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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 | 子夜@北緯49゜

文章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不代表《紐約時間》立場。

第 5 篇

沒有川普問題，

只有美國問題

【提要】

“川普走了，政治素人的美國已不復存在，精英統治美國再無后顧之憂。美國真正的問題是這個國家已經分裂，民主制度顯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脆弱甚至無能。”

文：鄉廬子夜

川普下臺到今天正好一個月。一周前，參院彈劾否決了對川普的定罪，基本同外界預測一致。盡管媒體仍然按照事先的調子對川普進行了道義上的最后審判，但某種失落仍在彌漫，英國BBC就感概僅僅五天就完成了事先已知結果的世紀大案。

現在，川普繼續高調地宣稱要卷土重來。但是，從美國現代政治決斗的規律來看，川普的故事已經結束了。人們現在觀察問題的焦點，這是一個必須面對的現實。

當川普敗選、拜登上臺時，那時有許多人感到難以抑制的高興，其中一個是加拿大總理特魯杜（Justin Trudeau）。早在11月7日，當選舉還撲朔迷離的時候，僅憑媒體報導拜登已勝出，特魯杜就成為全世界最早向拜登祝賀勝選的領導人，并在自己推特上發此消息時加了一個笑臉的表情包。再隔一天，他又成為全世界第一個同拜登通話的領導人。當許多人為特魯杜過早表態而捏一把汗時，他已經繞過仍在任上的川普而直接同拜登團隊談工作了。那種期待充滿了積極性和主動性。

特魯杜之所以興奮，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從黨派和政治傾向來說，加拿大的自由黨與美國的民主黨，比與共和黨有更多的共同語言。但是，最主要的還是，特魯杜此前同川普打交道所受到的屈辱，在忍了四年后終于可以吐一口怨氣了。他和拜登有私交，而和川普有私“仇”，這種冰火兩重天的感受才是刻骨銘心的。兩年前，在貿易談判和聯合國會議上，特魯杜和川普發生了一些不愉快的沖突，川普幾次不顧外交禮節對特魯杜惡言惡語，甚至說他是人前一套人后一套的“兩面派”，在整個加拿大引起軒然大波。這樣，再加上加美貿易談判中川普的強硬態度，這幾年加拿大和美國的關系可以說是如履薄冰。

豈止是特魯杜，豈止是加拿大，不少國家的領導人，都在等待川普下臺，而準備迎接一個新的美國。他們每個人，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觀察點和期待點。2020年如果收看電視政論節目，只要討論到某個國家和美國的關系，最常聽到的一句話是：別擔心啦，最多幾個月川普就下臺了，一切都會好的。

因此，當川普敗選，從加拿大到歐洲和亞洲一些國家，都有一種歡喜雀躍的氣氛。但是，許多人期待的東西并沒有出現，而且，很多人馬上就嘗到了悶棍。拜登宣誓就職后，第一批簽署的行政命令中，就決絕地撤銷了加拿大基石XL（Keystone XL）輸油管項目。這個油管是加拿大產油大省阿伯爾塔通過美國向墨西哥灣煉油區的管道，每天的石油運輸量達到八十三萬桶。因此，拜登此舉不但打擊了阿爾伯塔省的石油工業，而且嚴重威脅到加拿大的經濟。無怪乎整個加拿大群情激憤，阿爾伯塔的政治人物甚至表示不惜“與美國一戰”。

