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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王雯清】

【編輯 | 周路平】

留學行業的艱難時刻，在2020年被無限放大。

變化是顯而易見的：一位舊金山探店博主的視頻停留在了2019年，一位英國留學生留下了十次歸國機票的購買記錄，超過15000位用戶加入了豆瓣“2020s留學艱難小組”。

疫情徹底打亂了留學生們的節奏，并且在各種意義上重塑了留學生的體驗。有人形容那種綿延的無力感，“你覺得每個月都好長，你覺得總該結束了吧，它卻似乎沒有終點。”

最終的結果是，有些人為了工作留在海外，更多的人回國或者留在國內。而無論留在海外，還是回到國內，背后的留學行業正在經歷著艱難時刻。

堅守還是回國

在美國讀大三的諸葛朗薩起初以為自己是感冒了，乏力、偏頭疼，每天只想睡到自然醒。那段時間，他連續點了三天回鍋肉外賣。他是成都人，想借著家鄉的風味提振一下精神。

到了第三天，諸葛朗薩漸漸發現不對勁了，“越吃這個味道越少”，前兩天尚存的肉味全沒了，只能吃到咸味。

慢慢喪失的嗅覺讓他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2020年11月26日，他在美國確診了新冠，拍了胸片，右肺已經有部分發白，“當時挺絕望，我覺得有點不可思議。”

開完處方藥，回到家，他把門窗以及他接觸的東西都消毒了一遍，通知室友們離他遠點。盡管有些崩潰，但諸葛朗薩的心態很好，“我想什么大風大浪都見過了，不可能因為拿個快遞我就掛了。”居家休息了兩周，他慢慢恢復了健康。

和別的留學生不同，諸葛朗薩很能融入美國社會。他21歲，性格張揚，說話喜歡加上“他媽的”。即便遇到種族歧視，他會舉起花臂，給對方豎個中指，“我覺得我出來就是代表了一個國家，大不了打一架，對不對？”他甚至在中國國慶節當天，組織外國朋友觀看閱兵儀式。

即使在2020年三月份美國疫情開始蔓延的時候，諸葛朗薩也沒有想過要回國。他從小學開始住校，高中畢業后來到美國，一直學電影。諸葛朗薩接受的家庭教育是放養，媽媽希望他能出去闖一闖。疫情發生后，他媽媽“覺得天又沒塌，該吃吃該喝喝”，沒有想喊他回國的意思。

圖/視覺中國

高中還沒念完，諸葛朗薩就在國內工作了一段時間。他參與了央視紀錄片的拍攝，在西藏待了一年，進入羌塘拍攝金絲野牦牛。野牦牛在荒無人煙的高原奔騰，他也在自己的人生平原里探索出路。現在，他讀大三，夢想是用美國的手法拍出中國的故事。

但他也很清楚，以他的學歷回國，沒有任何優勢。而他所就讀的美國學校，每年都會有很多制片廠來招畢業生，他至少不用太過于擔心就業。

海外環境和工作機會帶來了很大的吸引力。臨近畢業的衛文新也很喜歡她留學的溫哥華，在這里她不需要坐車去很遠的郊外，就可以見到各種自然景觀。她向往那種一家三口在公園散步、野炊的生活。

薪資高也是這座城市吸引衛文新的地方。溫哥華的最低時薪是65元人民幣。她曾在一家面包店兼職收銀，一天下來，“就可以買一雙球鞋了”。溫哥華的公司對學歷限制也并不嚴格，本科畢業也能找到很好的工作。

在英國格拉斯哥大學讀碩士的李一則決定不再返校，她將通過在家上網課的方式讀完研二。

格拉斯哥大學位于蘇格蘭，常年多暴風雨，“我所有帶去的傘都壞了”。秋冬的時候，當地天黑得很早，一個人從學校走回住處，她覺得特別孤單，經常想家。

2020年3月，學校停課，李一在公寓待了一個多月。由于洗手液緊缺、食物斷貨，她經常一天只吃一頓飯。她有自己的臥室，但廚房是公共空間。做飯時進進出出，需要反復消毒。最后她干脆只用電飯煲，只煮速食食品。

恐懼并非僅僅源于疾病本身。剛來英國的時候，李一曾從學校樓梯上摔下來，崴了腳。她擔心會有骨折的可能，但不夠流暢的口語以及未知的看病手續卻讓她更為憂慮。糾結再三，她還是放棄去醫院，托了一個朋友微信會診，所幸并無大礙。類似的處境她不想再經歷第二次。

