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約翰·弗里曼 單讀

今天刊發美國作家、文學評論家和編輯約翰·弗里曼為勞倫斯·費林蓋蒂寫的訃告。勞倫斯·費林蓋蒂創辦了獨立書店“城市之光”，是“垮掉派”的重要人物，一生堅持以詩人、書商、出版人和社群活動家等多重身份反對強權。2 月 23 日，他因病離世，享年 101 歲。

約翰·弗里曼悉數了勞倫斯·費林蓋蒂的成就，他深遠地影響了很多知識青年。用作者的話說，費林蓋蒂在灣區所點亮的燈光，讓其他人看清楚我們把這個世界搞成了什么鬼樣子——同時，幸運的話，也能看清楚怎樣才能將它重新修好。本文經作者授權，由劉漪翻譯。

紀念勞倫斯·費林蓋蒂

撰文：約翰·弗里曼（John Freeman）

翻譯：劉漪

勞倫斯·費林蓋蒂（Lawrence Ferlinghetti）

我們不是開車從橋上過去的。這讓我感到意外。我還記得自己當時在想，我們會看到泛美大廈的尖頂刺穿濃霧，或是海灣在遠處閃閃發光。然而，在我 20 世紀 80 年代第一次到訪舊金山時，我們走的是隧道。從伯克利出發的灣區捷運列車將我們直接吐進了市中心商業區嘈雜的回響之中。

那是 1984 年，整個舊金山城處在崩塌的邊緣，艾滋病已成為一場全面危機——而里根政府正在羞辱和嘲弄其感染者。我們一家走在卡尼街上時，每走幾步就會被人攔下來。衣衫襤褸的男人們向我們乞討：錢、食物、給點什么都行。今天，這座城市中仍然不乏赤貧者，那些科技公司帶來的財富的河流只是從它的周圍流過。在當時還是個小孩子的我看來，當時的舊金山有種末世之感。一個城市該怎么假裝自己沒在崩潰呢？

正午時我們誤打誤撞地進了一家書店。城市之光書店坐落在哥倫布大道和百老匯街的交界處，像荒漠中突然出現的綠洲。我記得自己在踏進書店大門時想道，它對我們所有人需要什么樣的水源的想法很是別具一格。關于革命的書，關于北美大陸如何被竊取的書和關于社群行動的書占滿了好幾層書架。有整整一層樓的詩集。雖然我只有十歲，但我的父母都是激進分子，所以我當時已經能辨認出左翼思想的部落徽記了。無論你把目光投向哪里，都能看見這座城市的困境，在書里，在公告牌上，在分發的單頁詩歌傳單中，在書店墻壁上粉刷的標語里。這所書店通過向你展示如何通過重新積極地參與社會來逃離困境，我從來沒見過第二個地方像它這樣。

位于舊金山的“城市之光”書店

那是三十七年前的事了。如今在這場瘟疫之中，書店仍在堅持營業，生意欣欣向榮。但是就在昨天，它失去了它那永遠時尚的 101 歲高齡的創始人之一，詩人、出版人和社群活動家勞倫斯·費林蓋蒂。美國文人中，沒有第二個人像費林蓋蒂那樣，在如此長的時間里堅持抵抗強權。他以詩人、書商和出版人的多重身份與強權戰斗。他的詩集《心靈的科尼島》中的詩歌喚醒了整整一代人，讓他們清楚地認識到美國的軍事-工業復合體是一個噩夢。

在“城市之光”，這個美國首家只售賣平裝本的書店里，讀者們能以低廉的價格找到自己的同道。而“城市之光書局”出版的眾多作品則包括艾倫·金斯堡的《嚎叫》、麗貝卡·索爾尼特的第一部著作，以及最近的一本關于無人機空襲的書。美國出版界，沒有第二個品牌像他們這樣深刻地探究這個帝國時代里的道德價值。

現在它一定程度上已經漸漸成了歷史，如果我們從將近兩年前的費林蓋蒂百歲生日慶典的情景判斷的話。在過去的很長時間里，城市之光書店一直是屬于年輕人的圣地。然而，2019 年的那個周日下午，書店里卻擠滿了五十多歲、六十多歲、七十多歲甚至更老的老人。很多男人都戴著帽子——圓頂硬禮帽、絨線水手帽、卷沿軟呢帽、貝雷帽，甚至還有牛仔帽。幾乎沒有三十歲以下的人到場。書店經理埃蓮娜·卡岑貝格做了熱情洋溢的開場致辭之后，這天的慶祝活動就開始了。