在許多方面，拜登勝選后的那種歡喜雀躍，或者本應有的“蜜月”，很快就熄滅了。許多事太期待了，便會事與愿違。

川普走了，世界固然不會因此而有災難，但也不一定會變得那么美好，從許多國家的領導人，到輿論大眾的觀感，都開始重新“愁眉鎖眼”。人們又開始產生新的疑惑。因此，有一個問題是需要討論了：這幾年的問題是川普的個人問題嗎？如果不是，又是誰的問題？本次大選川普大敗，主要是敗在新冠疫情方面。但是，憑心而論，白宮在抗疫方面并不像大家想象那樣有極大的主導權，許多政策和資源都控制在州政府一級，而美國社會本身在對抗疫情方面呈分裂狀態，這些都不在川普的掌控之中。一個明顯的事實是，美國疫情失控，公眾對抗疫情限制（如戴口罩和聚會禁令）最嚴重的恰恰就是東西兩岸由民主黨控制的地區。因此，與其說是“川普問題”，不如說是“美國問題”。

其實，這幾年川普留給人們印象深刻的，是他的那些形下而直觀的東西，尤其作為商人從政，他的極具個性化的行事方式，很多類似營銷的夸張行為，幾乎掩蓋了他所代表的政治勢力和意識形態的實質。2020年美國大選同以往的不同，是聚焦于川普和反川普的競爭，而不是兩個候選人之間的競爭，雙方對川普的興趣遠甚于對拜登的興趣，即使拜登有同樣致命的丑聞，始終沒有成為影響選舉的主要因素。在這個過程中，吃瓜的群眾和精英層的批評者，前者是要看川普的熱鬧，后者期待的是熱鬧之后的政治后果，這兩種人的目的是很容易達到的。但是，甚至包括政治家，寧愿把問題歸咎于川普的個性化的原因，是因為他們需要淡化川普背后那種歷史和文化的強大誘因，以便輕易地轉換成政治理念和意識形態的訴求，也包括他們特定的話語利益。

歡察美國問題不能簡單地以吃瓜群眾二元對立的視角，還是要適當地抽身于獨立的視角。換個角度，或者以廣角鏡，我們就可以看到，在某種意義上，沒有川普問題，只有美國問題。

基本的一點就是，川普能上臺，不是他個人的成功，而是一個世界性政治潮流的歷史選擇。川普當選總統的2016年之前和之后，全世界當時有兩個潮流正在興起，一個是全球性孤立主義的回潮，另一個是政治素人崛起的潮流。本來，像川普這樣有錢有勢的人，不是想當總統就可以當的，無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那些政客沒有一個是省油的燈，“個個都像烏眼雞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當年選舉，川普首先要通過黨內初選，在從2月1日至6月7日長達四個多月的時間里，他擊敗了16個黨內對手，其中不少是重量級的政治精英。初選時川普的政治素人本性就已暴露無遺，習慣以常態精英政治觀察美國大選的人士，很難相信他會代表共和黨參選。大選拉開戰幕后，他的民調也始終落后于對手希拉里·克林頓。因此，當川普勝選后，有的大學教授甚至在課堂上泣不成聲——這就不是一般性的對選舉結果的觀感了，而是一種政治、體制或文化被顛覆了的悲憤和震驚，而且是不能容忍的表達。

川普當選前后全世界出現的政治素人熱潮，是因為經過二次大戰和冷戰之后，一般民眾對傳統的精英政治已經出現審美疲勞。國家運轉和國際關系越來越多地依賴技術官僚和智囊機制，政治領袖對決定一個國家的重要性不像戰爭年代具有那么重要的安全考慮，一批沒有從政經驗的人物，依靠在民眾中的聲望直接進入國家體制的金字塔，越來越成為常態。上世紀捷克哈維爾直接從作家成為總統，是國際政壇的美談，但在那時有一定的特殊性。而到了新世紀，尤其是金融危機之后，傳統精英政治被徹底質疑，潛沉的素人政治終于浮出水面，并且遙相呼應。在這個時候，社交媒體異軍突起，打破了精英政治把控的傳統媒體和話語權，形成政治素人一片光明燦爛的天地。像意大利總理朱塞佩·孔特，原先就是一位大學教授，毫無從政經歷；烏克蘭的第七屆總統大選，是由喜劇演員弗拉基米爾．澤連斯基當選的；斯洛伐克總統蘇珊娜·卡普托娃是一位女律師；法國總統馬克龍被公認為是最年輕的政治素人，而英國首相約翰森，雖然有過從政經歷（曾任過市長），但看他平時不修邊幅，我行我素，讓人感覺他早年從事新聞業的職業經歷更能體現他的從政風格。至于華人社會熟悉的臺北市長柯文哲，可以是說這些年來政治素人的一個典型代表。而去年參選失敗的高雄市長韓國瑜，更是一個被無數人崇拜的政治素人。當然，只是由于美國的地位，川普在四年前大選中當選，可以說是近年素人政治的一個登峰造極的結果。

