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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我方團隊張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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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提問

嘉慶等到乾隆一死就賜死和珅，難道不怕和珅多年以來背后培養的勢力嗎？

答：在清朝年間的各類大案里，若論“辦事效率”最高的一樁，當屬“嘉慶賜死和珅”。

這案子的“效率”有多高？嘉慶四年正月初三，大清“太上皇”乾隆帝駕崩，正月初四“親政”的嘉慶帝，就剝奪了和珅軍機大臣的職務，正月初八起，嘉慶帝又把和珅及其親信福長安下獄治罪，命令儀親王與成親王接管吏部和戶部，輕松就把“和珅一系”全拿下。七天后，嘉慶帝公布了和珅的二十條大罪，正月十八又正式宣布和珅“賜令自盡”。昔日乾隆帝的心腹寵臣，大清政壇上權勢熏天的和珅，僅過了十四天就徹底涼涼。

如此“處置速度”，正如某位“非著名相聲演員”作品里的描述：“正端著碗吃燕窩魚翅呢，太監捧著三尺白綾就進來了”。

這么簡單粗暴的套路，也讓不少歷史迷們犯嘀咕：嘉慶帝這么猴急，難道就不怕和珅黨羽反撲？

要是乍一看去，這野史里很紅的和珅“和中堂”，確實看上去“勢力很強大”。以清代好些筆記的形容，單是在和珅最得乾隆寵愛的那幾年，不但能憑借權勢大撈特撈，就連他每天上朝，各級的官員都恭恭敬敬站在道旁，排成“人墻”伺候著。如此“強大勢力”，還叫清朝人寫詩嘲諷：“莫笑此間街道窄 , 有門能達相公家”。這都能“排成墻”的強大勢力，嘉慶帝就真不怕？確實不怕！

其實，對于“殺和珅難度”，嘉慶帝早年還只是個皇子時，就嗤之以鼻。年輕時的他，不但早就對和珅“不能再容忍矣！”還寫就了奇文《唐代宗論》表決心：“及帝即位，若茍正輔國之罪，肆誅市朝，一武夫力耳。”與唐代宗心有戚戚的嘉慶帝，早把和珅類比為“唐朝大太監李輔國”，“殺和珅”這事兒，他早憋足了“武夫力”。

正因如此，嘉慶帝“快刀斬亂麻除和珅”的操作，也收了不少膝蓋。特別是鄰邦朝鮮，那真是頂禮膜拜。朝鮮《李朝實錄》就大贊嘉慶帝具有智勇仁“三達德”，幾乎是“一日裁處，不動聲色，使朝著一新，奸究屏息”，也就是一天里簡單下個命令，就讓勢力強大的“和珅黨羽”土崩瓦解，儼然一幅圣君做派。

但話說回來，嘉慶帝這事兒有手腕不假，但沒這么神。對于當時的大清皇帝來說，殺個和珅這樣的寵臣并不是難事。看上去“黨羽眾多”的和珅，別看壞事坑事干了一筐，可他真沒什么“背后培養的勢力”。說句寒磣話，要是和珅真有“背后培養勢力”的本事，他絕對活不到乾隆駕崩時，早被乾隆分分鐘抄斬了。

因為在清代“康乾盛世”時期，特別是之前乾隆帝在位的六十多年里，清朝政壇上的大忌，就是“結黨”。

清朝之前的明朝，就是被“黨爭”禍禍沒了。清代順治到康熙年間，也因為“朋黨之爭”惹出了一撥撥鬧劇。痛定思痛之后，清王朝也對“結黨”問題高度防范，乾隆的老爹雍正帝，就親寫了《朋黨論》，怒斥各種“結黨營私”的行徑，并把曾顯赫一時的“年選”“八爺黨”一家家往死了整。

發展到乾隆年間，“朋黨”更成了官員們聽著都哆嗦的大罪。別說官員們互相勾搭，連官員“結交太監”都成了忌諱，乾隆年間的名臣于敏中，就因與太監高云叢交往甚密，被乾隆一怒“交部嚴加議處”，與之有“勾搭”的高云叢太監也被“正法”。某些清宮劇里太監動輒收官員“紅包”的一幕，放在那個年月，基本就是“收命”。

放在和珅這類“軍機大臣”身上，豈止“培植私人勢力”是大罪，甚至清朝律例里明文規定：下層士民上書稱頌高官美德，同樣也是大罪。所以，別看傳說中的和珅，有官員排成“人墻”表忠心，那也不過是湊個熱鬧而已。跟著抱個粗腿發個財可以，給和珅當“私人勢力”？這在大清就是“作死”。

這種對“朋黨”極其防范的態度，也是清朝皇權專制發展到頂峰的見證。在這樣的背景下，哪怕如和珅這樣位極人臣的角色，只要皇帝上嘴唇一碰下嘴唇，那真是說垮就垮說殺就殺，真心沒太高“技術難度”。但快速滅掉和珅的嘉慶帝，這時也許并沒有意識到：“殺和珅”不難，但想填平“和珅們”挖下的大坑，卻是太難了。

