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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蘭在法蘭克福的Dorothea Loehr畫廊閱讀

2020年是詩人保羅·策蘭（1920-1970）的百年誕辰，法國著名日耳曼學學者Claude David稱之為“用德語寫作的偉大法國詩人”。世界各地的策蘭研究者和讀者以各種方式紀這位二戰后最重要的詩人之一。在德語世界，對策蘭的紀念除了繼續收集、整理策蘭生前各類作品，豐富并完善策蘭“檔案館”，推出新的策蘭研究專著，也包括對策蘭研究的反思。

2020年11月初，德國官方舉辦致敬保羅策蘭的活動，德國總統Frank-WalterSteinmeier在開幕演講上說，策蘭的重要性不僅是在文學層面，也在德國人理解自身文化的層面：“他的聲音和他的沉默提醒我們，語言是活著的生命，不是沒有靈魂的話語流。”他提醒德國人，要結合策蘭的詩歌和他詩歌中的立場去理解德國文化。奧斯納布呂克大學文學院教授克里斯托夫·柯尼格認為，策蘭的立場一直是明確的——“閱讀策蘭的起點是大屠殺，這必須作為根本前提”。

在策蘭去世五十年后的今天，策蘭仍然要求被理解，Frank-Walter Steinmeier說：“實際上，我們越理解他對我們的描述，他就變得越重要。”的確，保羅·策蘭不是一個可以輕松“進入”的作者，但是，閱讀策蘭是重要的。這篇報道重點探究以下問題：為什么策蘭的作品這么“難”讀？到今天，“策蘭”和他的作品已經被固定在某些標簽上，我們如何避免被標簽綁架，以更忠于作者、忠于作品的方式去閱讀策蘭？

請閱讀，請一直讀下去

——致敬保羅·策蘭百年誕辰

文 | 張夢卿

法國駐德國大使館和阿羅爾森檔案館合作的紀念納粹時期受害者的媒體裝置"每個名字都該被記住”（#everynamecounts），柏林，2021年

?Arolsen Archives

采訪手記

2021年1月21日晚上，柏林的“心臟”位置勃蘭登堡旁，法國大使館建筑外墻變成了一張畫布，一面流動的紀念碑，很多不為人知的名字和他們的肖像漸次出現在“畫布”上，和納粹大屠殺的一些歷史背景也在受害者名字滾動的過程被提起，這是阿羅爾森檔案館和法國大使館合作的媒體裝置《每個名字都值得被記住》（Everyname counts)，旨在紀念被納粹殺害的猶太人。

作品開頭似乎在模擬課堂：上課鈴聲響，孩子們坐定，流動畫布化身的“黑板”上，出現一個名字和對應注釋“JSCHU”, 一個孩子問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老師答：“J是‘Jewish’(猶太人)的縮寫；Schu是‘Schutzhaft’，保護性監禁。”另一個孩子有些難以相信，問：納粹當時就是用“保護性監禁”作為理由，對當時的猶太人進行殺害嗎？老師說，“是的。”

看著這些滾動的名字，聽著他們被納粹貼上的標簽，“抵抗者”、“牧師”、“同性戀”、“反社會”，有些受害者的文檔里僅僅備注了國籍，“波蘭人”、“俄羅斯人”。我想起這幾個月在寫的保羅·策蘭系列報道。昨晚，和朋友一起去看《每個名字都值得被記住》，我說，這件裝置作品雖然用了比較新的媒介，但整體感覺“樸素”而具體，用藝術的方式，結合聲音影像與史實資料，去切入歷史。策蘭的詩歌，也有相似的特質：帶著他長期打磨“修訂”而成的“策蘭辭典”，一次次回到猶太大屠殺歷史現場，以一首首具體而厚重的詩，寫下他對這場大災難的注解。

2021年1月22日，勃蘭登堡門外紀念大屠殺的作品（張夢卿攝）

“您第一次接觸策蘭的詩集是什么時候？”我問我的受訪者們。

生于東柏林的七零后藝術家Alexander Polzin是十五六歲的時候，在東柏林一家老書店發現一本小小的策蘭詩集，從小喜歡讀詩的他幾乎沒有遇到任何障礙，很快進入了策蘭的詩歌，通過策蘭的詩，他和德國的納粹歷史產生更具體的聯系。之后，他走上了藝術創作的路，每天早上，走進工作室，他都問自己：“我如何在我的作品里回應德國納粹歷史，回應這場人類歷史上的大災難？”對Polzin來說，策蘭的詩歌是他創作與生活的“背景音”。

學哲學出身的Christoph K?nig教授在奧地利出生長大，和策蘭的“相遇”相對不那么私人。八十年代初，進入德國馬爾堡的德語文學檔案館（Literaturmuseum der Moderne)工作，他開始大量接觸策蘭的手稿、信件和各種文件。同時，他也開始和主攻古典哲學的法國學者Jean Bollack共事，Bollack主要從哲學角度切入策蘭詩歌，“哲學地”意味著“讀者作為評論者”（Leser als Kommentor)的視角，讀者/研究者自身的哲學背景對ta解讀的方式起著決定性作用。