李一已經對體驗當地文化不再有執念，回國反而是更舒適的狀態：不再焦慮，陪在家人身邊，待在熟悉的語言環境，節省將近10萬元的房租。

紋在身上的機票

但留下或者回國，都面臨著巨大的風險和壓力。國內的疫情好轉，海外疫情惡化。國內網民開始對這些想要回國的留學生冷嘲熱諷，輿論壓力驟升。

變幻莫測的政治局勢也讓人焦慮。7月6日，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發布新規，“驅趕”秋季只上網課的留學生。9月9日，美國政府公告已注銷千名中國留學生的簽證。一個個出臺的政策就像是一聲聲驚雷，打在這些孤立無援的留學生身上，“教育無國界的理想被打破，就會覺得過去在美國度過的時間好像是一個謊言。”

圖/視覺中國

就讀于舊金山藝術大學的清子，原計劃是畢業工作兩年后再回國。但自從2020年3月9日舊金山封城，學校將課程改為線上網課。母親會每天給她打電話，檢查她是否待在宿舍。有次她出門去韓國超市買東西，突然接到母親的微信視頻。接通以后，母親看她在外面，對她破口大罵。

來自大洋彼岸的牽掛，最終讓她決定提前回來，她買了2020年5月份的機票，踏上回國之路。對于即將畢業的她而言，代價也是沉重的：失去申請美國工作簽證的機會。

湖北女孩衛文新有著同樣的困擾。去年3月份起，她就開始在溫哥華居家隔離。經歷過湖北疫情的母親，對于她的安全狀況非常擔心，無論她怎么報平安，母親還是焦慮，視頻通話的時候常常擦眼淚，“萬一在那邊感染了一個人怎么辦？”

衛文新記起三年前的夏天，母親和繼父去溫哥華看她，她帶著他們去好玩的地方，吃很多奇怪的食物。離別的那天早上，天氣特別好，出了機場就看得到藍天白云。她卻一直在哭，哭了一路。“回到家，一下午都躺在床上，像個死尸一樣，就是被打回了原形的感覺。”

她一下子理解了母親。剛出國的時候，母親送走她后，整個人都呆滯了，看到空著的臥室就會想起她。“生活上什么都沒有變，但是就變成一個人了。”盡管明白分別是成長的必修課，她還是花了一周才整理好情緒。

但隨著航班急劇縮減甚至中斷，回國本身成了異常艱難的旅途。

機票相較于往常漲了5倍，并且一票難求。衛文新不想花這筆錢。父母離異以后，母親帶著她重組家庭，繼父和母親經常因為誰給自己的孩子花了更多錢而產生摩擦。衛文新不想讓母親為難。但母親幾經周折，偷偷給她買好了2020年7月份的機票，“她就說沒事，讓我不用擔心，說她有錢了，可以給我買。”

那時國內已經恢復了正常秩序，“我知道很多人想回去都沒有回去成，當時就非常感動。”衛文新說。

李一前后搶了十次機票，最后買到了4月24日從倫敦起飛的航班。出發的那一天，她穿上雨衣，戴上口罩，不吃不喝飛了十個小時。

去年12月份，衛文新將回國機票紋在了自己的手臂上。她把機票上一些無關緊要的數字，改成家人的生日，對她來說，那張花2.7萬元搶到的機票，代表著“一條艱難的回家路和永遠為她打開的家門。”

困在網上

回國或者留在海外的留學生們發現，麻煩才剛剛開始。他們的課程幾乎都轉到了線上，尤其是對于在國內的留學生，上網課成了一個非常雞肋的選擇。

成星玥是美國羅切斯特大學的大一新生。由于預約不到簽證，她只能在國內上網課，學校減免了住宿費和伙食費，但每學期還是要支付約18萬元的學費。

時差是最先出現的問題。去年8月份，學校開學。凌晨一點，父母準備睡覺，她才在書房上完第一節課。等到她家的狗已經呼呼大睡，她還在撐著疲憊的眼皮聽課。環境漸漸安靜下來，電腦外放音量數值從80降低到50，“孤獨，就好像整個世界只有我一個人在上課。”

清晨五點，窗外萬物蘇醒，她鉆進被窩。

學習的體驗感也大打折扣。比如晚上做功課時遇到一些難題，發郵件給教授咨詢，要等到第二天早上才能得到回復。郵箱里塞滿了學校發來的郵件，通知社團招生或者學生會主席競選。其中有一封是宿管發來的，邀請學生周末去摘果子。“如果我在學校的話應該會參加，但我不在那，我就沒怎么關心，看完就刪掉了。”

憧憬中的大學生活，她會交到很多朋友，但實際上她新認識的人十個都不到。“上網課我覺得基本上沒有歸屬感，就像是在交培訓機構的錢。”

為了體驗校園生活，成星玥參與了羅切斯特大學的“中國本地學習”項目，這個項目通過與中國大學合作，保障留學生學業順利進行。成星玥被分配到山東大學，每學期另繳納5200元學費。

圖/視覺中國

在山大，她能享受圖書館、食堂還有雙人間宿舍。一開始，她還是堅持在夜里上網課。往往一覺醒來，食堂已經關門了。到10月份，她實在受不了這種黑白顛倒的生活狀態，“對身體傷害太大”，她開始看錄播，盡量每天十點之前起床。

