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考古與古文字釋讀工作艱難繁重，相關工作者在不斷的曲折中摸索前進。澎湃新聞記者注意到，近期我國的考古與古文字研究者就開誠布公地解決了一次“誤會”。

中國文物報社旗下微信公眾號“文博中國”2月17日刊發文章《夏文化 | 李維明：二里頭遺址祭祀陶文初識》：2000 年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工作隊考古工作者在二里頭遺址Ⅲ區二里頭文化層中發掘出土一塊不規則形殘陶片（2000ⅢT4⑩：40），定為二里頭文化四期晚段遺物。筆者仔細觀察這塊陶片后認為，這不是一塊普通的陶片，因為在這塊陶片表面存有多個字痕。對于探尋二里頭文化文字來說，這是一個重要的考古發現。陶片特征為夾砂灰陶，素面磨光，陶胎較厚。表面顯示字痕似不少于4個字。

二里頭遺址祭祀陶文（照片）（采自《二里頭 1999~2006》，文物出版社，2014年）

二里頭遺址祭祀陶文（臨摹）

在文章中，李維明先生將陶片上的四個“符號”釋讀為：

二里頭遺址祭祀陶文中蛇（龍）字與鑲嵌綠松石龍造型比較

二里頭遺址祭祀陶文中蛇（龍）字與鑲嵌綠松石龍造型比較

參照鄭州二里岡出土商代早期牛肋骨刻辭“又乇土羊”和 殷墟商代晚期卜辭“……在南土……告事”（合集 20576 正）辭例，試將四個字排序成文：

對于“符號”的組合意義，李維明認為，文句試讀，“土（社）六蛇（龍）告”。按殷墟卜辭中告祭辭例， 告也可以前置，試讀為“告土（社）六蛇（龍）”。文句記事，在土（社）用蛇（龍）六（數量或次數）舉行告祭。

李維明認為，二里頭遺址二里頭文化地層出土祭祀陶文，對探討二里頭文化（夏文化）文字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

首先，這塊存有祭祀陶文的陶片曾斷為兩塊，經粘對修復后顯示其上陶文字數至少有四個字。這一現象啟示，以往有些二里頭文化殘陶片上所存單個或殘缺字，存在因陶器破碎導致文辭分離的可能性。

其次，陶文簡要記述地點、用牲、數量、祭祀等敘事內容。從而證明二里頭文化有記事文字，按照二里頭文化是夏文化的學說， 夏文化有文字的學術判斷因此得以證實。

最后，上述陶文與鄭州二里岡早商文化牛骨刻辭，殷墟晚商文化甲骨卜辭文句結 構近似，顯示二里頭文化文字與商文化文字具有傳承關系，確認二里頭文化（夏文化）文字是商文化文字之源。

不過，李維明的上述研究成果僅發布一天后就被證明為“烏龍”。

2月18日，“文博中國”微信公眾號發布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工作隊的說明《關于二里頭遺址2000ⅢT4⑩：40陶片標本的情況說明》：“文博中國”公眾號2021年2月17日發表了李維明先生的大作《二里頭遺址祭祀陶文初識》，我們看到后立即認真拜讀，并找到《二里頭（1999～2006）》（文物出版社，2014年）中的文字、圖版、原始照片和陶片實物原件核對有關情況。

二里頭工作隊對于李維明文章中認為的“符號”做了解釋：該件陶片系由兩件殘片拼合、粘接在一起的，原來的兩片陶片分別出自2000ⅢT4⑩和2000ⅢT1H22，兩個堆積單位的時代均為二里頭文化四期晚段。因能夠拼合，技師當時用黑色記號筆拉一條長線劃掉了其中一個單位號“00ⅢT1H22”，并在接合處劃了6條短線。

“將李先生大作所認定的4個字與《二里頭（1999～2006）》圖版二四二：4對照發現，此陶片上所謂‘字痕’，系整理過程中記號筆的筆道和原器表裂痕等。我們早年整理資料過程中用記號筆劃線，確有不規范之處，對大家使用資料進行研究造成了一些誤導，在此深表歉意，將在以后工作中更加注意操作規范。李先生認為二里頭文化存在文字，我們贊同這一觀點，將在今后的田野考古工作中更加關注有關細節。”二里頭工作隊方面解釋。

公開資料顯示，李維明（1956.11— ），男，河南洛陽人，北京大學考古系畢業，歷史學博士。曾任中國國家博物館原學術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館員。從事考古與文物學術研究。2003年4月曾在3000多年前的一段商代牛肋骨刻辭上發現第11個殘存文字。

李維明的主要著作論文：《豫南及鄰境地區青銅文化》、《從二里頭文化晚期遺存與先商文化的異同看其性質歸屬》、《再議東下馮類型》、《河南方城八里橋遺址發掘簡報》、《河南固始平寨古城遺址發掘簡報》、《夏年新證》、《河南新密曲梁遺址發掘報告》、《鄭州出土商代牛肋骨卜辭新識》、《亳辨》、《乇辨》、《鄭州出土戰國陶釜陶文初識》等。

2月19日，國家博物館相關部門工作人員向澎湃新聞記者表示，李維明在研究時所依據的是公開發布的圖片資料，因此造成“誤判”，整件事系一次“誤會”，希望今后研究機構和考古隊方面加強溝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