先是 86 歲的邁克爾·麥克盧朗誦了費林蓋蒂的一首詩——麥克盧是 1955 年那場著名的“六畫廊詩歌朗誦會”上登臺的五名詩人之一，評論界經常將該朗誦會視作“垮掉派運動”的開端。另外四位詩人是金斯堡、加里·斯奈德、菲利普·拉曼提亞和菲利普·沃倫。費林蓋蒂在書店的“口袋詩人書系”中出版了他們所有人的作品。接下來，85 歲的前舊金山桂冠詩人杰克·赫希曼朗誦了費林蓋蒂最偉大的詩作《大海》，其中有一句是“他在九十歲高齡踢了死神的屁股。”赫希曼的嗓音宛如那位老水手 。

"城市之光"書店內景

接下來的六個小時里，北灘——一個仍然臟亂破敗，有許多脫衣舞俱樂部和意大利小餐館的街區，也是城市之光書店選擇入駐之處——舉行了一整天的慶祝活動。我信步走進書店同一條街上的“西洋鏡”咖啡館，聽到美國最令人興奮的年輕詩人之一薩姆·薩克斯在里面朗誦費林蓋蒂的杰出作品《狗》，這首詩追蹤了一只狗在城市中穿行的足跡，“它看上去/像個有生命的問號/進入令人迷惑的存在/這座巨大的唱機/上面有一只奇妙的空洞的喇叭。”

杰克·凱魯亞克巷里，一組演員正在上演費林蓋蒂寫于 70 年代的一部干涉主義戲劇。長居伯克利的前美國桂冠詩人羅伯特·哈斯談到，灣區有了費林蓋蒂，就像有了一個永遠照耀著的仁慈的太陽，他讓清晰地看見事物成為可能。伊什梅爾·里德和保羅·比蒂也到場了，不過他們只是在下面觀看。隨著天氣轉暖，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也出現了，書店又變成了它一直所是的那個東西——一顆有許多心室的心臟，搏動著，源源不斷地泵出光明和新的想法。

費林蓋蒂不在場。太陽落山后不久，書店員工為他集體唱了生日快樂歌，并在他位于北灘的公寓樓對街樓下歌唱。他來到窗邊，衣著像往常一樣整潔而時尚，戴著一條紅圍巾，向樓下招手。對于一個身處事物中心的人來說，他總是有點不自在，總想退到一旁避開聚光燈的照射——他更喜歡扮演那個反射光線的角色。

你可以從他的作品中看出這一點。“新方向”出版社幾年前出版的《費林蓋蒂最偉大的詩歌》涵蓋了他跨越 60 年的驚人創作，而無論你將書打開到哪一頁，都會看到他的筆觸從那一時代世界上最黑暗的事件——越南戰爭，氣候變化引發的生態滅絕蔓延——寫起，最終又回到輕快和光明。像沃爾特·惠特曼一樣，費林蓋蒂也使用無韻體長句寫作詩歌，但他的“我”更柔和，更陌生，也不那么愛喋喋不休。他綿延在書頁間的長長詩行有著突然而時機恰到好處的跨行停頓，這讓他可以驟然轉調，將詩歌帶入溫情、驚奇或哀悼的情緒軌道。

費林蓋蒂作品的魔力完全在于這些轉調之中。它們使得他的政治永遠不會成為那個一首詩的大門圍繞其轉動的樞紐，而是某種更大、更永恒地富有人性、甚至充滿希望的東西。《卡車上的兩個拾荒者、奔馳車上的兩個美麗的人》這首詩讓兩個彼此對立的社會階層在紅綠燈前撞到了一起，并在這種突然的并置中看到了一絲樂觀主義的可能性，“所有四個人緊靠在一起/仿佛的的確確一切皆有可能/在他們之間/在這個小海灣的兩邊/在公海上/在這個民主的國家。”

