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社會與資本主義：我們為何對財富和名人如此推崇？

2021-09-16 17:16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亞當·斯密/Shutterstock

文 | 杰西·諾曼

選自《亞當·斯密傳》

我們生活在一個新的“鍍金時代”，在這個時代，出現了極端的財富，大眾對財富和名人十分推崇，同時公眾對政治和經濟制度的穩定性和公平性的擔憂卻在不斷升級。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對長遠的前景感到樂觀，全世界也有更多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長壽、更富有、更健康。公眾對資本主義的祛魅從未達到今天的程度。

- “我們必須回到經濟現代性的黎明”-

我們應該如何做才能保障和擴大市場利益，并控制其不良影響？如何重拾公眾對市場和市場體系的信任？如何保護這個有限制的但仍然無價的遺產？

我們需要為我們的時代制定一個新的總體敘事。我們需要更好的公眾理解框架、更好的解釋、更好的共同身份，通過這些框架，我們可以對這些問題達成和解。為了創建這一框架，我們必須回到經濟現代性的黎明，回到亞當·斯密本人。這不是一個被黨派人士歌頌、被詆毀者譴責的漫畫式的、單調的、自由主義者的斯密形象，而是斯密在他所有著作中的詳細論證，從倫理學到法理學再到政治經濟學的實際思想。即使是經濟學家，即使他們讀的書足夠多，也很少有人讀過《國富論》第一卷和第二卷以外的內容。然而，在許多方面，斯密提出的問題正是我們面臨的問題，他的著作是一個被忽視的充滿洞察力和智慧的寶庫。

真實的斯密不是一個從《道德情操論》中的利他主義轉向《國富論》中的利己主義的知識分子的叛徒。他不是一個市場原教旨主義者，不是一個經濟自由主義者，也不是那種強烈意義上的認可自由放任的經濟學家。他不是自私自利的鼓吹者，不是親富者，也不是厭惡女性的人，他不是“經濟人”的創造者，也不是掠奪性資本主義的創始人。他當然也沒有寬恕奴隸貿易。但他曾經是，現在是，將來也會永遠是，一位具有非凡深度和力量的思想家。他被正確地稱為經濟學之父，從概念上講，這是因為他是把市場完全置于經濟學思想中心的第一人，從實踐上講，在斯密之后的經濟學家很少有人不欠他的知識債，包括馬克思和凱恩斯。而且，他的政治經濟學的范圍遠比單純的經濟學廣泛，他同樣可以公正地被認為是社會學的奠基人之一。他的牛頓式的科學哲學，雖然在后來美國哲學家查爾斯·桑德斯·皮爾斯的著作中得到了偉大的現代化探索，但是其意義仍未得到充分理解。

對許多人來說，斯密的政治經濟學將永遠占據重要地位：它既可作為經濟分析的模型，又對人類行為、市場、貿易、專業化、分工、稅收以及補貼、賞金和保護的負面影響等提供了具體見解。也有人會欽佩他的道德平等主義，欽佩他對弱者的感情，欽佩他對尊嚴和可敬對人的地位和自我意識的重要性的信念，欽佩他在“自然自由體系”中把不平等降到最低的方式，欽佩他對裙帶資本主義的毀滅性抨擊，欽佩他的人類發展階段論，欽佩他對商業社會取代封建主義的歷史分析，以及他對商業社會極其精妙的探索和捍衛（這種探索比后來波蘭尼對“市場社會”的分析要細致得多）。還有一些人會認識到斯密的理論的基礎性和重要性，包括關于道德和社會規范的理論以及法理學。

如果只看到斯密思想的一部分，就會忽略其整體的力量和一致性。對斯密來說，“財產的狀態必須隨著政府的形式而變化”，因為財產和政府都依賴基于社會共識的規范和模式，它們的發展都以人類的道德情感為基礎。因此，政治和經濟最終不可能相互分離，或者說任何一方都不可能與道德評價分離。不可能有無關價值的經濟學，雖然我們可以分離出經濟的、政治的、道德的不同角度來討論人類行為，但這樣做只是反映了我們對知識便利性的需要，而不是說他們在本質上是深度割裂的。