上世紀冷戰期間，一些政治素人出現在鐵幕國家里（如哈維爾），這種原因比較好理解。但是，在新世紀出現素人政治的熱潮，反映了一些國家深層次政治結構到了一種瓶頸的地步。尤其2008年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爆發之后，傳統的政治運作無法進行預警和及時應變，而政客們，尤其是傳統建制派形成的政黨政治變成危機的惡性循環的一環，日益引起選民的失望和質疑。建制派精英不但無法解決諸如金融風暴等危機，甚至本身就涉嫌是既得利益者。財富巨頭、媒體帝國、精英階層（包括政客和學者）的三位一體，基本形成了以“政治正確”為代表的從經濟基礎到意識形態的專制。而“政治正確”也束縛了這個建制本身自我修復的能力，無法突破政策制定和應付危機的困境，如環保和經濟的矛盾，非法移民的群集包圍，多元化對傳統倫理和價值的挑戰，等等。許多問題在傳統政客那里雖然心知肚明，但無法說出口。于是，不受“政治正確”拘束的政治素人自然得到了“沉默的大多數”青睞。川普當選前后，正是全球化出現逆轉的時候，所謂的孤立主義，已經混合了民粹主義、保護主義、本土主義、排外主義、單邊主義等。例如過去幾年，歐洲國家遭遇金融危機、歐債危機、難民危機的多次沖擊，特別是2014年難民危機爆發之后，原先以政治正確為楷模的歐洲傳統政治方法，已無法有效處理各種危機事件，甚至使民眾面臨生活水平下降、日常生活安全受到影響甚至威脅等問題，政治素人的出現就迎合了這種排外主義和民粹主義的情緒。一方面通過這些政治素人自己的政綱和宣傳，另一方面民眾出于一種烏托邦的想象，塑造了一種“實話實說”、“干凈政治”的形象，繞過傳統建制派的條條框框，解構了原先長期形成的政策設計謹密程序，以“直接付諸行動”作為行事方式。像捷克前年新上任的總理安德列·巴比什（Andrej Babis），就以宣稱“可以做到政客無法做到的事”而在選舉中獲勝。他本人就是川普的崇拜者，在他推特賬號自己的頭像中，他戴的帽子上有一句“讓捷克強大”的口號，就是模仿川普“讓美國重新偉大”的。他的政治素人特性同川普一樣，都是從富商參選成為國家領導人，所以他也被稱為“捷克版川普”。在新冠疫情期間，他直到最后一刻還在反對戴口罩，反對采取緊急措施，行為模式同川普沒有任何區別。這一切，其中的秘密就是知曉了“沉默的大多數”的內心所想。

顯然，同所有的政治素人的從政方式一樣，在美國，川普的上臺，正是迎合了“沉默的大多數”在內心的呼喊。川普上臺前，只不過是是一名電視名人、成功企業家，或者說是一個“有可能”成為哈維爾那樣作家的人。就美國人來說，他們從來不缺電視名人，也不缺成功企業家。美國作為一架運轉成熟的政治機器，在歲月靜好年代，他們寧愿這些明星呆在電視里而不必出現在白宮陽臺上。但是，川普之前的年代，美國的這架機器出現了故障，而維持這臺機器正常運轉的兩黨政治，對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美國面臨的一系列重大危機都束手無策，于是，川普這樣的政治素人得以脫穎而出。這既是世界性的潮流，也是美國本身情況發展的一種合理選擇。所以，我們說，川普的問題，實質上就是美國的問題。