在美國，現代主義和自白派詩歌之間長期的分道揚鑣，使得像費林蓋蒂這樣的人很難被定位。雖然費林蓋蒂很推崇《荒原》，但與 T.S.艾略特不同的是，費林蓋蒂對“為藝術而藝術”的想法極度反感。而且，不同于自白派詩人如西爾維亞·普拉斯和羅伯特·洛威爾，他對個性、自我和神話化的解釋（mythlogizing）也都持懷疑態度。

費林蓋蒂之所以能在這兩個極端之間找到一條自己的路線，全賴他在法國的經歷。他靠《退伍軍人法案》的資助去了法國，在索邦大學攻讀研究生學位，并在那里非常深入地閱讀了超現實主義者，如安德烈·布勒東和安托南·阿爾托，這兩人的作品他后來也在美國出版了。他還閱讀了雅克·普雷維爾的作品，他的《話語集》出版于 1948 年，費林蓋蒂首次將其翻譯成英文，并收入“口袋詩人”書系。普雷維爾充滿戲謔意味的現實主義，他有節奏的重復詩行，比如在《星期天》(《記住芭芭拉》)中，以及他對何為“真實”的扭曲的觀念，同時也都成了費林蓋蒂作品的標志性特征。

最近，當《紐約時報》的德懷特·加納問起他關于“垮掉的一代”的看法時，費林蓋蒂稱其中唯一一個堅定的超現實主義者，威廉·S. 巴勒斯是那代人中最好的作家。

威廉·S. 巴勒斯（William S. Burroughs）

費林蓋蒂對巴勒斯的喜愛不僅是出于藝術上的贊賞，也因為他們兩個是同代人。他們兩個出生在金斯堡、凱魯亞克和斯奈德之前十年。費林蓋蒂 1919 年出生于紐約州的揚克斯市，出生時的名字是勞倫斯·費林，還在襁褓中就被送到了法國。他的父親已經去世，而他的母親被關進了一個當時稱為“瘋人院”的機構。（他后來用回了家族原本的姓氏。）

費林蓋蒂 5 歲時和姑姑一起回到美國，從那時才開始學說英語。他被姑姑在紐約郊區撫養長大，她在那里的一個富家宅邸做家庭教師。她后來拋棄了他，讓他到其他家庭成員那里借住，直到 1929 年股市崩盤之后，他又被另一個家庭收養，這個家庭有次抓到他偷東西，于是把他送進了寄宿學校。

盡管嚴格來說，他曾兩次成為孤兒，但他最終還是獲得了北卡羅來納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和索邦大學的學位，當時世界文化的首府正從法國轉移到美國。在愛國主義的驅使下，他曾遠赴海外作戰：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他在登陸日（D-Day）時已當上了一艘潛艇的船長。但當他看到原子彈帶來的災難之后，就立即變成了一名和平主義者。和其他許多僑民一樣，他因遠離本土太久而逐漸改變了自己的地域認同。“當我來到舊金山時，我仍然戴著我的法國貝雷帽，”費林蓋蒂在一次采訪中笑著告訴我。“垮掉派是后來的事了。我比金斯堡和凱魯亞克年長七歲，他們所有人都比我小，除了巴勒斯。我是因為后來出版‘垮掉派’的作品，才開始和他們交往的。”

透過歷史的長焦鏡頭回望，費林蓋蒂作為出版人的成就，很可能不僅在于他出版了“垮掉的一代”，同時也在于他出版的那些更年輕和新銳的作家。在過去的 60 年里，一大批黑人馬克思主義者（如鮑勃·考夫曼）、拉丁美洲抵抗派詩人（如黛西·薩莫拉、埃內斯托·卡登納爾）、年輕而時尚的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作家（如麗貝卡·布朗、莉琪·杜康內），以及一些左翼思想者的作品，都紛紛通過哥倫布大道的這家出版機構得以面世。對許多讀者來說，是“口袋詩人書系”讓他們第一次讀到了弗蘭克·奧哈拉（《午餐詩篇》）和丹妮斯·勒沃托夫（《此時此刻》），更不用說偉大的波斯尼亞詩人塞米茲丁·梅赫迪諾維奇（《九個亞歷山大里亞》）了。直到今天，你還可以在城市之光書店里買到所有這些詩集。