- 源于斯密思想的六個經驗 -

因此，新的敘事必須從新的政治經濟學開始。這項事業將是許多人的工作，超出了本書的范圍。但是我們可以從斯密的思想中總結出6條經驗，或許可以預見其中的一些主旨。

第一，我們必須把資本主義和商業社會區分開來。對斯密來說，正如我們看到的，商業社會的出現是“每個人……在某種程度上都成為商人”的時刻。它標志著封建主義向我們所知的經濟現代化的歷史轉變：出現了一個社會，而不是一個氏族或部落；人們在法律的約束下自由交易；這個社會至少在原則上包容所有人，并將財富和機會傳播給所有人；社會產生的盈余可以用來保護弱勢群體；按照人的本能和人性工作；人們不是通過武力、階級或等級，而是通過相互的道德和社會義務團結在一起。

從這個角度看，商業社會是一種具有非凡價值的成就，我們有責任保護和提升這一成就。它具有巨大的彈性，至少在其民主形式下，它具有獨特的能力，能夠獲得公民的忠誠，并通過促進公民的繁榮和自由來維持其合法性。在斯密令人驚嘆的全面而富有啟發性的論述中，這種忠誠體現在不同的方面：歷史、共同的身份和敘事以及作為其基礎的規范、公共機構、競爭和經濟利益，所有這些都從根本上源于人類對愛和變得可愛的渴望，以及互通有無、以物易物和互相交易的本能。如果缺乏有效的、運作良好的市場和國際貿易秩序，人類就不可能有體面的未來。如果維護商業社會需要改革資本主義，那么我們就必須改革它。

第二，商業社會需要有韌性、有節制、有戰略、有實力的政府。市場依賴于明智的法律和良好的執法，而道德社會需要人們不僅僅有法律上的自由，還能在充分發揮其能力時也享有自由。斯密曾提出要把貿易從過分細致的管制和補貼的有害影響中解放出來，但是人們很容易忘記政府在他的思想中處于核心地位，政府是國家的保護者、司法的裁決者和執行者、條約的簽署者、貿易的保證者（雖然英國政府曾支持《航海法案》），政府是公共工程、基礎設施和地方學校的建造者，也是市場的監管者。除此以外，我們還可以加上現代政府被授予的職能，如提供風險保險，在不同代際人口之間重新分配收入，穩定宏觀經濟，還可以在物理空間和網絡空間等領域建立新的市場。在這些領域，只有政府監管才能明確界定產權，有效分配商業風險和回報。隨著市場、商業、社會需求和國際關系的復雜性的增加，對政府的要求也變得更加復雜，這就帶來了嚴重的政治挑戰。但是，“私營部門掙錢，公共部門花錢”的想法忽略了一點：兩者都需要彼此才能實現有效運作。

第三，成功的商業社會之所以擁有強大的國家，不僅僅是因為它們需要這樣的國家，更因為它們有能力支撐強大的國家：它們擁有獨立的機構和多元主義，能夠抵御國家統治的可能性。最重要的是，它們擁有合法性、認同、文化和信任，因為整個系統，無論市場還是政府，都依賴于信任。合法性之所以重要，首先是因為它反映并促成了社會信任，以及相互義務的模式和對等性，沒有這種信任，一個社會就無法團結起來。在實踐層面，社會信任使稅收成為可能。英國在整個18世紀都有比較高的稅收水平，部分原因是盡管政府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有足夠的社會信任和合法性來征稅。當2007-2008年的金融危機爆發時，直接的解決方案并不在于國際機構或多邊組織，而是在于一個國家征稅和支出的權力，這讓英國、美國和其他國家迅速地支持和救助了它們破產的銀行。這場危機本身是毀滅性的，不僅因為它的經濟后果，還因為它對社會資本，即信任的破壞。全球金融業具有破壞信任的獨特能力，因為它的規模，貨幣和信貸的普遍重要性，還因為它也許比任何其他行業更根植于信任，即信托關系。正如斯密所言，金融業需要“防火墻”，以防止其周期性的危機擴大成普遍的災難性事件，就像2007-2008年那樣。