后來，K?nig慢慢意識到這種閱讀方式的“危險”：文學/詩歌的文本幾乎淪為“素材”和“刺激物”，用于佐證哲學理論。他對策蘭及其他幾位德國詩人（里爾克，霍夫曼史塔爾）的研究，逐漸轉向語言學的視角，“語言學地”即讀者清楚自己的“讀者”身份，要求讀者把具體文本放在“中心”，細讀文本，“堅守”文本而不是“離題萬里”地自由解讀。

我的德國受訪們也很好奇，“在中國，有哪些人對策蘭的詩歌感興趣呢？”很多研究策蘭的學者坦言，哪怕德語母語的讀者，閱讀策蘭詩歌仍是充滿障礙和挑戰的。而德語世界之外的策蘭讀者，是怎樣理解（或誤解）策蘭詩歌的呢？

帶著這個問題，我和詩人、策蘭的中文譯者王家新聊起策蘭的中國讀者。從2002年起，他翻譯的策蘭詩集出版，詩歌愛好者群體里出現“策蘭熱”。到今天，摘自策蘭的“金句”已經隨處可見。他說，很多讀者喜歡讀他翻譯的策蘭，滿足于“引用”某些美麗的句子，忽略了詩歌本身更豐富更厚重的東西，這種閱讀，距離策蘭詩歌的內核很遠。最近，王家新的新書《灰燼的光輝：保羅·策蘭詩選》出版，也許會引發新一輪策蘭熱。

通過與幾位受訪者的對話，了解他們的“策蘭閱讀史”，我慢慢對這位詩人有了更立體的認識，也更深切體會到“細讀文本”的重要性。聽K?nig教授講完他教授“策蘭”的方式后，我想到中國古代讀書人的閱讀法，“句讀”：古書上沒有標點符號，因此，“句讀”——邊讀邊畫“句號逗號”，是讀書人的必備基本功之一，這要求讀者高度投入文本，同時兼任“讀者”和“編輯/校對”的角色，在理解作者思路的基礎上，找出隱在文字里的標點。

今天，我們仍然需要用“句讀”的態度和投入讀詩；同時，需要警惕任何“捷徑”（如二手資料的粗淺/片面注解），也抵擋“優美句子”的誘惑，不要滿足于停在表層，盡可能更深入詩歌內部。

寫這篇報道的過程，我也在想，在策蘭百年誕辰的節點，我能夠為這位大詩人做點什么？寫完后，我有了回答——努力成為你所喜歡作者/作品的理想讀者。這篇（消耗我很多腦細胞）報道，也是我更接近策蘭詩歌的一次努力。我有許多收獲，希望它對你有所啟發。

在2014年出版的關于里爾克《致奧爾甫斯的十四行詩》(Sonette an Orpheus)專著導論部分，K?nig寫道：

“偉大的詩歌就像一個個主體，它們堅決且獨立，它們強調，要根據它們的個體性來閱讀。”

（Gro?e Gedichte sind wie Subjekte, ebenso entschieden wie selbst?ndig, und sie erheben den Anspruch, gem?? ihrer Eigenart gelesen zu werden. ）

我想，這句話也可以用作閱讀策蘭詩歌的導論：偉大的詩歌是“獨立的生命”，請丟掉各種“拐杖”，尊重它的獨特性，從它自身出發。

張夢卿

2021年1月17日

于柏林

1920年，保羅·策蘭生于羅馬尼亞切爾諾夫策的一個猶太家庭。母親弗莉茨(Fritzi)熱愛德語文學，帶領幼年的他進入德語文學的世界，并堅持以德語作為家庭的“官方語言”。二戰期間，策蘭的父母被捕，在納粹集中營相繼被殺害，策蘭被關在遠離家鄉的強制勞動營，做了十八個月的苦工。1945年，澤諾維茨被蘇聯占領，策蘭選擇離開家鄉。

保羅·策蘭父母在澤諾維茨（Czernowitzer）的兩處故居?czernowitz2016.blogspot.com

此后三年間，從家鄉到布加勒斯特，再到維也納，輾轉多處，最后，1948年，策蘭抵達他的流亡目的地巴黎。二十多年間，保羅·策蘭在巴黎高等師范學院(L’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教授德語和德國文學，多語種的他也從事翻譯工作。在巴黎，他繼續用德語寫詩，用德語講述猶太人歷史遭遇。

1952年，他的第一本詩集《罌粟與記憶》(Mohn und Ged?chtnis)在德國正式出版，并引起廣泛關注。寫于1945年左右的《死亡賦格》(Todesfuge)也收錄其中，這是策蘭最著名的一首詩，也是二十世紀傳播最廣被翻譯成最多語言的詩歌之一，Wolfgang Emmerich稱其“世紀之詩”(Jahrhundertgedicht)。此后，策蘭多部詩集出版，并被翻譯成多種語言，他成為二戰后最重要的詩人之一，法國日耳曼學學者Claude David稱之為“用德語寫作的偉大法國詩人”。1970年四月，策蘭在巴黎塞納河投河自殺。

2020年年初，世界上最大的聚焦納粹迫害檔案的機構阿羅爾森檔案館(Arolsen Archive)在官網發布聲明，首次公開了2600萬份納粹時期受迫害者與幸存者的資料，其中一份署名為“保羅·安切爾(Paul Antschel)”。“保羅·安切爾”是詩人保羅·策蘭的本名。

