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23日，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重癥醫學科副主任鐘鳴接到國家衛健委調令，支援武漢金銀潭醫院。他在這家醫院的ICU病房里待了75天。

2020年1月23日，鐘鳴作為上海最早“逆行”者，支援武漢。 圖片來源：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

最恐怖的，遠不是傳染病醫院里的超時加班，也不是初期防護物資緊缺、醫護節儉著用的雪白防護服。對他來說，最恐怖的是對病床上的病人喪失醫治能力的驚懼，和隨之而來無邊無際的自我責備。

他多次在采訪中說自己“沒盡力”，這顯然并不確切。他試圖描述的是一種失去力氣的陌生感覺。

武漢“抗疫”的故事說了又說，鐘鳴獲得很多“辛苦”和“勇敢”的贊揚。但他還覺得缺點什么。他總想告訴別人，一個危重癥醫生失去了把握是什么樣的感覺。

病人血壓驟變，心臟驟停，應對這些變化本是他工作的常態。他說，一定要在頭腦里搭建一個關于病理的理論體系。他帶著它就感到安全。

記者問，撤離武漢時，對“新冠”明白了多少？“三分吧，是很淺表的了解”，他說。

武漢市金銀潭醫院遠離市中心，附近沒有高層建筑，去年二三月間，四面包圍著大風。邊上的酒店里住滿趕來支援的外地醫療團隊。新聞里老在討論ECMO（人工肺）是不是夠用，當時，鐘鳴的心里話是，他還不確定裝上ECMO以后，又怎樣醫治——ECMO根本不是個醫療手段，任何時候都不是，它只維持病人生病體征，給醫生贏得時間，可有時間又怎樣？

2020年2月12日晚，武漢金銀潭醫院燈火通明。 長江日報記者 遠征 攝

他同時看護很多病人。鐘鳴說，有時病人數量多也不困難，可是，“新冠”病人的各項生命體征變化都快，防護服的數量卻少，有時要“緊著”護士。病人的情況又有變化，要病危了，護士和其他醫生先穿防護服去看。他們看不明白，問他怎么辦。他也不明白。

這與他往常的工作狀態太不一樣。他像一座鐘，這一回他走不準。下一回他還不準，再下一回，他還不太準。

病人昨天還在吃飯、喝水，與他談話，第二天，神志清醒的情況下，病人氣道壓力抬高，氣管里充滿二氧化碳。他安排上呼吸機“高流量吸氧”，像給漲滿氣的氣球打氣一樣，打不進去。病人走了。

鐘鳴后來才明白，很多黏凍樣物質堵在他們小呼吸道的終末端。但他坦言，遠不能確定合適的應對方式。

時間洗刷了大多數的痛苦回憶，鐘鳴最近對記者說，有的事要是現在還不忘記，那就永遠不可能忘記。他記得那些求生的眼神。

“你覺得你對下屬變嚴厲是應該的嗎？”聽聞他受武漢工作的影響，目前對團隊管教更嚴，記者追問。

“可能他們逐漸就適應了。也有可能他們努力一下，達到了我的高要求，那我就又不嚴厲了，你說是吧？”

1月18日，他還在上海公共衛生臨床中心參與境外輸入型新冠患者救治，第二天再次接到國家衛健委的指令，去吉林援助抗疫。

就像去年一樣，他迅速回家收拾了行裝，帶了許多厚衣服，對付東北的冬天。他還帶著一點“復仇”的感覺，重新面對新冠這個老對手。

鐘鳴說自己一貫感性，去年4月他從武漢剛回上海，隨隨便便地哭起來。不過他最近 “康復”了。

過去大半年，他看了許多論文，晝夜思考總結，做事情更“有條理有章法有邏輯性”了。從吉林回來，他自我評價干得還行。

給病人上機器、開一劑藥，得到的效果是他能預料到的。他校準了自己。科學精神使人免于恐懼。

鐘鳴在武漢市金銀潭醫院病房清潔區留影。圖片來源：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資料圖）

【以下是與鐘鳴的對話】

澎湃新聞：您除夕晚上怎么過的？

鐘鳴：在隔離點的酒店，一方面跟家里人視頻通話，看了他們豐盛的晚宴。另外跟在武漢的戰友，有一個云吃飯的環節，之前我們就約好要線下聚，但因為疫情關系一直沒有機會。所以在除夕那天的晚上，線上聚了一下，寒暄了很長一段時間。

去年這個時候，還處在一種五味雜陳的情感中，面對與日俱增的病例，面對大量我們并不了解的病例，有很多的困惑和疑問，遭受很多打擊，也受到鼓舞，有很多感慨，人間百味都嘗盡了。