費林蓋蒂成為一名書商幾乎是純屬偶然。當時他有位名叫彼得·馬丁的朋友創辦了名為《城市之光》（以卓別林的電影命名）的文學雜志，需要一些收入來維持雜志的運轉。馬丁建議開一家書店，費林蓋蒂很喜歡這個主意，因為他剛從巴黎回來，而巴黎塞納河沿岸到處都有賣書的街頭小攤，就像賣面包一樣。結果證明這是一個精明的商業決策。城市之光書店開業之時，恰逢“平裝書革命”方興未艾，整個城市充滿了狂熱的潛在讀者。

電影《城市之光》

“我們填補了一個巨大的市場空白，”費林蓋蒂曾在《紐約時報書評》的一次訪談中說道。

城市之光書店成了這附近唯一一個你可以進去、坐下來看書而不會被不停催促著消費的地方。這是費林蓋蒂開辦它時的本意之一。此外，我還覺得書店應該扮演一個智識活動中心的角色，而且我知道，這同樣也是一家出版公司的天然使命。

在某些“垮掉派詩人”終日酗酒，浪擲自己的才華的時候，費林蓋蒂卻在孜孜不倦地打磨自己的詩藝。《心靈的科尼島》中爵士樂般自由的、粗糲的節律，是在一個美國權力不受制約的年代呼吁人們起來抵抗的號角。

我等著有人叫我的號碼

我等著/生命的終結來到

我等著/爸爸回到家里

口袋里裝滿受輻射的銀元

而且我等著/原子彈實驗的終結

最終有超過一百萬名讀者聽到了他要說的話，這使《心靈的科尼島》成為 20 世紀最暢銷的詩集之一。這本書像個友善的幽靈一般緊緊跟在他身后。同時它也為他贏得了進一步實驗的余裕。僅在 20 世紀 60 年代，他就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小說（《她》）、一份環保主義宣言、一篇抨擊越南戰爭的反戰宣言、一本包含十二部戲劇的劇作集，以及他自己以惠特曼風格寫作的第三部詩集《從舊金山出發》，這部詩集先于嬉皮士運動問世，并預先警告人們，伴隨解放而來的是責任。“當我接近純粹狂喜的狀態時/我發現我需要一個大號的打字機盒子/來裝下我的內衣和我良心上的傷疤。”

《心靈的科尼島》中英版書封

費林蓋蒂最大的天賦之一，就是他能夠同時成為一名公共詩人和私人詩人。在 20 世紀 60 年代和 70 年代，他的詩作經常被刊載在《舊金山訊問報》上，有時出現在頭版，比如哈維·米爾克遇刺時那次。有幾十年里，他一直在“的里雅斯特咖啡館”寫作，就像弗朗西斯·科波拉后來所做的那樣。

2015 年出版的《跨越風景的寫作：旅行日志》顯示，他曾游歷過很多地方，從西班牙、拉丁美洲、海地、古巴——他在那里親歷了卡斯特羅的革命——到西藏。但是費林蓋蒂總是會回到北灘。他 20 世紀 70 年代創作的那篇可愛的詩歌《在哈巴羅夫斯克得到幸福的秘訣》是對這個世界主義的國際化世界元素的融匯之作，你今天仍然可以在的里雅斯特咖啡館里看到這首詩，無論有多少游客到訪。

一條氣派的林蔭大道

陽光下氣派的咖啡館

濃烈的黑咖啡裝在小小的杯子里

一個不需要非常美麗的

愛著你的男人或女人

一個好天氣

在去年費林蓋蒂 100 歲生日那天，三月的天空一反常態地呈現出明亮的舊金山湛藍色。當太陽沉到地平線下，那些已是垂暮之年的“垮掉分子”開車回了馬林之后，我把一些朋友留在酒吧里，獨自向城市之光走去，心里料想著書店里會是一片狼藉，或者至少留有大量曾有人在里面縱酒狂歡的荒唐跡象。

然而，我看到的卻是裝了滾輪的書架已被推回原位，室內燈光明亮，人們在瀏覽翻閱著書籍。他們就是剛剛不見蹤影的，那些三十歲以下的人們。他們走動著，頭頂上是費林蓋蒂在灣區所點亮的燈光，這樣其他人就能看清楚我們把這個世界搞成了什么鬼樣子——同時，幸運的話，也能看清楚怎樣才能將它重新修好。

原標題：《“城市之光”書店創始人逝世，他一生都在對抗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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