關于保羅·策蘭新公開的檔案 ?Arolsen Archives

1948年6月末，逃亡中的保羅·安切爾填寫了一份聯合國難民署表格。在申請難民理由一欄，他寫道：“因為我無法接受那里的政權”。二戰結束后，他的家鄉切爾諾夫策被蘇聯占領，大部分羅馬尼亞幸存的猶太人搬去以色列，而策蘭的目的地是法國，移民的理由是“因為我害怕遭受迫害”。

2020年是保羅·策蘭的百年誕辰，世界各地的策蘭研究者和他的讀者以各種方式紀念他。而在德語世界，對策蘭的紀念除了繼續收集、整理策蘭生前各類作品，豐富并完善策蘭“檔案館”，推出新的策蘭研究專著，也包括對策蘭研究的反思。到今天，“策蘭”和他的作品已經被固定在某些標簽上，我們如何避免被標簽綁架，以更忠于作者、忠于作品的方式去閱讀策蘭？

“必須用德語寫詩，這是我的宿命”

1958年年初，在德國不萊梅文學獎現場，詩人保羅·策蘭發表獲獎致辭，開頭部分，他試著給德國讀者描繪故鄉地形圖：“我所來自的那片風景，你們多數人也許很陌生...在那兒，住著人和書”。[1]“那兒”指的是上奧匈帝國時期羅馬尼亞的澤諾維茨，一座曾被稱為“小維也納”的多元文化大都會。策蘭發表演講時，這座曾經的文化中心已經不存在。策蘭在這里度過了生命前25年大部分時光。

1941年7月，羅馬尼亞被本國納粹政權占領，切爾諾夫策的五萬名猶太人被安置在城中低地區域新建的貧民窟。1941年底到1942年春天，這些猶太人被轉移到德國納粹統治下的德涅斯特里亞省(Transnistria Governorate)，絕大部分猶太人在此遇難，包括策蘭的父母。1942年到1944年，猶太青年策蘭被關在羅馬尼亞東南部靠近布佐(Buz?u)的塔巴雷斯勞動營(T?b?r??ti)。離開之后，被問起他在勞動營做了什么，策蘭通常用一個詞回答，“挖掘”(Schaufeln)。

布加勒斯特前國家猶太劇院經理Franz Auerbach當時和策蘭被關在同一個勞動營。他記得，那時候策蘭非常安靜，從未和身邊的人談論父母的死訊；策蘭把自己投入莎士比亞的作品，開始翻譯莎翁的十四行詩，并抓住一切機會給當時女友Ruth Kraft寫信。每周日，囚犯們允許寫詩給親友報平安，他會利用這個機會給女友寫信，并附上他悄悄創作的一些詩。

1942年7月23日，給Ruth的信里，策蘭寫道：“就像我曾和你說過，我必須承認，因為我是結合當時感受寫下那些詩，它們還留在那個特定時地，而我仍在繼續往前，走了很遠。……” [2]

策蘭早期詩歌手稿，1947年?https://online-exhibitions.at/paul-celan-100-3/

從十六、七歲寫下第一首詩，二十二到二十四歲在繁重體力勞動外繼續悄悄寫詩，到1946年十一月，二十六歲的策蘭在給Max Rychner的信里寫道：

“必須用德語寫詩，這是我的宿命。”

(Aber mein Schicksal ist dieses: Deutsche Gedichte schreiben zu müssen.）

他知道，作為一名猶太人，用德語寫詩是艱難的。他的詩集出版后很可能傳到德國，而握著他詩集的那雙手，可能就是當時在集中營殺害他母親的同一雙手，“甚至可能發生更可怖的事”。

在德語里，“Schicksal”的含義很復雜，策蘭所說的“宿命”，并非中文里“聽天由命”的被外力決定的、個體無法抵抗的“命運”；他的“宿命”，是一種內在的困境和基于道德的主動選擇——作為大屠殺的幸存者，他必須攜帶這段歷史活下去，并用德語寫詩。

保羅·策蘭百年誕辰的紀念活動

2020年，德語世界的一些文化機構舉辦了各種詩人保羅·策蘭百年誕辰的紀念活動。因為新冠疫情，很多活動都被迫延期或取消。柏林自由大學以策蘭研究為主題，原計劃邀請全球各地研究策蘭的學者，分享各自所處語境中的策蘭，組成核心公開課“在世界文學語境下的保羅策蘭(Paul Celan im weltliterarischen Kontext)”。

Suhrkamp Insel出版社建筑內部 ? Andreas Rost/Suhrkamp Verlag

和Suhrkamp出版社合作的這一課程因疫情取消。Suhrkamp出版社策劃的一系列紀念策蘭的讀書會、研討會活動也被迫取消。出版社因此策劃了新的策蘭專題，開展線上的“策蘭百歲誕辰(Celan 100 Geburtstag)”活動：出版社將過去五十多年來出版的策蘭有關書籍整理分類，包括策蘭詩集、通信集和各類策蘭研究專著，為感興趣的讀者及研究者提供了一份詳盡的“策蘭數據庫”。線上版“策蘭專題”收到很多關注和反饋。

