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著名經濟學家Allen等2005發表過一篇影響頗大的文章，他們認為，中國在金融發展十分滯后的情況下仍然實現經濟高速增長，背后原因是非正規金融對民營企業提供了另類的融資渠道，從而為中國提供經濟增長的基本保證（Allen Qian & Qian，2005）。

黃亞生（2012）則認為，Allen等人的研究是基于21世紀初期的數據，事實上，在農村改革起步初期，中國已經施行了影響深遠的金融自由化改革。正是農村工業的發展和金融改革，造就了中國諸多聞名世界的成就，這些成就包括貧困的減少，由個人消費驅動的經濟增長，以及在上世紀80年代收入分配水平和結構的改善（Huang，2012）。

上世紀80年代的金融改革意義重大，在國外基本無人知曉，在國內也很少被提起。沒有那時的農村工業化，中國經濟起飛可能延遲；而如果沒有當時的金融改革，農村工化的黃金時代不會來臨。回顧這段歷史對我們有著重要的啟示。

上世紀70年代末，隨著以家庭承包制為主要內容的中國農村改革不斷推進，農村經濟迅速發展，兩億多農戶變為農村最基本的財產主體和生產單位。大批農民轉入非農產業，更多農戶從事兼業生產，個體經營也獲得發展，農村有很大資金需求，出現了多元化的民間信用主體，對農村金融體制改革產生了壓力，要求有相應的金融機構，提供靈活的資金融通機制。在此過程中，我國對于農村金融體制作了較大幅度的改革，而溫州金融改革試驗是最具典型意義的。

溫州是改革開放前沿，也是民營經濟大本營。溫州人被稱為“中國的猶太人”，善于經商的頭腦幾乎生生俱來。

有一則溫州人告訴我的真實故事：有一天，一個媽媽帶著四五歲的小男孩到銀行辦事。銀行柜臺上有糖果盤，大堂經理看到小男孩很可愛，遞上糖果盤，讓小男孩拿糖吃，小男孩沒有反應，經理以為他害羞，抓了一把放進他口袋。回到家里，媽媽好奇地問男孩：“你不是很喜歡吃糖么，剛才為什么沒拿？”小男孩回答：“因為我的手小，阿姨的手大呀！她拿的話一定比我拿多很多。”

從上述這個故事中，我們就能明白溫州人是什么樣的性格。

正因為溫州民營經濟繁榮，溫州人頭腦活絡，由此催生一個發達的民間金融市場。老百姓在金融領域的創新很活躍，這有好處也有壞處。好處是很容易成為金融改革的試驗場，壞處是也極易成為民間金融亂象的高發地。

改革開放以來，溫州發生過多次較大規模的民間信用風潮，最早的一次就發生在上世紀80年代的樂清一帶。大家都知道，東南沿海一帶一直流行著通過各種“會”（英文簡寫ROSCA），這在傳統社會是一種非常有效的資金互助方式，但隨著經濟活躍，各種會產生變異成為“抬會”“標會”，以至于發生大規模的“倒會案”。

伴隨著溫州發生的多起民間信用風潮，溫州經歷了三次金融改革試點。最早一次發生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后面兩次發生在2002年和2012年。80年代的溫州金融改革在金融自由化方面跨步最大，在當時特殊背景下，農民嘗試開辦銀行，甚至發行股票和債券。

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溫州已經開始了局部的、自發式的金融改革。1980年10月，蒼南縣金鄉農村信用社試行存貸款浮動利率改革，揭開了金融體制改革序幕。由于民間借貸盛行，農村信用社面臨著生存威脅，蒼南金鄉農信社率先創辦“以貸定存，利率浮動”存貸款業務，從而邁出了溫州利率改革第一步。他們將500元以上（大額）儲蓄存款一年期以上的利率，由月利率4.5‰上浮為10‰，貸款利率也相應調高，由月利率6‰上浮為15‰，增強籌融資能力，平抑了民間借貸利率，支持了個私經濟的發展。金鄉鎮農村信用社成功實行“浮動利率”的做法，引起上級關注，得到肯定后在農村信用社以及國有銀行也進行試點，實行“存貸結合，以存定貸，利率浮動”業務試點，取得良好效果。

圖1是網絡上曾經流傳的金鄉信用社照片，僅此一張，彌足珍貴。

圖1：1980年的蒼南金鄉信用社。

為加強對中小企業和個體私營經濟提供金融服務，1984年10月，溫州市人民銀行勞務公司創辦第一家集體金融組織——府前信用服務部。此后，在總結“府前社”經驗基礎上，根據金融體制改革方案總體設計和發展“多種金融機構”相關要求，溫州人開始組建多家城市信用社。

1986年11月1日，原本經營一家機電廠的楊嘉興，領到溫州鹿城區工商局頒發的“臨時工商營業執照”，正式成立“鹿城城市信用社”。同年11月7月，報浙江省人民銀行批準，原本經營東方家具廠的蘇方中成立了“溫州東風城市信用社”。這兩家城市信用社以發行股票方式增資擴股，并選擇在溫州市金融系統短期資金市場開盤日向公眾公開發行，而且順利完成預定計劃，從運用市場籌資方式，邁出直接融資的重要一步，社會影響很大。

圖2就是東風城市信用社的股票樣張，右下方還有這位溫州改革開放時期風云人物蘇方中的私章。這張股票的發行距離新中國第一只真正意義上的股票“飛樂音響”（1984年11月上海發行）不過兩年時間。請注意，這是一家民營金融機構發行的股票。

