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新修訂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等頒布實施，鄉村自治制度日臻完善，村委會等農村基層組織在鄉村治理中的作用更加凸顯。

3月4日，全國政協委員、民革中央委員、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副院長李生龍告訴澎湃新聞（www.kxwhcb.com），他通過調研發現，農村基層組織助力鄉村治理的效果待提升。今年兩會，他會提交《關于加強農村基層組織建設進一步提高鄉村治理效能的提案》，建議從“強基礎”“固根本”等四個方面提升鄉村治理效能。

李生龍舉例說，《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規定，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事項需提交村民會議討論決定。但實踐中，有的村干部法治意識不強，未經集體討論即作出或修改自治決策。有的將不屬于自治范圍內的事項納入集體決策，片面認為集體投票通過即可決定村務。有的村務管理不規范，民主管理不到位，財務等管理較為混亂，且出現“新官不理舊賬”現象，進而引發矛盾糾紛。

李生龍了解到，受思想認識、人員素質、專業能力等因素影響，實踐中存在農村基層組織參與矛盾化解意識不強、調處糾紛能力不足、化解矛盾效果不佳等問題。比如，有的村“工作室”“調解室”長期閑置，作用發揮有限。特別是運用法律手段化解矛盾的能力不足，鄉村矛盾糾紛呈現多元化特征，婚姻家庭、土地流轉、征地拆遷等領域糾紛易發多發且專業性強，不少村干部法律知識儲備不夠，在參與調解過程中，運用法律手段能力不足，往往說不清道理、情理和法理，群眾不信服，調處效果不好。

此外，在農村基層組織在參與鄉村治理過程中，也存在監督“虛化”“失靈”等問題，影響監督效果和在鄉村治理中作用發揮。李生龍說，比如，鄉村本屬“熟人社會”，村干部相互熟絡，礙于情面不想監督、不愿監督的情況較為普遍，致使內部監督乏力。隨著大量青壯年勞動力流向城市，農村老齡化問題加劇，留在農村的村民監督意識和能力缺失，影響村民民主監督實現。同時，村干部職務犯罪時有發生。有的村干部利用弄虛作假套取公款補貼、利用惠農政策捏造補貼名冊等手段，騙取國家資金，反映出基層政府對相關工作審核把關不夠嚴、監督乏力。

為此，李生龍建議，要“強基礎”“固根本”，建好農村基層黨組織；堅持法治引領，依法規范自治行為；突出共建共治，提升糾紛調處能力；完善制度機制，強化權力運行監督等方面提高鄉村治理效能。

李生龍說，可以今年鄉鎮、村集中換屆為契機，選優配強村“兩委”委員特別是村黨支部書記，積極在鄉村培養和發展年輕黨員，引導農村黨員在鄉村治理中發揮先鋒模范作用。強化村委會內部管理，健全崗位職責、財務管理等制度體系，建立換屆交接瑕疵責任追究機制，彌補內部管理漏洞。有針對性加強調查研究，進一步明晰基層自治邊界范圍，為基層自治提供規范指引。

“把懂法律、懂政策，群眾威望高的村民吸納進入調解隊伍，加強業務培訓，保障運行經費，更好發揮基層調解組織消弭矛盾、化解糾紛的作用。”李生龍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