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詩意地，

人棲居在大地上。

我是否可以這般斗膽放言，

那滿綴星辰的夜影，

要比稱為神明影像的人

更為明澈潔純？”

德國詩人荷爾德林的《人，詩意地棲居》這首詩，經由海德格爾的闡發，如今已可謂被廣為傳頌，并成為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一種代表性的想象。但在“星辰的夜影”中追尋的“自然”，多少屬于某種“崇高”的領域。它向人們展示的是一種無機物的永恒。而所謂“詩意地棲居”，終究是一種以“人”為主語的設想。

2020年1月，上海老西門一角。澎湃新聞記者 周平浪 圖

在《動物故我在》一文中，法國哲學家德里達嘗試對荷爾德林與海德格爾的“棲居”加以批判。在他看來，“詩意地棲居”蘊含了以人類為中心的觀點，即通過“詩意”，即詩歌語言的存否，而將人與自然割裂開來，成為凌駕于動物之上的物種。德里達認為，這樣一種基督教的觀點，忽略了人與動物本質上的不同，這種不同使二者并不能在數量或等級的層面上加以排列。換句話說，“非人”的動物與人之間是一種平等的并列關系。它們是全然迥異的“他者”，是無法概念化甚至難以理解的“他者”。在與動物的相遇中，人得以建構起自己作為“人”的身份邊界。

從凝視動物到動物的“凝視”

哲學家對“動物”的思考如是。但在現實中，人與動物的遭逢并不是深思熟慮的產物。人類學家列維-施特勞斯在《憂郁的熱帶》結尾曾設想這樣一段優美的邂逅：“經由某種非自愿的互相了解”，一個人與一只貓的對視，將帶來“那充滿耐心、寧靜與互諒的短暫凝視”。凝視即蘊含了一種權力結構。人們也許永遠無法從對動物充滿“自我中心主義”的凝視中逃脫，即便是某些為了動物福利而作出的宣言，亦無非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人自以為生殺大權在手的傲慢，或是通過憐憫的形象換取另外的社會資本。

2011年5月30日，廣州上漖村龍舟廠。澎湃新聞記者 周平浪 圖

如果，人和動物之間現實的遭逢，終究難逃消費動物乃至剝削動物的宿命，那么，人與自然的和諧共存，又如何可能呢？

心靈哲學家內格爾設計了一個思想實驗，讓人思考“成為蝙蝠是一種什么體驗”。我們知道，對蝙蝠而言，主要的信息來源是超聲波，這既和人類通過視覺的觀看不同，其頻率范圍也超出了人耳力所及。如此說來，動物與人不同，人無法將自己代入動物的視角展開“凝視”。但另一方面，人們畢竟已掌握了相當的生物學知識，從而能夠對動物所可能進行的“凝視”加以刻畫。

被忽視的蝸牛

但并非所有生物都能“幸運”地進入人類視野。從生物學上看，我們熟知的貓、狗、鳥、蝙蝠以及人類都屬于脊椎動物，其種類數僅占動物總種類數的3%-5%。占絕大多數的無脊椎生物，在人類生活中，卻被忽視甚至排斥。

舉例而言，至少有25000種蝸牛棲息于地球的各個生態系統中，在營養物的分解-循環過程中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但過去五百年間（正逢人類步入近現代文明之時），滅絕的蝸牛、田螺、章魚和其它軟體動物占滅絕生物總數四成以上。即使今天人類嘗試理解其他生命，我們也很難否認，這種“理解”充滿了固有的等級或偏見。

威廉·莎士比亞的第一首長詩《維納斯和阿多尼斯》中，蝸牛被描繪成一個羞怯的生物。但英國或荷蘭的園藝家們可絕不會同意。他們把這些柔軟的小生物看做最危險的對手（事實上，只有少數不帶殼的蝸牛，也就是蛞蝓，可以嚴重破壞植物）。無論我們喜歡蝸牛與否，人類與蝸牛的生活可謂緊密相連?！禗omestic Wild》一書的作者富蘭克林·吉恩（Franklin Ginn）形容蝸牛是“本土景觀的作者，在地毯和石頭上留下黏液痕跡；也是本土景觀的讀者，循著同類的痕跡找尋食物、伴侶和庇護所”。

在荷蘭的一些城市，生物學家發現，蝸牛正快速進化以適應城市氣候。相比在郊外或農村棲息的同一品種，城市蝸牛的殼顏色偏淺。淺色的殼可以更好地反射太陽光，以避免自身體溫過高。通過揭示蝸牛殼的顏色變化，科學家期望，公眾可以更好地了解氣候變化，以及氣候對城市中每個生物的影響。

具體而言，植被、土壤、氣候、濕度是影響蝸牛城市宜居性的關鍵要素：植被為包括蝸牛在內的眾多動植物提供食物和庇護所；土壤是直接影響蝸牛健康發育的根本因素；溫度和濕度決定著蝸牛的行為、活動甚至生死存亡。在城市化和氣候變化的大背景下，不論歐洲還是國內的蝸牛都可能受到威脅，甚至因高溫干旱、土壤污染、生境破碎化等城市問題而滅絕。由于烏鴉和喜鵲在繁殖季節都需要捕食蝸牛來攝入足量的鈣，蝸牛種群的消亡對許多鳥類同樣是滅頂之災。

生態的啟示

夏日午后，酷熱無蔭的街道，對眾多生物而言都同樣危險。對于未來城市，人、蝸牛和其他動物都在呼喚宜居、舒適、無污染、充滿植被的棲息地。20世紀中期，棲息地（habitat）這一生態術語，被先鋒派CIAM（Congrès Internationaux d’Architecture Moderne）引入建筑學界。生態主義開始成為規劃、建造人居環境的重要工具，以反思當時盛行的功能主義。時至今日，城市不再被視為各不相關的建筑大合集，而是連續的生態系統。由于全球氣候變化，棲息（或棲居）這一詞匯廣為流行，預示著高品質的可持續性、健康、文化與自然福利。簡而言之，就是為生命做設計。景觀建筑師認為，除了平衡好生命與環境的關系外，向公眾解釋自然的復雜性亦不可或缺。因為人越能理解生態過程，就越能欣賞自然并做出道德上的回應。近年來的城市更新中，新建設的自然棲息地，越來越多地承擔科普職責，在景觀體驗中，向市民傳遞生態過程與聯系。這種“生態啟示性設計”在未來城市實踐中值得更多探索。

在《物種相遇》“When Species Meet”的第一章結尾，作家Donna Haraway 闡述了她理想的共居狀態：“我們（和其他物種）再次…在層層往復的復雜狀態中共塑另一個‘他者’…伴隨著真實的動物與人類彼此凝望?！?/p>

為了跨物種的聯系，城市有必要建立某種景觀作為調解場所。人與動物詩意地共居在城市，需要關注兩點原則：生態績效和思維轉變。這就要著眼于超越固有的人類中心主義和物種偏見，擁抱所有物種與我們相鄰，迎接新的人-動物關系。未來城市必須仔細尋找動物與人類共處的機會與局限。而生態設計應著眼提供解決方案，有助于各方的生存需求。于此，更多物種在未來才得以充滿活力，繁衍生息。

（作者朱恬驊系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江立晟系荷蘭瓦赫寧根大學景觀建筑與規劃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