東方人（包括我們中國人）看美國，以看“人”為重，這同西方人（包括美國人自己）不一樣，所以我們總是期待某個“圣人”出現，或者對某個“惡人”的出現感到“天要塌下來”。美國目前實行的兩黨政治，是一架運轉了兩百年的政治機器，而且處于固化狀態。美國人從建國之初就充滿創新和改革的動力，這是美國長盛不衰的秘密。但是，同樣令人奇怪的是，美國在維護或維修這架機器時是舉世罕見的政治保守主義。兩百年前當先賢制定了憲法，設計和制造了這樣一架美國機器之后，政治改革的動力就退場了。在全世界所有國家機器里，美國是改動得最少的，兩百年前是什么樣子，現在還是什么樣子。兩百年前農耕社會殘留在政治機器里的歷史文化，至今還原封不動，從選舉人制度到贏者通吃，盡管不斷地有人提出質疑，但實際上沒有人真想去動它。這種機器式的文化，反映了西方人尤其是美國人持之以恒的理性文化。這種理性文化見之于白宮、國會、法院等機器里。美國人也有感性文化，包括他們信仰基礎的基督教文化，以及以人道和人本為核心的倫理精神，但不是體現在政治機器中，這種感性文化普遍存在于教會、學校、社團、教科書和藝術作品中，當然也表現在好萊塢的影片中。這種理性文化和感性文化的區別，美國人一般不會搞混，他們常說的一句話是：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就是這么涇渭分明。就美國人本身來說，他們無意改變這架機器及其運作方式。在面對政治問題時，我們東方人往往把理性和感性放在一個鏡頭里觀察，以看“人”為主的感性文化去看那架冷酷的理性的機器，同時，因這種落差就形成對西方政治包括美國政治的不必要期待，或者無來由的恐懼。

但是，川普這樣的政治素人，僅干了四年就折戟，證明在美國還是“機器”比“人”強。在這之前，八十年代上臺的里根總統（Ronald Reagan）也是一個電影演員出身的政治素人，同樣也是年紀偏大，但是，他卻能連干兩屆，不但全身而退，而且留下不少重要政治遺產。這里的秘密在于，里根同這架機器相處很到位，磨合也好。美國這架機器里，本來就不在乎誰當了總統，那架機器有現成的龐大的優質的技術和官僚團隊，總統不過就是“班長”，他只要放手，什么事情都會順順當當。作為電影演員出身的里根，他的成功就在于明白自己的角色不過是一個零件，這是保證機器正常運轉的重要的身份識別。

但是，到了川普，事情變得復雜了，川普與這架機器為敵，而且要按自己的喜惡把機器“人格化”，問題是，建制派在他之前早就把這架兩百年前的機器按他們的模式“人格化”了。兩黨政治已經成為高調認輸、互相認同對方合法性的默契和新秩序，財富巨頭、媒體帝國、精英階層在三位一體之后根本不會容忍對他們建立的新秩序的挑戰。本來，川普的上臺，是建制派政治精英無法接受和忍受的。川普對他們發出挑戰，把他自己的問題變成了“美國問題”，當然會被全面圍剿和追殺。在2016年和2020年兩次大選中，民主黨對川普的抵抗，遠遠超過他們對自己候選人勝選的關注程度。