但線下上課的效果也并未達到成星玥的預期。她在山大選了一門日語課，其他同學都來自一個學院，彼此認識。成星玥明顯感覺自己是個外來者，無法融入，“好像既不屬于山大，又不屬于美國學校，我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成星玥是在高二的時候決定出國讀大學。她是江蘇人，高考的壓力很大，她估計以自己的分數考去上海的理想大學很難，就轉去了國際班，全心全意為出國做準備。高二寒假，她要同時備考托福和ACT，還要準備競賽。壓力最大的時候，她會因為填表這樣的小事跟父母吵架，第二天父母帶她去精神病院，檢查出了輕度躁郁癥。

但計劃好的一切努力都被計劃外的疫情擊碎。

成星玥對未來的期待在一點點降低，不得不接受花錢上網課的現實，她沒有參加國內高考，也不可能再被國內的大學錄取。如今，她只希望大學四年能去美國讀一兩個學期，“我也沒有改變疫情的能力。”

蕭條的留學行業

海外疫情的蔓延，讓赴海外留學的學生驟減，也直接讓整個留學行業步入寒冬。

孫洪海是慢慢意識到問題嚴重性的。他是留學機構青島索引翱申教育公司的運營主管，從業13年。

圖/視覺中國

去年早些時候，同事們還在談論去哪過年，在哪開年會以及做2020年發展計劃。氣氛熱鬧，大家對新的一年信心滿滿。一個月后，他搭乘人數寥寥的地鐵回到位于北京中關村的公司。

辦公室里空無一人，他看到架子上的綠蘿因為長時間無人澆水，幾近枯萎。那是他第一次具體地感受到疫情的破壞力。

熬到了3月份，各種跟留學相關的語言考試取消了。他還抱有期待，“怎么著4月就該好了，你不能不讓人過日子吧。”但事情的走向并未如他所愿。他形容那種綿延的無力感，“你覺得每個月都好長，你覺得總該結束了吧，它卻似乎沒有終點。”

2019年是索引留學的黃金年份。即使在淡季，他每天也能在系統后臺看到三四十的簽約量，如今這個數字變成了個位數。索引留學的營收額下降了20%左右，但退費總金額卻同比增長了8倍。

“目前主旋律確實是全球抗疫，中國又表現得最好。加上機票問題，簽證問題，還有入境隔離的問題，仍然堅定去國外深造并順利出國的人其實連10%都沒有。”孫洪海說。

孫洪海今年34歲，大學畢業后，他就加入了現在的公司。他對公司的歸屬感很強，低迷的行業前景之下，許多同行利用積累下來的人脈，轉去做保險。但孫洪海沒有想過離開，對他來說，這不只是工作，更是他的事業。

他喜歡通過他接觸的學生，去看見個體命運的流轉，接觸更大的世界。比如一個三本學生，在英國讀完一年碩士，通過努力，畢業后在世界四大會計事務所工作；還有一位澳洲留學生，畢業后移民地廣人稀的澳洲，結婚生子，每天工作8小時，選擇了和他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

他也憂慮自己的命運。“對男人來說，35到40歲是事業發展的黃金時期。如果疫情再持續幾年，我可能這一輩子就真的算是浪費掉了。”他預計，要再花兩三年的時間，公司的留學業務才能回到2019年的水平。

他所在的公司只是整個留學行業慘淡的縮影。根據艾媒咨詢的數據，2019年中國出國留學人數已突破70萬。受疫情影響，有接近90%的留學生認為國內更安全，但僅有20.7%的人選擇取消留學計劃，更多是選擇推遲留學計劃或者改變留學國家。

美國商務部公布的數據也印證了這一消息。2020年前9個月，持F-1留學生簽證到訪美國的外國人數量比前一年同期驟降61%，其中中國留學生的到訪數量下降了近70%，簽證發放數量驟減了99%。

孫洪海做好了最壞的打算，但仍然對留學行業充滿信心。“無論什么時候，人本身就存在往高處走的欲望。”教育資源差異的客觀存在，使很多家長愿意送孩子出國。另一方面，全球化的世界也需要國際化人才。

衛文新從溫哥華回國后，經歷了一場手術，父母的婚姻也面臨危機，而以前的鄰居被拉走隔離后就再沒有回來。這一切把她打回了原點，很多努力和記憶被強制清零，但也是疫情讓她收獲了重新出發的勇氣。

她計劃過完春節返回溫哥華。這是一個非常現實的考量：臨近畢業，有國外工作的經歷利于提高她的就業競爭力，而工作也可以讓她去思考是否繼續讀研深造。

（應采訪對象要求，文中李一、衛文新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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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留學漂流記，15000人的艱難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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