Suhrkamp旗下的Suhrkamp Insel出版社是德國最早開始出版策蘭作品的出版社，也是今天德語世界策蘭作品最重要的整理和“傳播”機構之一。從1967年的詩集《換氣》(Atemwende)到今天，Suhrkamp/Insel累計出版了三套策蘭叢書（大波恩版本Bonner Ausgabe, 圖賓根版本Tübinger Ausgabe，七卷本策蘭全集Gesammelte Werke in sieben B?nden）和數十本策蘭研究和策蘭翻譯作品。2019年，策蘭專家Barbara Wiedemann與Betrand Badiou完成策蘭所有信件的編年和批注工作，第一本厚達1286頁的策蘭通信全集《一些非常私人的東西》(etwas ganz und gar Pers?nliches? - Briefe 1934-1970)也由Suhrkamp Insel獨家出版，其中包括一些策蘭從未公開的早期信件。

Suhrkamp Insel出版社建筑內部 ? Andreas Rost/Suhrkamp Verlag

“現代詩人中，沒有一個人的作品像策蘭的作品這樣全面和完善。”Suhrkamp Insel主編Thomas Sparr說，通過新出版的通信集，“我們幾乎可以清楚標記策蘭生命晚年每一天所在地點。”身為獨立學者的Sparr，也在2020年推出新書《死亡賦格·一首詩的傳記》(Todesfuge - Biographie eines Gedichts)，他以策蘭的成名詩作為入口，描述了《死亡賦格》在世界不同地區的傳播歷程，被“閱讀”的各種方式和廣泛影響。

Thomas Sparr和他的新書?Thomas Sparr

在被疫情改變的特殊時期，許多機構將線下活動從改成線上進行，很多策蘭研究者以視頻會議的形式，在虛擬空間里相聚，閱讀討論策蘭。柏林文學館(Literaturhaus Berlin）邀請學者Hans-Peter Kunisch和Thomas Sparr，以視頻直播方式和讀者們共度“策蘭之夜”(Ein Abend zu Paul Celan）。德國馬爾堡(Marbach)的德語文學檔案館(Literaturmuseum der Moderne），在2020年推出線上展覽《荷爾德林，策蘭和詩的語言》(H?lderlin, Celan und die Sprachen der Poesie)。

展覽聚焦于策蘭作為“荷爾德林重要讀者”的角色，探討策蘭如何閱讀荷爾德林，如何受到這位十九世紀初德國浪漫派詩人的影響。過去三十多年間，德語文學檔案館(Literaturmuseum der Moderne)一點點建起一座“策蘭圖書館”，收集了大量重要的策蘭手稿，包括策蘭的筆記、手稿，與友人們和與妻子的通信等等。

“保羅策蘭100年 一些關鍵詞”展覽海報 ?Nationalmuseum der rum?nischen Literatur, https://online-exhibitions.at/paul-celan-100-1/

對比其他聚焦于作品活動，位于布加勒斯特的羅馬尼亞文學國家博物館(Nationalmuseum der rum?nischen Literatur)的線上展覽《保羅策蘭100年 一些關鍵詞》(Paul Celan 100 “Under the Words”)把重點放在講策蘭的生平故事。這場展覽收錄許多珍貴的老照片，出自文學博物館館藏、Petre-Solomon私人檔案館的文字與照片檔案、1981年布加勒斯特歌德學院策蘭研討會和2010年該博物館的保羅·策蘭展覽的資料是展覽的主要素材。

過去十年間新的策蘭出版物也被作為參考資料，展覽分成12章，以數十張照片呈現出策蘭生命中一些重要節點，新出版的策蘭通信全集里提到的一些地點與人，被這些歷史照片串起來。

“我們站在窗邊，他們在街上看著我們: …時間到了，時間到了。是時候了。”

捷克布拉格歌德學院圖書館館長Jana Du?ek Pra?áková在《保羅策蘭2020：五十加五十等于一百年》里，引用策蘭早期的這首詩《Corona》。

在被疫情改變的2020年，重讀和“Corona”病毒撞名的這首詩，很多讀者產生奇怪感受，好像策蘭的詩變成了“新聞”的一部分。但是，如果保羅策蘭生活在今天，他絕對不會“蹭熱點”式地選擇“Corona”作為詩歌標題，Pra?áková提醒讀者，“在象征主義、表現主義和超現實主義的滋養下，他的詩歌，不是用’直接’兩個字就可以說清楚的。”

1952年，這首詩第一次出現在策蘭的詩集《罌粟與記憶》中；Pra?áková建議讀者從這本詩集入手，在閱讀中尋找策蘭的詩歌世界的入口。

“策蘭熱”和既有策蘭研究反思

今天，保羅·策蘭的名字大部分人都不陌生，一些文學詩歌愛好者們也能隨手拈來一兩句策蘭的“金句”。策蘭生前好友、作家Petre Solomon把策蘭比作里爾克的“玫瑰”，“他不屬于任何人，也就是說，他屬于每個人，屬于全部后代，后世的人有理由盡可能去了解他的作品和生命經歷。”

