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市場的“疫論”專題開設“疫論·流動”子欄目，將在這個子欄目中陸續介紹牛津大學的“疫情與流動”論壇上的文章，該論壇是項飆主持的MoLab (Mobility, Livelihood and Health Lab) 項目的一部分，文章均由項飆策劃與編輯，并與《澎湃新聞·思想市場》合作，經項飆重新編選后在本欄目刊發中譯版。

2020年夏季，伊朗東部邊境的阿富汗移民勞工和西部邊境的庫爾德少數民族發生了一系列和跨境流動相關的致命事件。這不僅僅是由于疫情，同時也是多重外來震動造成的結果，包括國際社會對伊朗的制裁、對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軍事占領，以及伊朗-阿富汗和伊朗-伊拉克邊境地帶極其復雜的地緣政治關系。在這個地區，沖擊是接二連三的。當人們還在掙扎著應對前一輪危機，下一個沖擊已經到來。多重沖擊互相交錯。沖擊的累積導致這些群體在地理、經濟和政治上長期處于不安的狀態。

阿富汗人從伊朗回國抵達赫拉特省。

東部邊境

在過去40年里，伊朗一直是阿富汗移民的主要目的地。伊朗大約有200到300萬阿富汗移民，其中一半人沒有證件。自2020年4月初以來，伊朗政府把公共衛生危機作為驅逐阿富汗外勞的一個機會，被驅逐出境的人數翻倍了 (Ariana News 2020)。新冠危機也增加了所謂的“自愿”返回（ 當然，在合法居留伊朗的選項根本不存在的情況下，“自愿返回”這個詞是不正確的）。 2020上半年有超過40萬移民從伊朗“返回”阿富汗。他們回國的主要原因是在伊朗的失業。此外，伊朗政府加強大規模的驅逐行動，也是為了在2020年夏天與塔利班進行所謂“和平”談判時能夠有籌碼對阿富汗政府施壓。

而在邊境的另一邊，等著這些移民的可不是“溫馨的家”。被驅逐出境的人是被遺棄的人，他們從到達阿富汗的那一刻起就得不到任何支持。此外，他們在阿富汗被看作是潛在的病毒攜帶者。酒店和出租車拒絕為他們提供服務或收取高昂的費用。對于一個已經面臨高失業率、大面積貧困、內戰和眾多內部移民的國家來說，從伊朗大規模的人口回流成為了一個問題。阿富汗國家勞動部稱，新冠導致200萬人失業 (Mashregh News 2020)。此外，官方信息提出警告，貧困率正從54%上升到72% (Cancho and Pradhan 2020)。

經濟上的困難和其他因素例如污名迫使一些移民返回伊朗。他們被夾在中間：一方面被伊朗強行驅逐，另一方面因環境所迫而離開阿富汗。他們在陰影下不斷流動，穿越國家邊境秩序的縫隙。有趣的是，在與伊朗的阿富汗移民交談時，“返回”是什么和“返回”哪里從來都不清晰。他們同時用“返回”來指代回阿富汗和回伊朗。

頗具象征意義的是，被驅逐出境的阿富汗移民會被帶到一個名為“noght-e sefr（零點）”的官方跨境邊界。在伊朗的大多數阿富汗移民都曾多次經過零點。每一次被驅逐，也就是把流動者再一次踢回到原點。沒有工作，沒有積蓄，一切從頭來。

在阿富汗，每一個被驅逐者都可能成為人口走私販的新客戶。大量的客戶導致走私價格上升。在新冠爆發前，走私到伊朗的價格約為150萬托曼，在2020年8月這個價格達到了300萬托曼（約100美元）。在新冠期間，移民勞工的非常規流動不僅成本更高，而且風險更大。走私販把過境點轉移到更偏遠的山區，使得旅程更加危險。公共衛生危機也意味著伊朗國內城市之間的流動管制更加嚴格，這導致更多從邊境地區去往德黑蘭的無證移民被逮捕（這里更新的信息來自與Abdulla Mohammadi的私下交流。Mohammadi是Mixed Migration Center [亞洲地區，喀布爾] 4Mi的負責人。2020年8月5日）。 這一切的邊境活動意味著，因為成本和風險的原因，比起女性和老人，年輕和健康的男性在新的流動中更有優勢。當許多有孩子、婦女和老人的家庭被伊朗遣返，那些成功跨境的通常是年輕男子。

回到伊朗時，他們面臨的是一個和以前很不相同的勞動市場。許多建筑項目和工坊都倒閉，移民開始在街上擺攤 (Mohammad and Khosravi 2020)。他們主要向車上的人賣花、香煙和口香糖，或在地下通道賣這些商品。在伊朗，有三百萬兒童靠在大城市的街道上賣東西為生。根據官方數據，德黑蘭80%的街頭兒童是“外國人”，通常指的就是無證的阿富汗孩子(Deutsche Welle 2019)。因此，移民的流動不僅在邊境加劇了，也在大城市的街道加劇了。

