只是跟婦女相關。2003年，幾位瑞士國會女議員聯同各大洲20位婦女/和平網絡負責人，組成“全球和平婦女協會”，提名全球千名婦女爭評2005年諾貝爾和平獎，盡管沒摘下桂冠，但是促進了150個國家的千名婦女之間的交流，努力從女性主義角度，重新定義和平，指出從個人、家庭到國際各個層面的暴力，往往施加在婦女兒童身上，但是，解鈴還須系鈴人，無論是家庭還是全球地緣政治引起的沖突，需要審視并改造整個父權體系。多年來，“全球和平婦女協會”其中一個項目是在世界各地舉行當地沖突各方的“和平圓桌”，試圖通過對話，尤其是婦女、社群、受害者、加害者之間的對話，尋求和平方案。今年三八節研討會的主題，是反思在歐洲廢除核武器的問題上，歐洲等北方國家應負的責任和應有的政策。我是國際理事會成員，20多年來負責的項目，是關注文化、生計、生態三者的互聯。在嶺南大學，我擔任文化研究及發展中心生態文化部主任，參照亞非拉各地的經驗，推進對這議題的思考和行動。

《多彩的和平》記錄了大中華區108位和平婦女的故事

反父權（Feminism）

從英文feminism翻譯過來的中文詞，無論是“女性主義”或者“女權主義”，都易引起誤解，以為只是婦女爭取平權之類的事情。在3.8這一天，有些男性會意思一下，做做家務，讓家里的婦女休息一天。女性主義/女權主義源于歐美國家女性爭取平權的運動，例如瑞士的婦女在1971年才爭取到投票權。過去幾十年，女性主義進入了學術殿堂，聯合國以及非政府組織也要政治正確地處理這個議題。借助女性主義來分析和嘗試改變不平等的制度和文化，有各種流派，例如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社會主義女性主義、黑人女性主義、同性戀女性主義、酷兒女性主義、解放神學女性主義……我傾向把feminism翻譯成“反父權”，反對威權政治、層級結構、社會分化，需要不分男女參與詮釋、思考與行動。今天我們詰問身處的充斥不公與暴力的世界秩序并尋找出路之時，反父權主義作為思想資源，一方面批判和改造父權制度和文化，另一方面要不斷進行自身的批判。

在反父權體系的問題上，我認為薩帕塔原住民運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資源，特別是超越以西方女性主義為源頭的脈絡。第一，它批判今天的父權體系是如何由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緊密結合的；第二，它深刻地穿透現代父權體系的內核——個人主義。也因此，借鑒薩帕塔運動的實踐，有助開拓反父權運動更多的可能性。

2021年1月30日網上討論會，從左上到右下：劉健芝、Alejandra Jimenez、薛翠、Gilberto Lopez y Rivas、Gustavo Esteva、Jorge Santiago、David Barkin、Claudia Yadira、Mariana Mora

2021年1月30日《薩帕塔原住民社區的行動與愿景》網上討論會

2021年1月30日，全球大學聯合墨西哥地球大學、嶺南文化研究與發展中心、國仁鄉建召開《薩帕塔原住民社區的行動與愿景》討論會，古斯塔沃-埃斯特瓦Gustavo Esteva主持會議。85歲的埃斯特瓦，言簡意賅意味深長地說，在全球底層人生活無以為繼、社會充斥絕望與憤怒的今天，薩帕塔運動依然是一股泉源，為全球提供啟示與希望。埃斯特瓦總結薩帕塔運動兩個最重要的貢獻，一是1994年頒布革命婦女法，改變家庭和社區內部的父權關系，二是2006年薩帕塔解放軍宣布退出社區管治，釜底抽薪改變縱向的指令體系，促成社區從自身尋找力量、發揮力量。

我在今年一月初和一月底與薛翠合寫兩篇關于薩帕塔運動的文章，強調的恰恰是這兩點。感到深深的共鳴，是因為當今世界格局的殘暴不公有目共睹，舊秩序注定要滅亡，新秩序的曙光卻還那么朦朧，歐美老殖民主義霸權尤其在非洲和拉丁美洲掠奪肆虐，腐朽的資本主義制度茍延殘喘、窮兇極惡，所謂“后現代時代”，沒有跳出“現代”邏輯和秩序，只是其延續的一個階段。但另一方面，從1970年代危機激發，至今半個世紀，尋找另類實踐、另類理論的嘗試從未停歇，這也是為什么在偏遠的拉坎頓叢林里薩帕塔社區的努力，會引起全球另類實踐運動的注目。

一種否定，百種肯定 （One No, Many Yeses! ）

一種否定，百種肯定。反對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同時用百種方式建立新社會，這個口號為薩帕塔運動的實踐所彰顯。