在《保羅策蘭：羅馬尼亞維度》(Paul Celan: The Romanian Dimension）一書中，Solomon記錄了策蘭離開故鄉后在布加勒斯特的俄語文學出版社(Cartea Rusa）從事翻譯出版工作的那兩年，結合時代背景、個人經歷和他與策蘭的諸多互動，他盡力跳出既有的主流的策蘭研究框架，提供另一個版本的策蘭畫像：被公認為“黑暗的大師”(Meister der Dunkel）的保羅·策蘭，在二十多歲時，也曾是一名“聰明機智，性格開朗的年輕人”和“夜貓子”(Nachtmensch)，喜歡深夜寫詩，詩里經常出現“深夜”一詞，半夜和女友在街頭壓馬路，或是和好友喝酒聊天，“雖然他酒量很一般，一點酒精就能讓他進入微醺”。

保羅策蘭，Petre Solomon和好友們的一次出游，1947年四月 (Pietro?i?a, Ialomicioara-H?hle, Moroieni） ? https://online-exhibitions.at/paul-celan-100-5/

1979年11月22日，Petre Solomon參加了巴黎蓬皮杜中心的一個策蘭59歲誕辰紀念活動，他對這場活動充滿期待，這座“收養策蘭的城市”，在他辭世九年后，終于開始重視這位詩人。

認真聽完現場Jean-Pascal LEger、Martine Broda等幾名學者的發言，Solomon感覺自己是參加了一場“當時巴黎知識界非常流行的那種展演性的學術儀式”，他無法從發言者們的精彩的演講里找到任何策蘭的影子，很多學者斷章取義引用策蘭的話來批評他的作品。

Solomon說，任何一位偉大詩人都面臨這種危險：他的作品被批評者們削減到純粹的字面意思，無論學術上還是其他層面；這是偉大作品的共同命運——成為各種討論的主題，成為文學罐頭制造商在傳送帶上生產的無菌食品。羅蘭·巴特曾經說到，“詞語的饑渴，充斥在整個現代詩領域”，這種饑渴，讓詩的語言變得“糟糕且非人性。”

聽完蓬皮杜那場以“保羅·策蘭”名義進行的討論，Petre Solomon的感受是，“不是詩人在用’糟糕且非人性’語言寫作，而是他的批判者們。”當然，這種近幾十年盛行的，由各種理論方向為支撐的“新批評”并非毫無價值，但當它們自詡“最好的、唯一的解讀方式”時，它可能破壞文學原作本身的活力和生命力，用各種“理論”，把文學作品轉化成了死板的、可互換的對象。Solomon提出，“當我們說到詩人保羅·策蘭的重要性，我們應該考慮到他的奇異之處、他的獨特性。”(his singularity, his uniqueness）

《保羅策蘭：羅馬尼亞維度》英文版封面

南非裔澳大利亞作家J.M.Coetzee在《保羅策蘭：羅馬尼亞維度》2019年出版的英文譯本序言部分，總結了今天的“策蘭熱”：“當策蘭還在世的時候，以他為基礎的學術交易已經發展起來，德國是早期策蘭研究的主要陣地。如今，這項交易已經發展成一項“產業”。正如卡夫卡被視為“德國散文”的代言，策蘭也成為德國詩歌的主角。Coetzee認為，表面上策蘭研究已經很發達，實際上這一“策蘭熱”背后仍有很多問題。

四十年前，Solomon參加討論會時聽到的是和策蘭作品關聯很小的“策蘭”主題演講；今天，對策蘭的討論和解讀仍然是很局限的。

在法國，策蘭被視為“海德格爾式詩人”，他的詩歌生涯導致他的自殺，也象征著我們這個時代“藝術的終結”，這種終結與海德格爾診斷的“哲學的終結”是平行的。在法國受到關注后，保羅·策蘭的作品才真正滲透到了英語世界，英語世界對保羅·策蘭的閱讀也多是“海德格爾式的”，策蘭對他為何寫作的解釋是“可以這么說，為了定位我自己，為了確定我從哪里來要到哪里去，為了給我自己草擬一份現實。”詩人似乎已經認識到某種超越歷史的“存在”的真理，單從字面看，這一表達完全可以和海德格爾的哲學產生共鳴。

法國哲學家、文學批評家Philippe Lacoue-Labarthe認為，策蘭的詩歌完全是與海德哲爾思想的一場對話，這成為“統治”策蘭研究的首要途徑，這一途徑導致絕大部分受過教育的普通讀者對策蘭敬而遠之。然而，當這種單一的解讀不斷被放大和重復，它慢慢演變成了某種“霸權”。

當前學術界的“策蘭熱”，并未讓普通讀者更靠近策蘭的作品。“作為二十世紀中葉頂尖的歐洲詩人，策蘭沒有也不打算超越他所處的時代”，J.M.Coetzee寫道，“他更像一臺避雷針，收集同時代釋放的最可怕電流。”目前，很少有策蘭研究者拋開各種理論工具，不帶成見或預設地去深入“避雷針”內部。

除了大量的“海德格爾式”的策蘭解讀，也有一大批圍繞策蘭生平做文章的“傳記主義者”(Biographisim)，是當前策蘭研究的另一主導途徑。作為一個“活在書信里”的人，策蘭給友人和戀人們的信里詳細記錄了他諸多生活細節和關于作品的思考，被公開出版都成了傳記主義者們最愛的素材庫。在策蘭百年誕辰之際，又有一些新的策蘭傳記出版。

