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Cheryl 精英說 收錄于話題#說姐看熱點40個

最近，有網友po出了一份深圳中學和深圳南山外國語學校2020年擬招聘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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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豪華”教師名單顯示，2020年該校新入職老師共66人，包括了碩士39人，博士21人，博士后6人。其中不乏劍橋、牛津、哥倫比亞大學等世界頂尖學府，畢業院校為北京大學的有17人，清華大學有16人。

這些學歷背景金光閃閃，一個比一個能打的名校留學生，為什么都跑去當中學老師？

網友們議論紛紛：精英學子們主動“退向”編制，到底是不是一種人才浪費？忙于春招的國內畢業生以及回國留學生們更是心生焦慮：怎么大家心目中該去搞科學、搞科研的高材生們都在和我搶工作？這世界未免太卷了......

但名校畢業生回歸教育行業，一定意味著“屈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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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校生入駐中學引爭議

社會對于名校畢業生們總是給予某種獨特的期待，在我們的傳統認知和固有理念的熏陶下，大多會默認高學歷者必定選擇“高”擇業，投身于金融、科技、傳媒等聽起來就無比“高大上”的領域。

但名校畢業生回歸教育行業，一定意味著“屈就”嗎？

深圳市南山外國語學校的擬招聘應屆畢業生信息表

招聘人員清一色是國（境）內外名校畢業生

絕大部分網友認為應該支持高學歷的人才成為老師，這樣會給學生帶來更好的教育，是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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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部分網友認為，學子們十幾年寒窗苦讀是為了光耀門楣，為國家發展做貢獻，最后卻去了一所中學當老師，大多的反應是惋惜。

這種惋惜里面，既有人覺得去高中做老師是因為福利待遇好，假期多，工資高，認為他們“尋求安逸、混吃混喝”。也有人覺得這是因為社會就業競爭壓力大，導致高素質人的工作傾向向下平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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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里實際上存在一個悖論，站在學生家長的角度來看，所有家庭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夠接受名師教導，但當清北畢業生們踏入教育行業，他們又紛紛替名校學歷不值，從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國社會對于職業選擇存在的某種固有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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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需要明確的一點在于，選擇什么樣的工作是每一個人的自由，不管什么樣學歷的學生都擁有自己的擇業權，我們可以對他們有期待，但不能替他們做選擇。不論是科研還是教書，職業存在都有它的價值，更不要說教育是一個國家和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重要一步了。

高校學子的主動“下沉”，實際上反映了經濟下行壓力下，大學生追求穩定工作的就業傾向。福利待遇是每個人踏入職場都會考慮的重要因素，高學歷的他們想要擁有一份穩定體面的工作，享受傳道授業解惑的樂趣，并不是什么值得詬病的事。

當越來越多的高學歷人才進入到教師這一行業，雖然競爭壓力上升，但同時對于教師的篩選和選拔要求也將更加嚴格，這對國家教育質量的提高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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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好不一定教的好

藤校畢業生選擇當老師不是問題，但如何當好老師卻是一個問題。

在南外高級中學校招2020屆畢業生擬聘名單中，只有最后一位是北師大本碩連讀的畢業生，其他均不是師范專業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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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2019年下半年中小學教師資格考試中，考試報名人數高達590萬人，本次報考的考生中，師范生占比僅有26%，非師范生則達到了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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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面的數據我們可以看出，隨著教師職業吸引力的不斷上升，非師范專業畢業生申請從事教師工作已經慢慢成為一種顯著趨勢。然而申請人是否受到過系統的師范專業訓練，似乎成為了一個可有可無的因素。

教師資格證書等于為教師行業設置了準入門檻，目的是為了篩選出合適的人進入教育工作者的行列。通過了教師資格考試就意味著已經具備作為教師的基本專業技能，他們也就能站上講堂。但問題是，非師范專業畢業的老師在教學能力和課堂把控上能夠做到游刃有余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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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是北京外國語大學畢業的高材生，她的父母都是老師，在父母的建議下，毫無教育背景的她回到了自己的高中母校任教，成為了深圳一所名校的英語老師。

雖然知識儲備綽綽有余，但對于王丹來說，上好課依舊不是一件輕松的事。如何做好備課、活躍課堂氣氛、快速講解知識點...... 這些都需要自己細細摸索，剛開始上課的時候挫敗感很強。

她表示：“上課挺懵的，不知道該怎么上，就算我爸媽都是老師，但我從來沒有關心過老師是怎么工作的。” 這樣舉步維艱的狀況大概持續4個多月，在此期間，王丹一直嘗試聽課提升，花了很久課堂效果才有所好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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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王丹的事例我們可以看出，在教學課堂上，985名校畢業生們的學術經歷不一定能夠帶來額外的光環。