一種否定，否定什么？否定由殖民主義支撐和延續的資本主義體系，它由極少數的精英集團通過金融和軍事，壟斷全球財富的生成與分配，縱向的從上而下的體制支撐著少數人的統治，其組織邏輯深入每個社區甚至每個人的言行中，每個人與自身、與社群、與大自然的關系，都可能滲透著資本主義的崇拜權威、依賴制度、急功近利、唯我獨尊的父權文化。因此，薩帕塔運動自行解除軍人對社區的指揮，副司令馬科斯自行退下發言人/代言人/領袖的角色，婦女在日常生活中要改變兩性關系、掌握決定權，這些都是從自身、從社區做起，改變資本主義體系運轉的最基本的細胞。也因此，薩帕塔運動強調不尋求分離或獨立，不參與代議“民主”政制游戲，不幫助制度粉飾太平，不接受政府或非政府組織的經濟項目資助，不參與醫療和教育的正規體系。

百種肯定，肯定什么？百花齊放式的多種嘗試，另辟蹊徑，是要擺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顯性和隱性的束縛，避免前門拒虎后門進狼，跳不出父權/威權政治的怪圈。從另一個角度來說，百種肯定，殊途同歸，走向尊重生命、自力更生、安居樂業、天下太平，也許可以用一個詞來概括：幸福。相信全球絕大多數人（利益精英集團除外）會認可，人生追求的是幸福。什么算幸福生活，不同地區、族裔、背景、歷史、信仰、文化的人群，會有不同詮釋，內容各自精彩。可是，這個追求并不那么理所當然。當厄瓜多爾和玻利維亞分別在2008年和2011年，大費周章地把民眾的“幸福生活權”（Bien Vivir）和“大地母親法”（Law of Mother Nature）寫入國家憲法，這就從側面警示了問題的嚴峻；因為缺失，所以需要強調。十多年了，在憲法、法律層面作出宣示，在體制、政策倡議下功夫，效果卻有限，因為拉丁美洲各國依然走著阿明教授（Samir Amin）批判的邊緣國家依賴著、受限于核心國和全球分工的發展道路，沒有一個脫鉤（delinking）的總策略。

薩帕塔運動，卻默默地、艱難地、堅定地，在1994年1月1日起義高喊“受夠了就是受夠了”（Basta!） 之后，20多年來，打造海螺自治社區，追尋/體現幸福生活：在他們的土地上森林里，有自足的民生經濟，有自辦的醫療教育，有自管的善政機構。物質上遠遠談不上現代社會定義的“小康”，卻有著他們視之為寶的“幸福”：有尊嚴地活著。關鍵的是，這不是幾個個人看破紅塵的選擇，而是整個社群幾代人的集體選擇。

薩帕塔運動給我們什么啟示？薩帕塔原住民今天的病亡夭折率大大減少了，但從物質生活來說，生存狀態似乎停留在刀耕火種、燒柴取火的“前現代”階段。習慣現代主流觀的人，總會覺得原住民他們應該“發展”，沒發展，貧窮落后，是沒出息，沒努力。聽到原住民社群有意識地拒絕“現代文明”的經濟和社會模式的時候，會覺得詫異、不解、可笑。吊詭的是，已成為全球普遍認識的是，所謂“現代工業文明”已經帶來幾乎不可挽救的全球物種（包括人類）甚至地球存亡的危機，把全球暖化、核武危機、工業污染計算在內的科學家公布的“末日鐘”，2021年離災難午夜只有100秒。世界末日這個詞，一點不陌生，可是，我們就選擇坐以待斃嗎？如果說200年以來的“現代發展”讓我們奔向滅亡災難，我們是否應該停一停，意識到有朝一日，能夠回到現代大毀滅之前的“前現代”存活狀態，已是萬幸？但是，是什么讓我們寧可不看，寧可不想，今朝有酒今朝醉，醉酒卻壓不住焦慮與恐懼？與此同時，對于堅拒酗酒保持清醒的薩帕塔原住民所做的選擇，卻嗤之以鼻呢？

“末日鐘”，2021年的警示

美好生活（Bien Vivir）

美好生活，幸福，這是薩帕塔運動給出的希望之路，是要拒絕現代資本主義體系把經濟凌駕社會之上，把金錢凌駕經濟之上；是要重申，民生經濟要回嵌在社會之中，個人要回嵌到社群之中，社群要回嵌到大自然之中，人類創造的財富和大自然給予的財富，應該為社群共治共享。要重新認識到，不是太陽繞著地球轉，是地球繞著太陽轉。

漢字的“幸”，是囚犯獲赦解除上下的枷鎖，逃離死亡的詛咒。“福”，以酒祭祀，不忘祖先和自然的饋贈。今天，人類作為一個物種，要從瀕臨滅亡之災自我拯救，刻不容緩。思想指引行動，薩帕塔運動的智慧，可供我們參照。