《保羅·策蘭：詩人，幸存者，猶太人》封面

美國學者John Felstiner在1995年首次出版了策蘭傳記《保羅·策蘭：詩人，幸存者，猶太人》(Paul Celan: Poet, Survivor, Jew)，策蘭在根本上是“猶太的詩人”，Felstiner認為，策蘭的最高成就在于把猶太人過去的記憶拉回德國文化和德語中。

Christina Langner在書評《少見新意：John Felstiner對策蘭研究的貢獻》(Wenig Neues John Felstiners Beitrag zur Celan-Forschung)中指出：

“Felstiner只提及皮毛，在本應該更深入的點，他戛然而止。作者引用了策蘭詩歌發展的不同階段，并引用不同詩人的名言來強調他，但他沒有得出任何進一步的結論。詩歌選取上也顯得很隨意，并未顯示出作者的特定意圖。”

在這本傳記中，策蘭的詩歌似乎是令人望而生畏的一座座高山，而Felstiner的“解讀”不過是將詩歌“翻譯”成散文的簡單轉述。Felstiner本人也意識到“策蘭的作品讓讀者困惑”，而他的研究成果似乎沒有任何解惑的意向或效果。

奧斯納布呂克大學文學院教授Christoph K?nig反對“傳記主義者”的途徑，他認為市面上大量為策蘭作傳的書都不值得推薦，因為“傳記主義者”在理解策蘭的作品上是失敗的，他們的思路是，“策蘭的詩太難懂了，我們還是從他的人生經歷入手吧。” 甚至策蘭的朋友Peter Szondi，作為策蘭詩歌最好的批評家之一，在某些時刻，他也沒能抵擋用策蘭生平經歷來解讀他某些晦澀詩歌的誘惑。

2020年11月初，德國官方致敬保羅策蘭的文化之夜活動現場，德國總統Frank-Walter Steinmeier在開幕演講上說：“現在有一個現象，人們很少談論策蘭，更少為策蘭說話。今天，我希望致敬這位詩人，在一個感受匱乏的年代，他教我們去感受。”

Steinmeier指出，策蘭的重要性不僅是在文學層面，也在德國人理解自身文化的層面：“他的聲音和他的沉默提醒我們，語言是活著的生命，不是沒有靈魂的話語流。”

他提醒德國人，要結合策蘭的詩歌和他詩歌中的立場去理解德國文化。K?nig認為，策蘭詩歌中的根本立場是：第一，記住納粹的歷史，第二，帶有批判性地去記住二戰后關于這段歷史的沉默，因此，“閱讀策蘭的起點是大屠殺，這必須作為根本前提”。

在策蘭去世五十年后的今天，策蘭仍然要求被理解，Frank-Walter Steinmeier說：“實際上，我們越理解他對我們的描述，他就變得越重要。”

的確，保羅·策蘭不是一個可以輕松“進入”的作者，不僅對其他語言的讀者，對于德語母語的人也如此。”為什么策蘭的作品這么“難”讀？在“策蘭熱”的大背景下，我們應該如何去學習、閱讀他的作品？

策蘭的德語，是一門全新的外語

德國學者阿多諾1949年在《文化批判與社會》(Kulturkritik und Gesellschaft）一文寫道：

“社會越是成為總體，心靈就越是物化，而心靈擺脫這種物化的努力就越是悖謬，有關厄運的極端意識也有蛻變為空談的危險。文化批判面臨文明與野蠻的辯證法的最后階段：奧斯維辛之后寫詩是野蠻的。”

阿多諾認為，奧斯維辛集中營代表了現代性危機下人類的大災難，納粹犯下的那些“無法用語言描述的罪行”，有可能用藝術的形式來描述和傳達嗎？阿多諾的回答是：不可能。

《棱鏡：文化批判與社會》文集封面 1963年版

“奧斯維辛之后寫詩是野蠻的”這一論斷影響了二戰后整個德國的知識界、文化與藝術領域。這一論斷是阿多諾文化批判(Kulturkritik)理論的一部分，他認為藝術無法消解在大屠殺中猶太人被種族滅絕的恐怖，在藝術“美”之中，納粹時代的野蠻有被遺忘的危險，那些罪行的性質也因此難以掌握。藝術是文化產業(Kulturindustrie)的組成部分，是被“商品化”(Verdinglichung)的自由，這一點幾乎適用于所有藝術。在納粹罪行的例子上，“商品化”進行得更容易。

阿多諾在“奧斯維辛之后寫詩是野蠻的”這句話之后給出解釋：

“這也是對這樣一種認識的侵蝕：為何今天寫詩是不可能的。絕對的物化曾經把思想進步作為它的一個要素，而現在卻準備把心靈完全吸收。只要批判精神停留在自己滿足的靜觀狀態，它就不能贏得這一挑戰。”

被很多人忽略的后面這段話，才是阿多諾的重點，克里斯托夫·柯尼格認為，“阿多諾希望用他的理論讓”商品化“不要走向極端，走向一種”野蠻的文明“(barbarische Zivilisation)，實際上，阿多諾也在反思他自身，并嘗試搭建第三種風格。

