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2月，“胡問遂藝術館”在上海市黃浦區古城公園內揭牌成立。這里原本是滬南錢業公所的舊址，今天，這座帶有徽式風格的白墻灰瓦建筑以新的面貌和公眾見面。胡問遂是當代中國著名的書法家，也是海派書法的代表人物。館內展示著胡問遂先生各階段百余幅書法字畫。兩年前，胡問遂夫人代表其家屬將所藏胡問遂作品近千件，捐贈給上海市黃浦區人民政府。如今，隨著藝術館的落成，上海黃浦又增添了一枚文化名片。

胡問遂藝術館落成典禮

胡問遂生于1918年，1950年代初師從沈尹默先生學習書法。在此之前，他還分別有兩段從軍與從商的經歷。相較于書法造詣，世人較少了解胡問遂的另一段傳奇經歷：為“賴茅”酒設計商標。

一、胡問遂在大后方的事業

1937年抗戰爆發時，胡問遂不到20歲。他投筆從戎，加入國民革命軍第105師政治宣傳處宣傳隊。105師由“西安事變”時張學良的衛隊改編而成，師長王鐵漢曾經在“九一八”事變時就拒不執行“不抵抗”命令，打響了東北抗日第一槍。105師一路向西，先后參加長沙會戰、南昌會戰，胡問遂也輾轉內地，隨軍從事宣傳工作。

1941年，中國抗戰進入最困難的階段，東南部國土淪陷，大后方遭遇前所未有的軍事封鎖。云貴成為同盟國向中國運輸物資的唯一通道。這年，胡問遂隨軍開赴緬甸臘戌，在運輸處擔任機務員，參與修建滇緬公路。后來因為染病，胡問遂離開部隊暫居貴陽。從軍生涯告一段落后，胡問遂開始考慮實業之道。因其擅長書法繪畫，最初他在貴陽開了一家小店承辦商標廣告印刷業務，后來開辦了一家小型印刷廠。在貴陽的歲月里，胡問遂廣交貴州工商界人士以尋求支持。

胡問遂先生（1918-1999）

此時的貴州工商界，賴永初已成為頗有影響力的領袖人物。賴永初是貴陽人，其家族早年依靠雜貨貿易和借貸起家，由“二十兩銀子”的本錢逐漸成長為家資數萬的富商。賴永初為賴家長子，繼承家業后主營錢莊業務。1936年，賴永初創立大興實業公司，擴大業務范圍。身有余錢后，賴永初開始在貴陽商界活動，加入了貴州商會的社交圈。1940年前后，賴永初進入貴陽市商會，擔任常務理事。借助商會的組織力量，他先后創辦《貴州商報》、貴陽商友俱樂部，服務于在地商人群體。抗戰時期，賴永初還擔任貴陽市參議員以及貴陽市銀行經理等重要職務。

賴永初先生（1902-1981）

1937年，原茅臺鎮衡昌燒坊因經營不善，掌柜周秉衡以酒廠入股賴永初的大興實業公司。1941年，周秉衡將酒廠轉賣給賴永初。賴永初接手后，將其改名為“恒興酒廠”，并推出新的產品：賴茅。

釀酒原本是賴永初商業帝國中的冰山一角，但后來卻成為最具知名度的品牌。胡問遂與賴永初的相識與合作，也因“賴茅”而起。

賴永初將產品冠名為“賴茅”后，開始組織設計商標。幾乎同一時期，胡問遂與賴永初結識。于是，“賴茅”商標的設計工作便由胡問遂承接。“賴茅”商標為大鵬鳥圖案，并以圓環為背景象征環球。商標上方印有“賴茅”的羅馬拼音“Lay Mau”，底部有英文標識“Trade Mark”（為注冊商標之意）。1943年，胡問遂在貴陽站穩腳跟，開辦“時輪印刷廠”。此后，“賴茅”酒的商標皆交由時輪印刷廠印制。

民國時期“賴茅”瓶身商標

“賴茅”酒的商標設計，融入了頗多現代商業理念。此前，茅酒的商標大多不夠講究，如華家成義燒房的茅酒在1940年申請商標時，僅以高粱穗和“回沙茅酒”字樣為標識。“賴茅”之產品名與商標問世后，各家酒廠亦紛紛效仿。后來，成義燒房亦自稱其茅酒為“華茅”，王氏家族的榮和燒坊亦自稱為“王茅”。許多茅臺鎮之外仿制的茅酒，亦沿用此稱謂，市場上如“金茅”“丁茅”“越茅”等仿茅酒層出不窮。