澎湃新聞：去年快回上海的時候，您對新冠的了解是怎么樣的？現在當然是“老對手”了，當時了解到了幾分？

鐘鳴：當時大概了解三分。

澎湃新聞：聽上去您對當時的自己不滿意？

鐘鳴：其實是非常不滿意的……所以，在回上海后的各種總結中，包括對專業知識的總結，以及一些感性的、勇氣層面的總結，我都感覺不夠。其實，我有非常多的遺憾留在武漢。我感到自己沒有盡力。

澎湃新聞：您在武漢的“挫敗感”是怎樣的？您當時怎樣面對“挫敗”這種以前都沒有遇到過的、連續的感受？

鐘鳴：平時在工作中，可能對一兩個病人的工作做得不夠好，會有短時間的挫折感，但還談不上挫敗。一般做得不好的病例，我們很快就會去總結，在下個類似病人那里改善、提高。

但在武漢，連續不斷地有病人惡化，而且都是超出預料的不好。這種是真正的挫敗感。

作為一個重癥醫學科的醫生，在病人的床旁堅持，這是一種這么多年職業訓練的本能。職業訓練告訴我們，病人出現這種那種不好的情況，我們應該怎樣去做。

（但是開始的醫治嘗試效果都不理想。）有一段時間，我們不知道這樣做是否有意義，只是看到身邊的同事，有的比我年輕的，也在堅持，我是組長，更不應該去退縮。

我一度覺得，這毛病是不可戰勝的，我是不行的，我就是不會看這毛病的。

但看到病人求生的眼神，沒有辦法，（那種眼神）讓你覺得，你要發揮你更多的潛力去做，不然會遭遇到更嚴重的良心上的譴責。

中南醫院重癥隔離病房，醫護人員使用體外人工膜肺來替代肺的工作。澎湃新聞記者 鄭朝淵 圖

澎湃新聞：良心上的譴責？

鐘鳴：有一段時間我們都會有這種感覺，覺得我們沒有盡力，做得還不夠好（有的病人沒搶救過來）。

剛回來的時候，淚點非常的低，甚至會很容易就傷感，包括我自己也是這樣的。有一段時間，每天都要沉浸在對（武漢）那段時間發生事情的回憶之中。我相信大多數去過武漢的人都會有這樣的感受。

澎湃新聞：您作為一個資深的醫生，應該見過許多生死，為什么武漢的經歷還是有這么大的沖擊。

鐘鳴：確實我們專業看過非常多的生死，因為死亡是大自然的規律，當我們知道生命是無法挽回的，會很平靜地接受這件事情。但在武漢我們心里沒有準備好，因為我們對這個疾病不了解，所以有反復不斷的病人，沒有在你的意料之中就惡化了，這個打擊是非常大的。

澎湃新聞：有想過用什么樣的方法去自我調節嗎？

鐘鳴：其實最好的方法就是不去想，但是做不到。我自己狀態真正好回來就是去上班了，回到熟悉的工作環境，然后讓那些正常的工作占據了大部分的時間。

澎湃新聞：在隔離點的時候，怎么去跟那些回憶做斗爭？

鐘鳴：就不停翻看我們工作群里的對話，去回憶當時發生的事情，然后也去總結那些病人的資料和數據，不停去和曾經在武漢金銀潭的戰友聊天，我們經常會聊得非常的晚，從七點聊到半夜兩點。

也會用線上的會議軟件，輪流唱個歌或者念首詩，大家在一起彼此傾吐交流，甚至只要看到對方的人在那里說話，都是一定程度上的慰藉。

澎湃新聞：是那種緊繃的神經放松不了的感覺。

鐘鳴：無法釋懷，一下子離開武漢，發生了這么多事的地方，反正從我個人來講沒有辦法短時間釋懷的。

澎湃新聞：您現在還會經常想起那些想要活下去的求生的眼神嗎？

鐘鳴：會，要是現在還記得，那就永遠不會忘。

澎湃新聞：武漢以后，您覺得這樣的事情會影響到很多工作的自信心嗎？我覺得這種需要快速反應的工作很需要一個果敢的精神，武漢的經歷會影響到您決策的敏銳嗎？

鐘鳴：它不會影響到我的自信心，反倒是增強了我的自信心，從武漢回來之后，再去面對日常的工作，我覺得都不那么難了。

（反過來）醫院的很多同事都覺得我從武漢回來，好像性格上有點改變。比如說這個病人情況不好，某一項指標惡化了，我就一定要他詳詳細細地告訴我這個病人為什么會不好，如果他只是說搞不太清楚，那我就要就火了，我就說你能夠這么容易的走到病人床邊，獲取病人這么多信息，你有什么理由還搞不清楚。