奧斯維辛之后，寫詩是可能的，甚至可以說，寫詩是必要的，這是保羅·策蘭的態度。主攻現當代德語文學的克里斯托夫·柯尼格教授(Christoph K?nig)從八十年代開始研究策蘭，他認為，策蘭一直強調，通過合適的表達方式去寫奧斯維辛的詩是可能的。從這一點看，策蘭和阿多諾并非對立的兩極，重點是把阿多諾的“風格”(Stil)和策蘭的“習語”(Idiomatik)同等看待。

策蘭認為，德語本身是這場大災難的根源，因此，策蘭堅持用殺死自己母親的“兇手的語言”來寫詩，他要“解剖”德語，并重新建造它，也就是說，這種語言不能忽視納粹時期的罪行。策蘭詩歌的獨特性和價值也正是在此——他用詩歌的形式，探究和描繪了奧斯維辛之后“寫詩的困難”具體在哪里，他的詩歌，是對大屠殺的解釋、批注與評論。

Christoph K?nig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一次演講現場，2017年 ?Christoph K?nig

在奧斯納布呂克大學任教十幾年，柯尼格開設過好幾門策蘭詩歌研討課。開課時，他會先提醒學生：“你們要明白一點，你們什么都不理解。”(Sie mussen verstehen, dass Sie nichts verstehen.)

他希望年輕的學生們做好基本的“心理準備”，不要寄望于從自己的生活經歷出發來理解策蘭，因為詩歌世界中的習語(Idomatik)，讓讀者可能在閱讀中改變其含義，并誤以為“讀懂了”，但是，只有通過長期的閱讀實踐，讀者才可能進入這個世界。

進入策蘭的詩歌，首要前提是“接受這種陌生感”。“難懂”是絕大部分人最初接觸策蘭的感受，但是，策蘭并非無法理解的。作為講策蘭詩歌的老師，柯尼格認為自己的角色是“帶領學生進入一個另外的世界”。

講策蘭作品時，柯尼格以一種“新的、習語的策蘭的德語”為基礎，這是一種在通用德語之內的詩的語言，是一種“真的語言”，它不應該去隱藏什么，相反，它應該是一種能夠代表自己的新語言。必須從詩歌作品出發，從閱讀出發，而不是從任何“外在的信息”入手，無論它是策蘭的生平傳記，還是各類哲學理論的教條。這是K?nigs提倡的閱讀策蘭作品的方式，他認為，策蘭詩歌的本色是“具體而直接的”(konkret und direkt)。

猶太文化一直有“禁止圖像崇拜”(Iconoclast)的傳統，神不允許被賦予具體形態，策蘭受到這一文化影響。德語是一種“隱喻的語言”，而策蘭反對各類“隱喻”和“比喻”，他用具體的詞句，來指向特定的含義。

在策蘭的詩歌里，“心”(Herz)經常指的是“記憶”或“對大屠殺的記憶”，“手”可以是“方向”、“寫作”或“寫作風格”，而“眼淚”(Tr?ne)則是“詩歌”。可以說，策蘭用詩歌編寫了一部“策蘭辭典”，很多詞語本來的含義被清除，通過策蘭的詩歌，它們被賦予新的含義；在策蘭的詩歌國度，它們以“新的身份”互相交流，也與有幸進入的讀者們互動。

多年前，在一次詩歌活動現場，曾經有一位讀者問策蘭本人，“我如何才能理解你的詩？”策蘭的回答很簡短：

“讀，讀，讀！”(Lesen Sie, lesen Sie, lesen Sie!)

最初讀到這個片段，我的感覺是“策蘭有些傲慢”。柯尼格引用策蘭的回答，解釋說，策蘭的德語其實是一門他自創的“外語”，他對德語的改造是很極端的，作為讀者，要理解策蘭的詩，就要像學一門新的語言一樣，多多練習，反反復復讀。這就是策蘭那三個“讀”背后的含義。

柯尼格也采用策蘭本人的建議，給學生上課時，他會以精讀的方式講策蘭的詩：以策蘭的詩歌原文為核心，一個一個詞，一句一句，一段一段地細細拆開講解，伴著他自己閱讀過程的評注，這種方式，有點像中國古代讀書人的“句讀”。通常，一首詩需要好幾堂課才能讀完，一學期下來，能讀完三四首詩，“這已經夠多了。”柯尼格說。

在上課過程，克里斯托夫·柯尼格也會傳授讀策蘭的三個“技巧”：第一，以德語的句法(Syntax)作為線索。德語是一門句法規則很嚴格的語言，這種嚴縝的句法規則可以作為進入策蘭詩歌的一項基本工具。第二，找出一首詩的結構。拿到一首詩，先粗讀一遍，讀的過程試著回答一個問題：這首歌是如何搭建的？第三，通過一字一句地精讀，把握詩歌內容和“情節推進”的過程。

策蘭的每首詩，都是一個“完整的故事”。深受超現實主義影響的策蘭，對“現實”的理解是開放的，因而，他的詩歌和詩歌講述的“故事”，并不和他的生活經歷直接對應——它可能是關于具體經歷，也可能是關于腦子里某個想法，或者其他。

