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證明城市”的建設，必然要依托多部門分工協(xié)作，以及數(shù)據(jù)庫建設、大數(shù)據(jù)共享等，而這些工作機制、平臺的建設、完善，最終指向的是地方政府的公共治理能力和水平。因此，建設“無證明城市”注定會撬動、推動公共治理的多方面升級。

2月20日，山東淄博市政府辦公室發(fā)布《淄博市建設“無證明城市”實施方案（試行）》，提出依托數(shù)據(jù)歸集和共享，全面推進“減證便民”，盡快實現(xiàn)“法無規(guī)定一律取消”和“法有規(guī)定無需提交”的“無證明城市”建設目標，方便企業(yè)和群眾辦事創(chuàng)業(yè)。

此舉引發(fā)諸多媒體和公眾關注，或許是因為近年來有關奇葩證明的消息不時見諸報端，相關事件的主人公為了證明“我是我”“我爸是我爸”“那個‘我’不是我”“我沒有犯過罪、吸過毒、欠過錢”等諸多情況，反復奔走于職能部門和相關單位，有的數(shù)年無果，生活受到嚴重影響……在不少人“苦奇葩證明久矣”、圍觀者亦倍感無語的現(xiàn)實語境下，有城市宣布要打造“無證明城市”，并且給出了時間表、路線圖，顯然值得拍手稱快。

事實上，“無證明城市”并非一個新提法。近年來，不少地方都在致力打造、建設“無證明城市”，有的處于規(guī)劃階段，有的已取得一些成效，有的則已基本建設完成，計劃著向更健全的“無證明城市2.0版”邁進……淄博市建設“無證明城市”的消息之所以引起各方關注，某種角度上說明，“無證明城市”尚屬稀缺、并不普遍。

有必要明確，“無證明”不等于“零證明”，也不等于“無需證明”，它是指區(qū)分不同情況，不再由公眾去承擔主要的證明責任，尤其是那些公眾并不掌握和持有的、需要額外跑腿兒才能拿到的證明材料。比如，直接取消的證明，主要針對沒有法律依據(jù)的證明事項；免于提交的證明，指可由申請人告知承諾的證明事項；自動生成的證明，主要針對審批單位可以通過網上查詢直接獲取的；職能部門核驗的證明，主要針對涉及個人隱私、商業(yè)機密等情況的。

不難看出，打造“無證明城市”的重要目的和價值，是將百姓和一些企業(yè)從繁復、漫長、尷尬的證明過程中解脫出來，由政府部門和公共服務單位主動解決證明問題、承擔證明責任，變“你向我證明”為“我為你證明”，少用“現(xiàn)實跑”多在“網上跑”，少用人力多用數(shù)據(jù)，少折騰多辦事。

在“無證明城市”的打造、建設方面，浙江金華堪稱“領跑者”。在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基礎上，2018年初，金華市在義烏率先啟動“無證明城市”改革試點；2019年2月，開始在全市范圍內全面實施“無證明城市”改革，只要在該市域范圍內，原來需要群眾、企業(yè)自己去政府部門、公用事業(yè)單位，包括銀行、保險等金融機構在內的服務機構開具的證明，一律取消或免提交；2020年8月，首批全國法治政府建設示范地區(qū)和項目名單發(fā)布，金華市全面實施“無證明城市”改革成為24個示范項目之一。如今，金華“無證明城市”的改革經驗正在輻射更多地方。

作為一場刀刃向內的改革，建設“無證明城市”是貫徹“放管服”改革精神、落實“減證便民”工作要求的題中應有之義，是對百姓訴求的回應、對現(xiàn)實痛點的疏通。

進而言之，“無證明城市”建設對地方政府、職能部門來說，是多重考驗。比如，要轉變觀念，要敢擔當作為，要有打破陳規(guī)、動奶酪的勇氣。同時，“無證明城市”的建設，必然要依托多部門分工協(xié)作，以及數(shù)據(jù)庫建設、大數(shù)據(jù)共享等，而這些工作機制、平臺的建設、完善，最終指向的是地方政府的公共治理能力和水平。因此，建設“無證明城市”注定會撬動、推動公共治理的多方面升級。

眼下，“無證明城市”正在成為越來越多地方的選擇和追求。我們期待，“無證明城市”能成為地方治理、社會治理的標配，假以時日，人們不再視其為新鮮事兒，而是司空見慣。

（原題為《期待“無證明城市”成為公共治理的標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