在全世界政治素人的黃金時代，川普在美國的遭遇，有一定的特殊性。美國是一個成熟的具有久遠政治傳統的國家，而且在世界具有一定的領導地位，這同歐洲和亞洲不一樣，像捷克、烏克蘭、斯洛伐克這樣的小國，不但轉身容易，而且政壇本身就充滿了變動，政治素人的出現乃至攪局，都不算大不了的事情，而且這幾年更多政治素人的成功，都不是在國家層面上，而是在地方或基層政府中，因此在全球的關注度不會太高，影響也不大。但是，就川普來說，“美國無小事”，他具有里根所沒有的極強的個人性格，夸張的甚至是極端的行為方式，會讓整個美國和它的盟友總是處于一驚一乍的心理狀態。“不確定性”和“隨意性”正是美國政治的大忌。所以，建制精英視川普為惡夢，決心不留下隱患，在他下臺后繼續啟動彈劾程序，目的就是讓他不可能卷土重來。

“川普的問題”終究敵不過“美國的問題”。在美國，川普本來就不可能成為問題，而真正的問題是“美國問題”。但是，川普最大的成就，也許就是發現或揭露了這架機器本身的問題，這架機器不但已經陳舊，而且本身就隱含著某種自毀程序，而它自行修復的機制則遇到了梗阻，這就是川普公開揭示的成果。因此，正如本文重點指出的，美國的問題不是川普問題，而是美國本身的問題。川普的成功和失敗，就是美國精英政治本身的問題。基本問題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美國精英的政治文化本身，或者已經陷入資本的陷阱中，或者自己本身成為一個與社會脫節的封閉的政治階層體系。正如《紐約時報》指出的，政治精英正在形成一個“對裙帶資本主義過分容忍的政治階層”，他們既抗拒政治上的改革，也不關心民生，而把政治斗爭放在首位。據美國國會研究處發布的報告，2019年開始的本屆美國國會535名議員（期間去世3人）中，全部100名參議員、95%的眾議員都有本科及以上學歷。其中，眾議院有法學學位者161人、碩士學位者99人；參議院法學與碩士學位獲得者分別有53人、18人。分別有25名議員獲得博士、醫學學位。而美國普查局的資料顯示，本科及以上學歷者在全美總人口中的占比僅略高于三分之一。這還是僅指國會層面的，至于影響國家決策的精英政治學家，包括專業人士、智庫人士、專家學者等，其實都生活在象牙塔里，現成的機器促使他們缺乏進行改革的動機和力量。這種階層固化又形成一種相對特殊的利益團體，顯然也是民粹主義興起并展開對抗和沖突的主要原因。川普在競選中最煽動人心的就是那句話：“我喜歡沒受過什么教育的人”，挑動的正是人們對政治精英的仇視。結果兩次大選，有三分之二的本科以下學歷白人選民把票投給了川普。

二是目前操控這架機器運作的政治精英，囿于政治正確的慣性思維，同時又面對龐大的特定群體的社會壓力，例如黑人問題、非法移民問題、貧富不均問題、環保問題，無法在美國既定的價值原則和政治框架內解決分裂的問題。政治精英無法突破政治正確的囿見，結果在不同價值觀中采取中立，或者裝聾作啞和稀泥，甚至利用這種分裂謀取政黨的選票，使各種社會和政治問題惡性循環，沖突不斷，無以寧日。同時，由于人權問題，尤其是少眾的人權（如同性戀、非法移民、毒品吸食者等）問題，引起整個社會在價值和倫理上的分裂。政治精英如何在維持美國社會原本的價值觀和多元化之間的平衡，始終無法在政治正確下得以解決。在這種情況下，像川普這樣的政治素人，就得以趁勢利用政治精英和社會的矛盾提出自己的主張，甚至以“快刀斬亂麻”的非傳統政治手段解決社會問題，當然會得一部分民心。川普上臺后大刀闊斧整治一些問題，包括移民問題，那種極端做法固然引起爭議，但也引起相當一部分選民的共鳴。所以，川普的問題只有從美國的問題來看，才能接近問題的本質。