第四，除了具體的缺陷之外，商業社會還有內在的弱點。因為市場互不相同，它們都帶有自己的弊病。市場的目的是促進貿易，有效地配置商品、服務和資本，刺激創新，從而為公眾的最大利益服務。正如斯密所展示的，在運作良好的市場中，這些不同的利益通常是一致的。但是，他證明了，當市場運作不良時，不同方面的利益可能會出現分化，市場運作不良有多種形式：出現壟斷的傾向，監管不力，動物精神的喪失，以及更廣泛的，由于尋租、信息和權力的不對稱以及所有者和代理管理者之間的利益沖突促成的裙帶資本主義。裙帶資本主義是一種普遍意義上的弊端，它損害了經濟，腐蝕了政治，擴大了不平等，并使市場和商業社會本身變得無效并失去合法性。當公司和市場與公共利益失去聯系，當商業回報不受商業價值影響，裙帶資本主義就會蓬勃發展。這些事情削弱了市場交換的核心原理：市場交換應該如斯密在他的自然自由體系中所描述的，是“普遍富裕”的源泉，即普遍繁榮，而不是少數人的富裕。

然而，第五個教訓是，裙帶資本主義遠不是現代商業社會面臨的唯一挑戰。最深層次的威脅是人們價值理念的變化。一方面是公共領域的不斷商業化，另一方面是新技術的影響。這些新技術有能力使競爭環境進一步向圈內人傾斜，遠離公民和消費者，從而使裙帶資本主義更加惡化。社交媒體的傳播還引出了公共問責和合法性的深刻問題。這些問題涉及社交媒體對弱勢群體及青少年的影響，以及通過社交媒體的傳播能力操縱輿論對民主的影響。這就是臉書在2010年美國國會選舉期間進行“6 100萬人的社會影響力和政治動員實驗”的教訓，更不用說最近披露的社交媒體的政治力量，這超過了它們榨取租金和排斥競爭對手的能力。

亞當·斯密有力地解釋了我們是如何生活在一個通過人與人之間的互動產生價值觀的世界里：縱向上，是對富人和權貴的崇拜，以及商業社會對同情，特別是對窮人的同情的潛在抑制；橫向上，是與他人做比較的傾向，以及我們“不僅要被愛，而且要顯得可愛”的愿望。

斯密很好地診斷了今天人們對社會比較的貪婪欲望，以及這種貪婪造成的地位焦慮。這是社交媒體的核心內容，它讓年輕人產生越來越多的精神病態，而對這種貪婪的利用又是其產品邏輯和商業模式的核心法則。從斯密的角度來看，關鍵問題不僅在于公共責任與行使權力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我們對自我的想象。

最后一個教訓是，隨著商業社會的不斷發展，也不斷出現了新的挑戰。今天，商業社會的本質可以說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變得更快。人工智能、機器人和自動化正在改變世界上的工作。全球化正在將世界各地最有生產力的工人吸引到已經在享受商業社會福利的國家，而剩下的那批人則在遭受貧困的威脅。即使在工業化國家內部，不同地區和社會之間，不同群體之間，在死亡率和健康方面的差距也在急劇擴大。收入的兩極分化讓非常富有的人從精神上、身體上和財務上自我隔離，轉移到（實際的或虛擬的）私人的封閉社區之中，這將明顯削弱人們納稅并分擔風險的動機，而這種動機是現代福利國家理論的核心。每天都有大量的流動性和風險通過影子銀行網絡在監管不足的地方進行交易。二戰后建立的以規則為基礎的貿易體系，隨著貿易集團的發展，已經變得越來越無效。亞洲經濟經歷了相對疲軟的200年，這一反常現象已經結束。越來越多的大規模、技術先進的公司顯然有能力為了自己的利益去欺壓城市、國家甚至是所有人（只需假以時日）。就商業社會本身來說，典型的西方資本主義與民主相結合的形式，正受到國家資本主義模式的威脅。

因此，一種新的斯密式的敘事必須在變革的沖擊下和分裂的力量中形成。這些驚人的事態發展要求我們在思想和實踐上進行有力的革新。政治、政治審議和政治理解都需要被重新挖掘和激發?，F代商業社會所依賴的“同意”正在崩潰，而原本人們是自由地選擇了同意，相信它將使自己繁榮。所謂的發達國家對全球化沒有答案，因為他們沒有超越意識形態和自身利益的界限。我們沒有見到歷史的終結，思想卻反而走向了終結。我們必須更深入、更具體地去反思社會、文化和經濟，問問自己我們是什么，我們能成為什么？今天，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極端主義和誤解的世界里，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亞當·斯密，以及將他的思想貫徹到底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