西部邊境

自2020年3月以來，伊朗西部邊境發生了另一波跨境的震動性流動。疫情爆發后，數萬名在伊拉克庫爾德斯坦的伊朗移民勞工突然失業，并被迫離開伊拉克。他們是庫爾德人，返回的是伊朗的庫爾德地區。他們通常從事非正規經濟活動，特別是當庫爾巴（kulbar），意思是背著貨物的人。他們穿過山中危險的路線從伊拉克庫爾德斯坦的邊境地區進入伊朗。走私的貨物包括從香煙、食物、酒到汽車輪胎的任何東西。

每個庫爾巴平均背貨的距離是20公里的山路，貨品一般在30到70公斤之間。一趟跨境能掙10到20美金。庫爾巴走在死亡的路上。每年有幾百個庫爾巴被伊朗邊境的守衛殺死或受傷。在與一位年輕男子私下交談的過程中，他告訴我在新冠爆發后，收入普遍下降，他認為庫爾巴人數的突增是主要原因。

在這一邊境地區，有數萬名男性、女性、年輕和老年庫爾巴參與小規模走私活動。其主要原因是伊朗面臨的長達數十年的國際制裁。官方貿易通道萎縮，為非正式貿易網絡和各種形式的走私活動提供了空間。金融的崩潰和伊朗貨幣的貶值意味著國內外商品價格差距不斷擴大。不管是對移民還是對伊朗本地人，長期升值的美元價格比新冠帶來的壓力更沉重。自2020年3月以來，伊朗里亞爾兌美元貶值了將近66%。更昂貴的美元影響了所有國內的其他消費。變低的工資和貶值的貨幣意味著庫爾巴不得不為了滿足需求而更頻繁地跨越邊境。

同樣，在伊朗的阿富汗勞工必須工作更久，因為貨幣貶值意味著移民匯款價值的降低以及地下匯款費用的增加。與新冠前相比，庫爾德人和阿富汗人都發現自己處于更加不穩定的勞務狀況下，其特點是更少的工資、延遲的支付，以及為獲得有限的日薪工作而競爭的加劇。美元沖擊的另一個后果是阿富汗美元的走私。因此，動蕩的國際和地區政治不僅加劇了勞工的流動，也加快了其他物品的流通。

在伊朗，少數民族（伊朗庫爾德人）和移民（阿富汗人）都處于持續的應急狀態。人們不斷地被打回到“原點”。當移民突然被移開和重新安置時，他們會自動地被剝削時間、金錢和個人物品。他們用來積累經濟和社會資本的時間被突然的流動奪走。所以每次返回都或多或少意味著從頭開始。流行病、地緣政治和地方邊境做法的沖擊使生命格外脆弱。新冠的沖擊加上武裝沖突，以及毀滅性的制裁，都極大地加劇流動、而且將不同的流動串聯起來。讓底層不斷回到原點，是這里政治的最集中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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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hram Khosravi是斯德哥爾摩大學的社會人類學教授，同時主持Critical Border Studies Initiative的跨學科邊境研究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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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s:

Ariana News. 18 April 2020. ‘Afghanistan’s surging unemployment triggered by Coronavirus outbreak’. Accessed on 11 August 2020. https://ariananews.af/afghanistans-surging-unemployment-triggered-by-coronavirus-outbreak

Cancho, C.A. and T. Pradhan. 16 August 2020. ‘Mitigating the poverty implications of COVID-19 in Afghanistan’. World Bank Blogs. Accessed on 23 September 2020. https://blogs.worldbank.org/prs/endpovertyinsouthasia/mbarzh-ba-fqr-nashy-az-kwwyd-19-dr-afghanstan

Deutsche Welle. 28 July 2019. ‘?? ???? "?????? ???????????? ???????" ?? ????? ????? ?????’. Accessed on 11 August 2020. https://www.dw.com/fa-ir/iran/a-49775765

Mashregh News. 3 March 2020. ‘?????? ??? ????? ?????? ??????? ?????????? ?? ?????’. Accessed on 11 August 2020. https://www.mashreghnews.ir/news/1048205/

Mohammad, S. and A. Khosravi. 18 April 2020. ‘????? ??????? ?? ?? ???? ???? ?????? ????? ?????? ?? ?????????? ? ????? ???? ??????? ??? ??? ?? ??? ???????’. Hamshahri Newspaper. Accessed on 11 August 2020. http://newspaper.hamshahrionline.ir/id/98238

（本文由涂珈穎翻譯、注釋和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