有關茅臺酒造假的故事，并非僅存在于今天的市場。讓我們來看看賴永初本人的回憶：

“在舊社會，各人只管賺錢，根本談不上什么信譽，以假冒真無法制止。不但在貴陽盛行賣假茅酒，以至由貴陽到臨近幾省的途中，酒店都賣假茅酒，有的印商標冒充，有的干回收吃光酒的空茅酒瓶，一角一個，然后裝上高粱酒冒充茅酒，獲利很厚。”

民國時期“賴茅”酒廣告與仿賴茅商標的“越茅”酒廣告

二、胡、賴合作與茅臺酒的崛起

近代茅臺酒大體發端于晚清，最早由鹽商經營，19世紀末茅臺鎮的釀酒作坊包括華氏家族的“成義燒房”和王氏家族的“榮和燒坊”。1920年代，貴陽商人周秉衡在茅臺鎮開辦“衡昌燒坊”，從此茅臺鎮酒坊形成三家鼎立的格局。1940年代，賴永初收購衡昌燒坊，改名“恒興酒廠”。恒興酒廠是茅臺鎮三家酒廠中最年輕的，但至抗戰勝利時，已一躍成為規模最巨的酒廠。這與茅酒獲得的時運、商機以及賴永初的品牌化經營密不可分。

抗戰爆發后，國民政府西遷重慶，大批軍公教人員隨之內遷。數十萬人的軍政人員內遷，帶來了巨大的消費需求，茅臺酒以其高昂的價格和稀缺性，逐漸受到上層階級的歡迎。無論是軍政高層的公務接待，還是文豪墨客的社交饋贈，茅臺酒都出現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當然這也與大后方中下層公務人員的貧困生活形成鮮明對比。

整個民國時期，茅酒的價格一直處于較高的水平。抗戰爆發前，一瓶茅酒的售價大約為1塊銀元，從代銷處購買須加1-2角。抗戰爆發后，國統區開始遭遇嚴重的通貨膨脹，茅酒的價格亦是水漲船高。據1946年1月的上海報紙報道，“賴茅”酒在重慶“賣到五千法幣，合起偽幣來就是百萬元”。至1946年11月，一瓶茅酒則要賣到兩萬五千元。

戰后，茅臺酒也突破了西南一隅，銷往全國。1946年重慶《征信新聞》曾做如下報道：“貴州仁懷屬茅臺村所出產之茅臺酒具酒味之醇香，名聞遐邇，抗戰前曾銷全國各地，嗣因戰爭關系，銷區漸漸縮小，僅以大后方為銷區，刻簡以交通便利銷區逐漸恢復，茅臺酒最老之成義恒興榮和三家年產數十萬斤，刻正尚廣州京滬一帶推銷，因成績甚為良好，茅酒業前途殊屬可觀云。”

抗戰勝利后，時輪印刷廠與恒興酒廠都已頗具規模。胡問遂的時輪印刷廠達到“雇員百余人，擁有兩臺橡皮膠印機”的規模，而當時整個貴陽僅有五臺印刷設備。印刷廠承接教材、文史、科研書籍的印刷業務。30歲的胡問遂已成為貴陽文化界和商界的新秀。1950年，胡問遂面臨新的時勢做出抉擇。他主動將印刷廠上交貴州省政府，時輪印刷廠并入貴州人民印刷公司，后改為貴州新華印刷廠，走上國營化的軌道。胡問遂舉家遷往上海，開始了他的書法人生。

賴永初在貴陽的事業亦進一步成長，一度擔任貴州省銀行總經理一職，掌握貴州金融命脈，同時兼營鹽業、礦業、報業并從事慈善和教育。而回顧賴永初商業發跡的歷史，其財富乃至社會地位的迅速成長，幾乎是與貴州戰時經濟地位的成長同步。通過進入商會，賴永初開始頻繁地與貴州軍政高層人物打交道，并以“賴茅”酒做禮相送。國民黨退往臺灣后，貴州尚未解放。由于賴永初在金融界的地位，時任貴州省主席谷正倫曾勸說賴永初去臺灣，要求其把貴州銀行的所有資金裝運到臺灣，并留了一架飛機在興仁等候。最終，賴永初選擇留在貴州迎接新政權。