圖2：溫州東風城市信用社股票樣張。

東風社和鹿城社這兩家股份制城市信用合作組織，是全國首創的民營股份制金融機構。《人民日報》等媒體將它們譽為全國首批股份制“民間銀行”。兩家城市信用社一直在為誰是第一家股份制民間銀行而大打筆墨官司。實際上，東風社是先批后開，鹿城社是先開后批，不相上下。

1987年，市人行擬訂了《溫州市城市信用社暫行辦法》進行規范和推廣，并擴大到縣城延伸農村集鎮的民間金融機構（稱金融服務社）。截至1990年底，共有城市信用社26家，其中市區16家；金融服務社16家，從業人員734人。城市信用社是80年代金融改革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其對經濟和金融改革在客觀上起了積極作用（陳明衡，2008）。

楊嘉興和蘇方中他們發行股票并非憑空想象，而是具有充分合法性。早在1986年3月，溫州市政府審議通過《溫州市發行股票、債券暫行管理辦法》，在規范資本市場運作程序方面進行有益探索。除了信用社發行股票，1987年3月，股份合作企業——蒼南金鄉包裝材料廠得到地方政府審批，也首次向社會公開發行股票（見圖3），募集技改項目投資資金150萬元，開創了股份合作企業公開發行股票先河。發行金鄉包裝材料廠股票的葉文貴這一行為在當時幾乎是破天荒的事情，正因為得到了當時溫州市委書記董朝才的支持，農民發行股票在當時成為真真切切的事實。

有著“溫州第一能人”美譽的葉文貴系蒼南金鄉人，是改革開放初期溫州最早涌現的一批創業能人之一。1986年10月11日，《溫州日報》在頭版以《新一代企業家——記金鄉鎮經營大戶葉文貴》為題，報道其創業事跡。之后《溫州日報》再次在頭版頭條刊發通訊《農民企業家的氣魄》，并配發市委書記董朝才評論文章《希望涌現更多葉文貴式人物》。1987年，葉文貴被評為全國100名優秀農民企業家。

圖3：溫州金鄉包裝材料廠股票樣張。

不僅如此，直接籌融資主體開始突破經濟所有制（成分）的限制，1986年12月，瑞安鎖廠（集體企業）同樣經過地方政府審核批準，開始向社會發行三年期“可轉讓企業債券”，發行總額15萬元（圖4）。除此以外，經人民銀行批準，1987年溫州市工商銀行信托公司建設立了證券柜臺交易，開辦證券轉讓買賣業務。1990年11月，溫州東方企業集團等五家企業合股創辦了“溫州股權轉讓咨詢服務所”，辦理股權轉讓業務。

圖4：溫州瑞安鎖廠債券樣張。

上世紀80年代，溫州還一度出現“私人錢莊”。1984年9月，經蒼南縣錢庫區委批準，錢庫鎮工商所發給臨時營業執照，方培林成立“方興錢莊”公開掛牌經營。由于遭到合法性質疑，方培林將錢莊轉向地下。私人錢莊出現后，各方面都爭論很大。1986年11月，人民很行發文，私人錢莊不能發給《經營金融許可證》。溫州人民銀行對“方興錢莊”業務范圍和存貸款對象全面調查，原先與“方興錢莊”有業務往來的八個批發大戶轉向農行開戶，并簽訂“以存定貸，利率浮動”業務合同，“方興錢莊”由于失去往來客戶，主動收縮業務，自行關閉消失，沒有出現賬務清理糾紛和社會混亂問題。

溫州的金融改革，是當時中央主導的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有序組成部分。1986年5月，時任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國務委員兼人民銀行行長陳慕華到溫州考察，肯定溫州經濟發展，并對金融體制改革作了指示。同年8月，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和國家體改委正式確定溫州為全國金融體制改革試點城市之一。隨后，溫州制訂了《溫州市金融體制改革試點方案》，對浮動利率政策，發展民營金融機構以及地方資本市場都作出一系列規定，使溫州原先自發的、無序的狀態走向規范化和合法化。

圖5：左二為陳慕華，右一為應健雄。

溫州80年代的金融改革是在地方政府支持下，自下而上的試驗，是改革開放40年來“摸著石頭過河”的寫照。2002年溫州也作了一些金融改革試點，2012年溫州在經歷2011年民間信用風波之后再度設立金融改革試驗區。后面這兩次金融改革都是在中央政府允許下，自上而下的試點。雖然其他地方也陸續有過不少金融改革試點，但對于整體經濟的推動而言，溫州80年代的金融改革顯然是最有成效的。

黃亞生認為，20世紀80年代是中國農村工業發展的黃金時代，中國經濟起飛就始于這個階段。如果沒有同一時期的金融改革，農村工業化根本不可能。回顧40年來我國經濟成長史，80年代的金融改革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窺一斑而知全豹，溫州就是當時那段金融改革的典型。我們應該重新梳理這段歷史、正視這段歷史，這不只為了簡單評價這段歷史，更重要的是給我們今后的金融改革帶來有價值的啟示。

（作者丁騁騁為浙江財經大學金融學院教授。本文圖片除特別說明外，均由早些年應健雄先生提供。應健雄先生歷任人民銀行溫州市分行行長、溫州市政府副秘書長、交通銀行溫州分行首任行長，2018年應先生仙逝，在此表示深深悼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