甲骨文的“幸”“福”

在三八婦女節，在反父權運動上，我想致敬的人物，有薩帕塔司令拉蒙娜Ramona，副司令馬科斯Marcos，和地球大學的埃斯特瓦Esteva。

拉蒙娜突顯了溫柔剛烈的女戰士形象。薩帕塔解放軍三分之一的戰士由婦女組成，她是索西Tzotzil原住民，解放軍七名女指揮官之一，個子小，被稱為“玲瓏戰士”。 1993年，拉莫娜和蘇珊娜兩位司令花了四個多月時間，走遍薩帕塔原住民社區，按照原住民的習俗，通過社區集會、交流意見、集體對話，直至所有社區達成共識，一致通過婦女革命法，并且寫進1993年12月第1期《墨西哥覺醒者》薩帕塔民族解放軍新聞機關的正式文件。1996年，拉蒙娜前往墨西哥城參加全國原住民論壇，論壇促成墨西哥全國原住民大會的成立；論壇上，拉蒙娜的樸素語言讓人感動，她說，“我們薩帕塔人雖然人微言輕，但是，步子邁的非常大，走得很遠，走進了許多人的心里。傾聽我們說話的有男女老少，大家希望國家有民主、自由和公正。大家有愛心，幫助我們到達墨西哥城市中心廣場。這些人心所向的理想，既是薩帕塔人想要的，也是大家想要的。我們希望擁有一個把我們（原住民）當作人看待、尊重并承認我們（原住民）尊嚴的墨西哥。這就是為什么我們要把薩帕塔人的微弱聲音與所有為新墨西哥而斗爭的人的廣大聲音聯合起來。我們來到這里是為了和大家一起吶喊，不再有一個排除我們原住民在外的墨西哥。這就是我們想要的、讓都有人都擁有尊嚴的墨西哥。”她的這一句“不再有一個排除我們原住民在外的墨西哥Never again a Mexico without us”，傳為佳話。

1997年，拉蒙娜率領薩帕塔婦女代表團參加在瓦哈卡舉行的第一屆全國原住民婦女大會；2001年，帶領薩帕塔隊伍游行到墨西哥城，要求政府遵守《圣安德烈斯協議》。無法忘懷的形象，是拉蒙娜拖著病重的身軀，與癌癥搏斗10年后，于2006年1月6日在宣傳“另類運動”The Other Campaign的路途上，因腎衰竭去世，年僅47歲。

拉蒙娜

玲瓏戰士拉蒙娜和蒙面騎士馬科斯

副司令馬科斯，在2014年改名為加萊亞諾，以紀念被殺害的薩帕塔教師，并揚言“馬科斯已死”，建議大眾的目光放在薩帕塔社區的困境與成就，而不是他個人。接著，馬科斯銷聲匿跡好幾年，薩帕塔運動也沉寂，讓外界擔憂是否內訌、是否沒落。2018年薩帕塔運動重回公眾視野，樂見韜光養晦的成果：更多的海螺自治社區建立了，馬科斯繼續言說，身份是“社區一員”。當年聽到馬科斯要隱退，不是粉絲的我，也不免若有所失。馬科斯的言詞魅力傳譯著叢林里的偉大實踐；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法國前總統夫人，以至各路名作家、名記者，趨之若鶩，紛紛要跟魅力偶像結交、通訊。我在2006年跟他有一面之緣，也讓我挺激動。外界的關注，對政府起了監督作用，薩帕塔運動成為“后現代”的奇觀。2014年馬科斯的宣告，固然挑戰偶像文化，可是，我仍然覺得，一個運動需要專有名詞（巴迪歐Badiou語），讓能量匯聚，因此不能簡單歸結為群眾的盲目“個人崇拜”。運動如果只靠個人威望來維持，當然不會有生命力，人亡也就政息。但是，馬科斯的“退隱”舉措，畢竟有重大的象征意義，就是既有名望又掌軍權的領袖，通過取消軍人介入社區生活、個人的退隱，拆解既是現代社會的父權體系也是原住民傳統父權長老制的規矩，在社區內部實踐反父權文化的跨前一大步。這點值得大書特書。騎馬背槍的陽剛形象深入民心的馬科斯，不愧是反父權主義的feminist。

 馬科斯

埃斯特瓦的故事，我在1月30日的澎湃文章里敘述了，這里不贅。他文質彬彬，慈祥溫和的父親形象之下，是篤定的反父權戰士，不忘他祖母作為原住民深受的苦難與不棄的理想。相識快20年了，睿智的長者身體力行，鞠躬盡瘁，對新人、新社群、新世界，懷抱希望，他身上有太多太多我需要學習、傳承的言行。