清朝發展到乾隆后期，已是積弊重重，比如權勢熏天的和珅，就是清朝官場的腐敗毒瘤。雖說嘉慶帝快速賜死了和珅，但腐敗的流毒依然在四處擴散：清初時那些見不得人的“潛規則”，這時都是明規則，官員們雖說不敢“結黨”，但日常迎來送往，都是金錢開路。比如駐守各地的八旗將軍，每年要收“三節兩壽禮”，各省的巡撫每季都要收“季銀”。錢從哪來？當然都是巧立名目橫征暴斂。以直臣王杰的話說，陋規之下，那真是“小民困于追乎”。

可嘆的是，“賜死和珅”不手軟的嘉慶帝，對這日益嚴重的腐敗問題，卻是瞻前顧后。比如在法辦和珅時，他就主動下詔，表示放過各級與和珅關系過密的官員，就連和珅的心腹福長安也得到了法外開恩，真正被追罪的不過和珅一人。雖說民間都傳說“和珅跌倒，嘉慶吃飽”。但哪怕對和珅家產的查處，嘉慶帝也是相當不積極，簡單查一下就放過了。他在位的二十來年，大清沒一天不缺錢，真沒怎么“吃飽”。

甚至對于當時清王朝已經問題嚴重的“各省虧空”問題，比起祖父雍正帝“叫貪官做窮人”的氣魄來，嘉慶帝卻恰相反，狠話倒也說過幾句，手段卻是偏軟，經常是一頓雷霆訓誡后，再叫官員們“徐徐辦理”。這雷聲大雨點小的操作，當然也叫官員們摸清了門道。于是和珅雖死，清朝各級衙門卻“貪風不減”，陋規越演越烈。

在嘉慶帝看來，他的這些“偏軟”手段，是一種寬仁，但“寬仁”的后果，就是讓清王朝一次次失去刮骨療毒的機會，在腐敗的深淵里越陷越深。

而比這更叫嘉慶帝抓狂的是：雖說清王朝嚴厲防范“朋黨”，清朝的官員也沒什么本事“結朋黨”，卻又在嘉慶年間平添了“懶病”。這毛病，嘉慶年間的重臣曹振鏞就一語道破：大清的做官訣竅“無他，但多磕頭少說話耳。”

就是說，經過從乾隆年間到嘉慶年間的一代代積弊，外加“和珅們”的折騰與嘉慶帝的“寬仁”，清王朝的政風也早就跑偏，越是位高權重的官員，越是磨洋工混日子。最能見證大清官員這“好風氣”的，莫過于嘉慶十八年的“葵酉之變”。

就是在這一年九月十五日，數百天理教徒竟殺入紫禁城，險些把紫禁城來個一鍋端。雖然正在“木蘭圍場”的嘉慶帝躲過一劫，可這場風波發生前，清王朝一些京城的官員，已經收到了相關情報，可主持京城政務的豫王裕豐卻“漠不動念”，甚至負責防務的步軍統領吉綸知道此事后，竟還以為是“瘋人語”，然后一個個都接著花天酒地享樂。沒人把這事兒當回事，直到九月十五日紫禁城亂成一鍋粥，差點釀成大禍。

而就在紫禁城的混戰里，許多駐守紫禁城的兵將，甚至宗室官員太監，竟都被天理教徒拉下了水，還有太監當了帶路黨，主動給天理教徒帶路。如此雷人景象，也讓嘉慶帝事后越盤點越悲憤：這么一群“多磕頭少說話”且“不辦事”的官員，這么一個上上下下滿是漏洞的大清官場，這次能僥幸躲過天理教襲擊，下次還能有那么僥幸？

于是，也就有了嘉慶帝那一份著名的《罪己詔》，在這個《罪己詔》里，嘉慶帝歷數了各級官員玩忽職守的罪過，大罵官員們“若愿為大清朝之忠良，則當赤心為國，匡朕之咎，移民之俗，若自甘卑鄙，則當掛冠致仕，了此一身。”直白點說，就是你們這些官員，想好好干就認真點，不愿意干就滾蛋。講到這里的時候，嘉慶帝也自稱“筆隨淚灑”。

至于聽了他《罪己詔》的官員們呢？當然也依然是“多磕頭少說話”，然后該咋樣咋樣。這鴉片戰爭前夜的大清朝，也就這樣不出意外，繼續墜落下去，直到在鴉片戰爭的慘敗里，陷入落后挨打的悲情國運——說到底，這積重難返的毛病，每一條，都是猛于和珅啊。

參考資料：《清帝列傳：嘉慶帝傳》《清代懲治朋黨律例探析》《清代政治活動家王杰》

原標題：《嘉慶等到乾隆一死就賜死和珅，難道不怕和珅多年以來背后培養的勢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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