“解放”被符號化的保羅·策蘭

跳出“用傳記解釋詩歌”的視角，也警惕各種“海德格爾式”的解讀，把策蘭從各種有問題的教條中撈出來，這是近些年歐洲文學界閱讀策蘭的一大新趨勢。

羅馬尼亞文學批評家Eugen Simion在1981年出版新書《作者的回歸》(The Return of the Author)，以文學史上的經典案例，如傳記作家Sainte-Beuve和普魯斯特的爭議，來說明以傳記為文學批評核心支點的局限性。Simion分析了文本與其作者之間的神秘關系，強調文學創作過程中自我發現的維度。“呼吁讀者的回歸”這一觀點，逐漸被更多文學研究者重視和采納。

2020年9月，在致力于建立歐洲范圍對話和推動歐洲學術文化交流的Villa Vigoni協會，德國奧斯納布呂克大學的克里斯托夫·柯尼格，意大利烏迪內大學的Elena Polledri和法國南特大學的Werner W?gerbauer共同開啟新的研究項目《策蘭作品在歐洲：三個國家的視角看語言學的傳統和沖突》(Celan in Europa：Trinationale Perspektiven auf philologische Traditionen und Konflikte)。

在當前“重新語言化”(Re-Philologisierung)辯論的大背景下，這一項目將從比較的視角出發，對比研究三個國家的“策蘭語言學(Celan-Philologien)”，討論特定研究方法的可能性，也希望推進面向國際的“方法史”。(Methodengeschichte)

位于意大利Loveno di Menaggio的Villa Vigoni協會全景 ?Villa Vigoni

如今，策蘭已經被貼滿標簽，“用德語寫詩的猶太詩人”、“黑暗的大師”、“德語寫作的法國詩人”等等關鍵詞成為大部分讀者認識策蘭的入口。作為項目發起人之一，Christoph K?nig說，新的研究項目希望“解放”被符號化的保羅·策蘭。除了策蘭的詩，他們也會關注策蘭詩歌以外的其他作品，譬如作為讀者的策蘭，作為“譯者”的策蘭，策蘭作品里的歐洲歷史與文學史。

Villa Vigoni協會建筑外景 ?Villa Vigoni

“毫無疑問，策蘭對讀者是有要求的。……由于嚴重受到媒體解讀(Presslektüre)的影響，過去幾年對策蘭的閱讀仍然帶有許多問號和不解。”《請閱讀，請一直讀下去》一文中，Barbara Wiedemann寫道：“這表示，策蘭的理想讀者仍然沒有出現，策蘭對讀者有更大的期望——可能超出讀者本身的能力，也可能超出讀者愿意投入的心力。”[3]

在“理想讀者”這一點，保羅·策蘭詩歌的中文譯者、詩人王家新和Wiedemann觀點一致。他說，除了德國，中國可能是世界上策蘭讀者最多的國家，但是策蘭的“理想讀者”并未出現。2002年他翻譯的《保羅·策蘭詩文選》出版，初版5000本很快售空。他認為，很多讀者都是對策蘭好奇，更多地被他詩中“美麗的句子”吸引，比如“你可以充滿信心地/用雪來款待我”。他懷疑“喜愛”策蘭的大部分讀者是否真正進入了策蘭的詩歌，很可能很多都停在外圍，停在表層。

讀到這里，你可能也會問，如何成為“策蘭的理想讀者”？在演講《為了保羅·策蘭》里，王家新說：“面對策蘭這樣一位詩人，我們誰也不能說我們完全理解了他，或是有絕對的把握來翻譯他”，作為策蘭詩歌的中文譯者，他對自己的要求是保持“忠誠和耐性，是對詩的敬重以及對翻譯本身的局限性的覺悟。”

保羅·策蘭曾經收到讀者關于他的詩歌無法理解的“指控”。他在回信里寫道：“請閱讀！請一直讀，理解自然會來。”這是保羅·策蘭給出的進入策蘭詩歌世界的“指南”，也是他對讀者唯一的請求。

注釋：

[1] “Die Landschaft, aus der ich - auf welchen Umwegen! aber gibt es das denn: Umwege? - die Landschaft, aus der ich zu Ihnen komme, dürfte den meisten von Ihnen unbekannt sein… Es war, wenn ich diese topographische Skizze noch um einiges erg?nzen darf, das mir, von sehr weit her, jetzt vor Augen tritt, - es war eine Gegend, in der Menschen und Bücher.” Paul Celan, Bremer Rede, 1958.

[2]“hatte ich nicht recht, als ich es Dir voraussagte, weil ich selber viele von ihnen schrieb mit dem Gefühl, sie bleiben da und ich bin weit fort. Weit fort bin ich ja eben nicht, aber immerhin.. ” Brief 5, in: Paul Celan, “etwas ganz und gar Pers?nliches” Briefe 1934-1970, p.15.

[3]Wiedemann, Barbara. “?LESEN SIE! IMMERZU NUR LESEN‘: Celan-Lektüre Und Celans Lektüren.” Poetica, vol. 36, no. 1/2, 2004, pp. 169–191.

學人Scholar

學人·思想的蘆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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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請閱讀，請一直讀下去——致敬保羅·策蘭百年誕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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