2014年墨西哥恰帕斯州“綜合技能原住民中心”，埃斯特瓦和劉健芝

每一個“我”都是“我們” （Every I is a We）

每一個“我”都是“我們”。這個原住民的哲學我從埃斯特瓦的文章里讀到。琢磨了很久，我慢慢悟出其中的道理。“我們”不是名詞，“我們”是動詞。“我”沒有本質。西方啟蒙以來的個人概念，是離土離鄉、出賣雇傭勞動的“自由身”的個體，服務于現代資本主義工業時代。現代教育無論學生或者老師的考核競爭、商場如戰場的弱肉強食規則、小康家庭子女獨有房間的建筑設計、精英創業神話編織的個人奮斗史，無不強化在驚濤駭浪里飄蕩的小舟或者魯賓遜在小島上的個體生存夢。就算說“優”于農民的無產階級有著自在和自為的階級特性，但是，當失業無業的棄民多于工廠工人之時，當第三產業失去了工廠的群性物質環境之時，社會改革主體的理論討論，如果不是唏噓反抗者是一盤散沙，就需要對現代主義之前的歷史來個重新梳理，對后現代主義的當前處境來個大膽挖掘。

我覺得，反父權主義運動在當今各種社會矛盾、暴力沖突撕裂社群、滋養法西斯興起的歷史時刻，要走出現代主義的個人主體話語。原住民女性主義、生態女性主義近年興起，有不少重要的貢獻，例如質問殖民主義對原住民女性的殘害，關注環境破壞下的自然生態。眾多的努力，明言的或不明言，都指向一個共同努力的方向：擺脫現代主義啟蒙的關于理性還是非理性二選一的勒索，指出現代主義對“人”的想象的虛假、偽善及其隱藏包裝的丑陋欲望（“人”的想象的模型是白種男人，有財產，有宗教背景，擁抱現代西方文明關于發展、進步的價值，美化殖民是教化世人的任務，在全球推廣發展進步的價值和世界觀）；進一步要指出，啟蒙所言的理性/非理性，是個人主義發展的基礎（因此理性淪為消費者個人消費的理性選擇，一點也不奇怪），所謂理性自主想象的抽離現實的虛假存在，成為自大、自以為是、獨斷的借口，成為封閉的遮羞布。

我想，我們有必要詰問“我”是怎么生成的，是在怎么樣的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摒棄習以為常的觀念，質問“我”看似自然實際是特定社會形塑的特質，拋開本質主義的普世概念，在歷史動的過程中，尋探“我”和“我們”的關聯。

埃斯特瓦舉過例子，說有些墨西哥原住民部落的語言里，沒有“我”這個詞。語言不簡單用來溝通，也形塑我們如何辨識世界、社群和自我的關系。2003年，墨西哥通過《語言權利法》，承認68種原住民語言的法定地位。盡管大概有10-14%的墨西哥人自認跟原住民有血統關連，但只有6%能說原住民語言。據統計，墨西哥287種原住民語言，恐怕60%會在不久將來流失絕跡；同時流失的，是原住民社群對世界的感知方式。

語言中沒有“我”，是怎么樣的社群關系呢？沒有固定的、本質的“我”，沒有所謂獨立自主的“我”，不僅僅是語言概念，而且是生存生活方式所造就的。沒有一個地域聚居生活，“我們”沒法是相對穩定的群體。這也是為什么農民運動和原住民運動除了主張小農經濟、食物主權，還提出地域（territory）是繁衍后代、自治共享體的必要條件。“我們”，在特定的地域里，在不斷變化的人與人共同生活的各種關系里，是流動的、變換的、發揮強大生命力和創意的。重要的是，所謂個人的自主獨立，是以群體的自主獨立為基礎的，即任何人的自主獨立的泉源，離不開群體中機動的互相依賴。

并非只有原住民部落才有條件以“我們”的不斷動態組合來生活，其實不少原住民社群關系已被現代社會侵蝕破壞，薩帕塔運動用上了二、三十年，慢慢重構肌體。借鑒薩帕塔原住民的哲學與生活經驗，通過審視自身的主體性形塑的過程，審視父權體系作用于我們身上的意識和無意識，百花齊放的女性主義，可以吸取更多養分。記得英年早逝的好友、印度的民眾科學家文諾Vinod Raina曾經說的一句話，評價一個村落的水平，不是看跑得最快走在最前面的少數幾個人，而是看跑得最慢走在最后面的多數的一群。盡管這個比喻借用“先后”的發展觀，但是，民眾科學運動表達了它的理想：社群所有成員攜手打造社區。

刻骨銘心的思想變化，能帶來行動創新。新的社會關系，是觀念轉化的土壤。

幸福美好正義的世界，是“我們”的。

2021年3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