在美國這樣一個以傳統精英政治統治的國家，川普要徹底對其進行扭轉甚至解構這架機器，幾乎是不可能的。作為一個大國，他缺乏制定政策時的戰略眼光，也缺乏政黨政治中應有的談判的技巧和妥協的境界，不能尊重政黨之間和國家之間應有的話語權利，而是采取顛覆和解構的主導思想，當然違反了政黨政治和國際關系的游戲規則。川普的下場表明，世界其它地方出現的政治素人一帆風順的局面，在美國這樣的國家是不會出現的。

川普走了，但是，他任內把許多政治正確的窗戶紙捅破了，讓所謂的“川普問題”回歸到“美國問題”，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美國國會大廈被暴徒攻占的畫面也許在很長時間內會讓人把它同川普聯系起來，但事實上，它所象征的美國社會的分裂早已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川普就像地震一樣撼動了這個巨大帝國，有些磚頭被震了下來，有些建筑被證明牢固不破，這些都可以為拜登政府清理廢墟而創造條件。這也許是真正的川普遺產。一屆總統任期四年，說長不長，說短也不短，在沒有川普的年代，民主黨再也無法以“川普問題”為借口而回避矛盾，除了在政策上兌現自己在競選中的承諾外，拜登必須要注意到政策上的一致性。憑心而論，川普的政治遺產，其中有些其實是幫了拜登很大的忙，例如，在非法移民問題上，在對外國的貿易談判中，在與盟國的改善關系中，他握有了川普轉移來的成果，而自己只要小作調整或象征性地扭轉，基本都處在主動和有利的地位上。當然，民主黨撿了便宜還會賣乖的，這個是可以預期的。

川普剛下臺，拜登的一系列新政陸續出臺。從目前看到的，除了必須兌現競選期間部分承諾外，美國的政策仍然保持了很大的一致性。拜登就職演說中所講的美國必須團結，一方面固然是勝者的慣例說詞，但另一方面也為自己保留川普在任時主要政策埋下伏筆。在本次大選中，拜登共獲得7940萬張普選票，川普獲得7353萬張選票，兩位候選人的得票數均創造了美國選舉歷史的新高。媒體認為美國已分裂為兩個國家，因此拜登要“團結”美國，就不可能完全拋離川普的路線。在某些方面，拜登會實行沒有川普的川普路線。事實上，在此后的一系列新政中，人們發現，要期待拜登改變某些東西可能不現實。而根據共和黨競選策略師利亞姆·多諾萬（Liam Donovan）的說法，“很多人都在試著仿效川普做事”。也就是說，川普的一系列舉動，就像臭豆腐一樣，聞著臭吃著香。尤其川普之所以受到選民歡迎，他的民粹主義符合國內部分民眾的利益和訴求，不管他做錯了什么或說錯了什么，民調支持率一直保持穩定。即使川普退出政治舞臺，但未來的共和黨“川普化”肯定是一種趨勢，并以此吸引選票。而拜登當然會從中發現成功的秘訣，民主黨悄悄地川普化并不是沒有可能的。

川普走了，政治素人的美國已不復存在，精英統治美國再無后顧之憂。美國真正的問題是這個國家已經分裂，民主制度顯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脆弱甚至無能。除此之外，其它都不是問題。隨著川普離開的日子越久，人們會越來越有共識：沒有川普問題，只有美國問題。

【作者簡介】：鄉廬子夜，加拿大華裔資深媒體人。早年下鄉在黑龍江兵團農場任新聞干事。1979年入中國社科院新聞系讀研究生，后在媒體工作。1992年赴加拿大訪學，并籌備和創辦學術刊物。現為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客座研究員，文化中國學刊總編輯（加拿大），國際儒學聯合會（北京）理事，國內多所大學客座教授和研究員。出版有《走出法律迷宮》等著作。長篇武俠小說《茶醉》獲臺灣溫世仁武俠小說大獎賽評審獎。發表有不同主題的學術論文、散文、小說等。

原標題：《沒有川普問題，只有美國問題 | 子夜@北緯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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