的確，教師資格證書制度的實行，促進了教師來源多元化，有助于高質量教師隊伍的儲備，是提高我國師資水平的重要途徑。但與國外成熟的教師資格證書制度相比，我國教師資格證書制度仍然存在著一些問題：

比如，教師資格標準過于籠統寬泛，不能科學評估教師所具備的教育教學能力；評定標準單一，不能契合學校對于不同層次教師的需求，甚至于不同學科的教師資格之間還會出現“兼容”的現象。

教書育人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人們對于教師職業的崇敬和期待意味著“為人師表”的高要求。而作為一份專業化的職業，它更需要有專門的課程和要求對從事教師行業的人才進行系統性的教育培養。

因此，除了要對申請人的職業道德、學科水平、專業知識儲備進行考量之外，還必須要對教育活動和學生的認知水平、制定教學方案、組織課堂教學、教學效果自我評估及其他教師寫作能力等方面進行考核。

高學歷人才進入教育行業不是問題，問題在乎如何更大地發揮他們的價值，為中國的教育事業添磚加瓦，而這，才是最值得我們思考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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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級中學”加劇教育資源不平衡

高校畢業生扎堆“超級中學”的現象也引發了人們的第二個疑問，那就是它對于教育生態平衡及公平性帶來的挑戰。

第一點擔憂在于，如果“超級中學”持續發展，可能會更多地壟斷一流大學的入學資源。目前在深圳排名前幾的中學，例如深圳中學、深圳外國語學校、深圳實驗等，其重本率均超過了90%，這對小城市的普通中學來說根本就是可望不可及的“天文數字”。

此外，這些“超級中學”大多設置有“國際班”，對于這群手握豐富資源的孩子們來說，“高考”這座獨木橋早就不是自己人生道路的單一選擇，他們很多人會轉而申請國外的優質大學，一流的生源加上一流的師資，教育的兩極分化越來越明顯。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名牌大學畢業生和超級中學之間，逐漸形成了一個穩定的“精英”鏈條，其形成的知識層面和現實利益只在精英內部循環利用，人們擔心由此引發的連鎖效應會加劇社會階層固化。

英國教育學者薩莉·鮑爾曾在《教育與中產階級》一書中寫道：“教育與中產階級之間的關系有現實依據”，雖然文章中主要針對的是英國國情，但對中國的社會環境而言也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當教育資源與社會階層之間的關系越來越密切，這也意味著擁有更多教育資源的家庭，他們的孩子進入名校的機率也會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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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的擔憂在于中國不同地區之間的教育發展水平差異較大。一線大城市的中學里從來不缺少高學歷老師的身影，但在其他城市或者是貧困地區，中小學教育體系中高學歷的教師其實占比很小。

從全國范圍來看，2018年我國中小學專任教師中，研究生學歷比例僅為3.10%，與經合組織（OECD）國家初中教師中碩士研究生平均比例為45.5%的數字相比相差甚遠。而其中大部分的碩士及以上學歷的教師們都聚集在大城市的優質中學里。

也就是說，精英人才的“下沉”并沒有為薄弱地區的教育環境帶來絲毫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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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這樣的現狀在一定程度上來看算得上是“必然”，好的資源待遇必然吸引高素質的人才，人們無法通過詬病高學歷人才的個人選擇改變現狀，這是社會結構問題。

江西財經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黃海燕表示：“我們需要捍衛教育的公平性，但我們不能為了單方面考慮教育公平的問題就阻止高層次的人才向基礎教育流入的腳步，我們看到今天在基礎教育領域里面的高層次人才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想要推動教育公平，不應該是片面地抵制高素質人才的進入，而是應該鼓勵更多的高材生加入到教育行業，尤其是在那些基礎教育薄弱的地區。在這一點上，政府無疑承擔了巨大的責任，譬如提升部分地區的教師待遇、促進教師資源的流動等等......

未來的中國教育任重道遠，我們需要考量的也還有很多。

北大校長許智宏曾提到，“北大學生可以做領導人，可以做科學家，也可以賣豬肉。”

受過精英教育的莘莘學子，可以選擇朝著功名利祿的世俗方向前進，也可以選擇擁抱平凡生活與微末職業中的“小確幸”。退一萬步來講，就算賣豬肉、當老師、去街道辦走基層，都沒有“混”出什么名堂來，只要自己愿意，就不存在“屈就”。

北大畢業生陸步軒在家人的建議下賣豬肉，

一度卷入輿論風暴的中心。

而我們的社會，應該在他人選擇奮進時給予掌聲，也在他人擁抱平庸時加以尊重，當每個人都能做到寬容與平和，包括連做出抉擇的當事人，也能坦然地自我接納。

或許到那時，精英教育，才算取得了真正意義上的成功。

作者：Cheryl，精英說90后作者，英國海歸，用心寫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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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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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清北學霸、藤校碩博都去深圳當老師！高材生主動“下沉”是資源浪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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