我經常對他們說，這些工作做得不好，是沒有理由的，我們在武漢那么困難的環境下面，我們都要努力去做好，現在條件非常的好了，沒有理由做得不好。“做得不好，就是你不夠努力，你沒有迸發出你應有的力量”。

澎湃新聞：如果那時我對您說，“鐘醫生，您已經是挺好的大夫，有的事不應該怪您”，您會如何回答？

鐘鳴：大家都是從關心我和我們的角度來講這些話，但我們還是有很多的情感上、情緒上的波動。只有讓這種情感在自己的內心沉淀下來，靠時間消化，才能夠真正地平靜下來。

近一年，我也在看各種論文。經常有很多好的文章出來，會回答我之前的一些疑問，也有一些疑問，我還沒有找到很好的答案。

我也慢慢給自己搭建一個理論體系，比如說，為什么當時遇到的這個病人會這樣，為什么會突然呼吸衰竭，用呼吸機治療效果不好？那個病人為什么血壓有這種表現，心跳為什么會停？

很有意思的一點是，在武漢金銀潭看到的一些病情最重的病例，在后面的工作中反而沒那么難處理，這也是讓我們有很大疑問的地方，我還在思考，是我當時做得不夠好，還是這種疾病就是有這個規律特征？

澎湃新聞：通知您要去長春做志愿的時候，您當時怎么想的？“又要碰上它了”這樣嗎？

鐘鳴：我其實有心理準備，我很坦然、很平靜。從武漢回來之后，無論是心理上、還是專業上，我都一直在反思總結，實際上就是一種準備。就像一個士兵，練兵很久，終于有機會可以到戰場上去檢驗一下。我就覺得，終于又有了一個可以去重新檢驗的機會。

澎湃新聞：會有一種復仇的痛苦的快感嗎？

鐘鳴：有一點點這個感覺。

這次明顯感覺，有了后面大半年的總結，重新面對“新冠”，我做得比之前好太多了。長春的工作基本回到了我平時上班的節奏——病人的病情的演變，我們要做哪些事情，都是非常有條理、有章法、有邏輯性的，我又回到了平時的這種工作狀態。

所以我現在特別開心。感覺離開武漢這么長時間后，心里留下的“小疙瘩”好像解開了，欠下的那樣東西終于還上了。

鐘鳴在病房內。 來源：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資料圖）

澎湃新聞：您覺得會永遠對下屬嚴厲下去？

鐘鳴：我覺得武漢的經歷對我有深遠的影響。但也可能他們逐漸就適應了，也可能他們努力一下，達到了我的高要求，那我就又不嚴厲了，你說是吧？

澎湃新聞：您已經有很長的工作經歷，那么，使“新冠”病人得到病情緩解，會讓您感到一些特別的喜悅嗎？

鐘鳴：平時我們看到病人治好了，還是會有喜悅的感覺，看到一條生命因為你獲得了挽救，這種感覺是不會麻木的。每一個人、每一條生命都是不一樣的，這感覺不會麻木。

但對于“新冠”病人，這種喜悅的感覺會更強烈那么一點。不僅僅是拯救了一條生命，或者是做了一個醫生應該做的事，還有一部分原因是我有之前武漢的情結。

很有意思，后來我們到長春整建制接管的病房，本地的團隊也去過武漢，而且是最后撤離的整建支隊伍中的8支整建是隊伍中的一支。所以我一進他們的病房，我就感覺很有親切感。雖然我在的時間不長，而且工作壓力很大，我們還是跟他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澎湃新聞：以后如果您又重新回憶起當時那種深刻的挫敗感，您打算怎么安慰自己？

鐘鳴：我覺得不大可能再發生這樣的事情。時間挺有意思，它會自動留下你認為值得珍惜的部分。我現在回憶過去，一些負面的，悲傷的東西正在慢慢淡忘。真正讓我印象深刻的還是那些令我感動的人和事情。

我們和武漢本地的戰友、其他地區的支援隊剛分開的時候，我們就說，將來一定會再去武漢去互相看望的。我們都約好了，以后要一起再回去看，非常期待這一天。還有一個同事，說他已經泡好一瓶梅子酒，打算等回去的時候打開來喝，所以肯定會有這么一天。

2020年4月20日，鐘鳴解除隔離當天回到中山醫院，同事們為他接風洗塵。圖片來源：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

澎湃新聞：今年有什么展望嗎？

鐘鳴：對我個人職業和學術發展，我帶的團隊都有一些工作目標，希望這些工作目標能實現。也希望全球疫情可以徹底控制下來，這幾天我們看到新發病例曲線是往下走的，這都是好的現象，希望今年可以回歸正常的生活和工作，不需要再為疫情做特別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