如果從更大的歷史背景來看，胡問遂參與賴茅商標設計的故事，勾勒出戰時中國的社會流動。抗戰前，貴州地處邊陲，交通閉塞。戰時國民政府舉中央財政開發西南交通，貴州一躍成為大后方的交通樞紐。此外，人員的內遷也為西南地區帶來了大量的人才。賴永初與胡問遂的合作，即是這種社會流動的體現。

三、市場化背景下的“賴茅”際運

可以說，茅臺酒在民國時期尤其是抗戰大后方的暢銷，為1949年后一舉成為全國性名酒奠定了基礎。1950年，賴永初隨云貴新解放區的“昆筑訪問團”前往北京，并受邀參加國慶一周年觀禮。和賴永初一起到北京的還有50瓶“賴茅”酒，被送至中南海懷仁堂禮堂展出。

1951年11月，仁懷縣專賣局出面贖買華氏成義燒房，隨即成立“貴州省專賣事業公司仁懷茅臺酒廠”。1952年10月，王氏家族的“榮和燒坊”被沒收并劃入茅臺酒廠。1953年2月，賴永初的恒興酒廠被茅臺酒廠接管。很快，茅臺酒廠受到中央政府和貴州省政府的系統扶持，改為貴州省工業廳直屬企業，其生產、內銷、出口環節多次受到周恩來、朱德等中央領導的關切。

1950年代之后，中國白酒經歷了計劃時代的工業化階段。同時，發展名酒成為具有財政意義的任務。茅臺酒廠在1978年之前，先后獲得中央、省級的建設資金，其他名酒廠亦如是。1980年代以后，白酒行業逐步進入市場化階段，私營白酒廠開始興起，白酒定價權下放。貴陽的賴氏家族后人紛紛開發出各種以“賴茅”命名的白酒，一度十分暢銷。1988年，茅臺酒廠注冊“賴茅”商標，但因茅臺酒廠三年未使用“賴茅”商標，注冊遭到撤銷。自此，圍繞“賴茅”商標權的爭奪也拉開序幕。一時間，市場上涌現出上千種“賴茅”酒，“賴茅”的商標被隨意使用，直到茅臺酒廠在2014年重新獲得“賴茅”商標。

“賴茅”品牌在市場化背景下的際運，背后是上千家小酒廠的商業運作。而這種運作存在兩個重要條件：計劃時代的技術共享與歷史資產的再開發。

計劃經濟時代，白酒的生產由地方工業部門負責。而中央政府為實現全國釀酒技術的革新，以行政手段推動白酒的技術流通。例如輕工業部為擴大茅臺酒的產量，就曾經花費較大的資源研究茅臺酒的異地生產，并在遵義設立“茅臺酒易地試驗廠”。再如輕工業部曾系統總結汾酒、瀘州老窖等名酒的生產工藝，并將其技術推廣至全國各縣級酒廠，由此形成了一系列地方品牌，這些地方品牌在市場化浪潮中成為私營酒廠的重要原始資本。

這一機制同樣適用于茅臺鎮的經濟生態，茅臺鎮從民國時期的三家燒坊，到計劃經濟時期的茅臺酒廠一家獨大，再到市場化后上千家茅臺鎮釀酒企業的崛起，正是釋放了釀酒技術普及的成果，所謂“醬香型白酒”也因此形成巨大的產業規模。在巨大的利潤空間下，“賴茅”成為私營資本入場的銷售噱頭。

形形色色的“賴茅”酒

“賴茅”品牌作為依附于茅臺酒的重要歷史資產，對新成立的白酒企業來說，是提升其產品溢價的關鍵。附會歷史由此成為白酒行業的普遍現象。關于“賴茅”在民國的故事，胡問遂設計“賴茅”商標的經歷幾乎被湮滅，反而是虛構化的都市傳說流傳甚廣，比如“賴茅獲得1915年巴拿馬萬國博覽會金獎”即是商業營銷的典型烏龍。

總之，“賴茅”的商標故事不僅勾勒出抗戰大后方社會經濟史的一條“暗線”，亦貫穿于20世紀白酒發展史的起伏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